红学家胡文彬的客厅，四壁都是书柜，与墙面同高宽，里外三层。在一面书柜的右下角，有整整齐齐几排书，书脊上印着各种文字，是世界各地不同译本的《红楼梦》，英文版、法文版，甚至还有蒙古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
　　与那些书相比，茶几上的几本厚册子显得有些陈旧：一本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画册，里面是当年电视剧人物剧照；一本老相册，每一张里都有胡文彬的身影，那是30多年前跟随剧组东奔西走的旧影；还有一本厚厚的剪报集，一页一页按照时间顺序叠放，内容涵盖87版《红楼梦》从筹备、拍摄一直到播出，以及播出后的反响等媒体报道。
　　作为87版《红楼梦》的副监制，从立项、筹备到拍摄再到播出后的宣传，胡文彬一直参与其中。但学者的严谨，又让他与剧组保持着距离。这使得胡文彬既可以从细微处观察电视剧拍摄的每个细节，又不妨碍他从更宏观的层面审视《红楼梦》这部流传了数百年的经典名著。
　　红学界向剧组派出了联络人
　　“如果脱离红学的发展来谈论《红楼梦》电视剧的拍摄，是一种短见。”胡文彬遇见87版《红楼梦》之时，正值《红楼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
　　1980年春 ，《红楼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成为国家性的最高学术机构之一。同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红楼梦》学会（简称中国红学会）成立。而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刊物《〈红楼梦〉学刊》，也在1979年底出版了创刊号。这三件事，胡文彬都参与其中。
　　恰在此时，王扶林有了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的设想，于是通过老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找到了时任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的胡文彬。两人首次见面是1981年。“听了王扶林的想法，我感觉非常激动。因为《红楼梦》自诞生以来，已经有戏剧、说唱、绘画、电影等多种形式，但是唯独没有电视剧。从《红楼梦》的传播和影响力上考虑，我非常支持。”
　　在胡文彬的组织下，中国红学会在恭王府的楠木厅举办了一次会议，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戴临风和王扶林都出席，再次讲述电视剧的拍摄，与会专家虽有一些争议和顾虑，但总体意见是全力支持。“可以说，电视剧《红楼梦》是在时代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大众需求三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诞生的。”
　　胡文彬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是《新华文摘》的编辑，他同时成了红学界向《红楼梦》剧组派出的联络人。5年间，他奔走于剧组与学界之间，每个月只拿30元酬劳。
　　起初创作剧本的是红学家蒋和森，但由于“自觉对电视剧不熟悉，怕伤了《红楼梦》，伤了读者和观众”，他后来选择了主动放弃。在胡文彬的推荐下，新的编剧三人组成立：写过电影《谭嗣同》剧本的吉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刘耕路、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周雷、淮北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周岭。
　　三名新编剧明确分工，对《红楼梦》素有研究但缺少创作经验的周雷负责前40回，一向稳重的刘耕路负责改编戏剧冲突迭起的中间40回，“脂批派”的坚定拥护者周岭则负责改编后40回（“脂批”指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版本，对前80回作了大量署名脂砚斋的批注）。
　　后40回的大胆改编引巨大争议
　　那段日子里，胡文彬、戴临风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常常到位于虎坊桥的戴临风家中召开“三人会议”，解决拍摄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我其实就是‘救火队长’，哪里冒烟儿，就去哪里扑火。”胡文彬说。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将学者、大众的意见反馈给剧组，但并不强加给剧组。
　　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元妃省亲”有一场戏在扬州瘦西湖拍摄，胡文彬和王扶林一起站在摄影机后，镜头前“元妃”成梅从轿子上下来，直接奔着牌坊往里走。胡文彬赶紧拽一下王扶林说不妥：“她这是回娘家，牌坊那么恢宏，她理应停一下，抬头看一眼牌坊上的字。”胡文彬还补充说，这是宫廷教养和文化教养的表现。还有一次，在正定荣国府拍戏，镜头扫过去，胡文彬发现“荣宁大街”四个字，立刻对王扶林说：“应该是‘宁荣大街’，因为宁国府是长房，不能颠倒。”
　　在胡文彬看来，这些虽都为细节，却是一部电视剧的硬伤。电视剧播出后，专门有人写“挑刺录”发表在报纸上。
　　胡文彬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违背常理的错误。比如黛玉進府那场戏，原本黛玉初来乍到，要拜见舅舅贾赦，贾赦推托没见她，只是传了话。在听传话时，书中明确写道黛玉站起来，剧里却是坐着的。而王熙凤哭秦可卿那场戏，书中写的是王熙凤在一个罗圈椅上坐下，开哭，丫鬟婆子们才跪着一起哭，电视剧里演的却是跪着哭。“这些是涉及礼仪的问题。黛玉是小辈，听长辈话时需站着；王熙凤是秦可卿的婶婶，是长辈，哭丧时不应跪下。这些错误容易忽视，一演出来就会显得人物没有教养，损害了人物的形象。”
　　1987年5月《红楼梦》首播后，社会上议论纷纷。除了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争议最多的就是后6集的改编。编剧周岭没有按照通行的高鹗续后40回进行创作，而是进行了大胆的改编：探春替郡主远嫁，史湘云流落风尘……当时，参加87版《红楼梦》播出后研讨会的红学家一致认为：改编者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尽可能吸收高鹗续本合理的部分，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曹雪芹的美学理想，并将故事尽量演得合乎事理人情。
　　实际上，早在后40回创作之初，剧组曾设计过A版、B版两套方案：A版对后40回进行颠覆性的改编，B版严格遵照广为流传的120回本；A版先拍，B版后拍，到时一起播放，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讨论。但到了拍摄后期，种种原因使得B版计划流产。“这是一个遗憾。但总体来说，87版《红楼梦》的拍摄是成功的。电视剧这种全新的表现形式，是戏剧、电影等其他形式不能替代的。”胡文彬说。
　　1988年，也就是电视剧播出的第二年，由冯其庸任团长、胡文彬任副团长的《红楼梦》文化艺术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访问。代表团里还有欧阳奋强、陈晓旭、张莉等“宝黛钗”主要演员，以及电视剧的编剧、服装、美工等。“当地华人很热情，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宝黛钗的小品表演、专家讲座……很是热闹，场场爆满。到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总部大楼时，编辑、记者扔下手头的工作不管，跑出来要亲眼看看林妹妹。”胡文彬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句话一时流传起来，占据了当地媒体的新闻标题上。” 　　《红楼梦》几乎包含中华古典文明的全部精髓
　　87版《红楼梦》在海内外受到的欢迎，不仅仅是电视剧本身的成功，更体现了这部经典名著在炎黄子孙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1998年，红楼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台湾举行。艺术展开幕的锣音未落，观众就如潮水般涌入，孩子们把大观园的模型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看过展览后，郝柏村等人的话令胡文彬印象深刻。“他们说：‘我们历史的血脉、文化的血脉不能断。这次来了《红楼梦》，下次《西游记》也可以来啊！’类似的展出在香港、新加坡也很火爆。表面上，这是他们对《红楼梦》的热情，实际上是骨子里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
　　在胡文彬看来，《红楼梦》能唤起人们的归属感，是因为它几乎包含了中华古典文明的全部精髓。“国学大师饶宗颐有个观点，汉字的独特性是决定中国不可能灭亡的重要原因。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和拼音文字差别巨大，使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体系，凝聚力很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以及本身的行文都堪称经典，中华文字之韵、文化之美，在书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除此之外，《红楼梦》还是一部古典服饰、饮食、建筑等领域的百科全书。“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经过几千年发展，到了18世纪都被曹雪芹的一支笔记录下来。”
　　“此外，人物塑造的丰富、深刻，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胡文彬说道。王熙凤的出场就像唱戏一样，帘子还没挑，就能听到她张扬、浮夸的笑声；谨小慎微的林黛玉处处小心，唯独在遇到贾宝玉后才打开心门；薛宝钗说得少看得多，世故圆滑，城府不浅很少得罪人……“对应我们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几乎所有的性格类型都在《红楼梦》中有模板。这些模板的境遇、遭际和结局，对我们的人生颇有启发。”
　　在这些表象之下，深刻的思想性使得《红楼梦》在21世纪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是面对世事变幻，人们的内心要在何处安放。“比如贾宝玉，原本心无所定，甚至浪荡。到了梨香院非要龄官给他唱一段，结果被龄官厌弃。他在失落之余，看到龄官和贾蔷的恩爱情形，感悟到‘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从此心里只有黛玉一人。这和今天何其相似。有多少人觉得世界太乱，烦恼太多，总也找不到内心的宁静。读完宝玉在梨香院这一段，正在为情感困扰的年轻人会不会有所悟？时代不论怎么变，人内心深处的苦恼和欢乐、迷惘与感悟，本质上不会变。”胡文彬说。
　　《红楼梦》中贾府三世而衰、五世而终，两个主要的原因是教育失败和经营不善。从传承家業的角度来说，贾宝玉的教育就是失败的，贾政要管，被贾母一手护住。至于经营不善，贾府从来只有软预算没有硬预算，结果是上下中饱私囊成风，还有王熙凤这么一只“大老虎”。最终到了抄家时，贾府很多人才恍然大悟：这家原来早就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很深。《红楼梦》中透出的家族兴衰之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很有借鉴意义。想到这里，难免觉得《红楼梦》和《资治通鉴》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司马光用的是严肃、说教的方式，有人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但是曹雪芹则把这些寓于故事之中，让我们自己去体味、感悟。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文艺版的《资治通鉴》。”
　　说到这里，胡文彬想起去年到河南某大学讲座时的情形。讲座结束时，一个女生走到讲台旁，说想唱一段电视剧的主题曲给大家听，胡文彬自然不反对。那女孩一点也不怯场，唱起了《枉凝眉》，台下顿时鸦雀无声，唱完后，掌声雷动。“‘90后’‘95后’的孩子们对《红楼梦》都有这样的感情，足见经典名著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将来《红楼梦》和中国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作品和这样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