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初期，在旧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近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弘毅中学（今清华中学）隔壁恒兴公寓裙房下开设了一间小小照相馆，称其为小小照相馆，因为只有一开间门面，照相暗房就设在卫生间旁边，摄影室就在阁楼上，所以小得不能再小了。可是它却取了一个响亮的店名，叫“徕卡照相馆”，徕卡可是德国货，有名的照相机牌号，因当时还没有产权之说，那就这样叫下来了。
　　当时国民政府当局正颁发国民身份证。那时先将证件发给个人，按栏目填写，然后决定日期，实行宵禁，由军警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核对，然后盖上公章，这张身份证就有效了。但是每张身份证上要贴上登记照，于是大家纷纷到照相馆拍登记照。当时登记照分等级收费，徕卡照相馆因硬件不如大店，定为四级，所以价格比较便宜，人们便趋之若鹜，纷纷到徕卡照相馆来拍登记照，可谓照相馆开得适逢其时，故生意兴隆，门庭若市。
　　当时上影厂刚刚成立，为了便于导演挑选演员，需要拍一些资料照片，工作人员经过十几家照相馆对比，考核，最后经厂方权威人士确定，以徕卡为定点。每个演员要拍三吋全身照，二吋正面照，二吋左右侧面照，一套四张。于是电影厂的演员纷纷前来拍照，当时孙道临、赵丹、白杨、程之、陈述、蒋天流、牛彝、铁牛、邓楠等等100多名演员都前来拍照，于是照相馆莺歌燕舞，群星璀灿，很是热闹，待李季、关宏达等笑星到来，更掀起一股欢乐气氛。
　　照片拍好后，照相馆挑选一部份放大后，放在橱窗内，作为样片又加强了宣传。当时挑选了有赵丹、白杨、孙道临等数人。一日有一个小姑娘，十四五岁年纪，梳两根羊角小辫，穿一身阴丹市林旗袍（似是校服）盯住橱窗内孙道临的照片在看，这时突然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她衣衫尽湿，但是她盯住照片岿然不动，店内人员见了忙拉她进店，问她“干什么”，她的回答出乎人意料之外，她说“这么大的雨，为什么将他（指孙道临）淋在雨中”。店内人员暗然好笑，但是还是满足她的要求，将孙道临的照片取下来，用毛巾将她淋湿的头发擦干，还借了一把伞给这个孙道临的小影迷（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铁杆粉丝）回去。
　　这些影星们对照相馆的服务甚为满意，如果有自拍的照相亦拿到店内冲洗，“情报处长”陈述有一架徕卡照相机，当时相机内用的是电影胶片，放在暗盒内，拍完了要经过暗房冲洗才能知道拍摄的效果，一般拍好后将胶片交给店内，要到晚上打烊后才集中冲洗，待第二天开门才能知道结果，但是摄影者都有一个心理，能越早知道结果越好。他们对“情报处长”破例，收到胶片就冲，立等可取，这样照相馆要配新的显影液和定影液，虽然成本较高，但是满足了这位“情报处长”的愿望，他非常满意，因此他有事没事常到照相馆来走走，聊聊家常，一次剧务周伯勋临时拍片要找陈述，竟然在照相馆内找到他，亦传为一段佳话。
　　一天晚上已十点多了，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店员开门一看惊呆了，有一位“酷似毛主席”的男人站在门外，那人对店员说“我可以进来吗？”那店员如梦初醒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见那位先生摸出了一张介绍信说，“我是上影厂的特型演员，今天来拍资料照，但是冲晒出来后，我连底片也要收回，因为暂时形象还不能公开！”店内人员才恍然大悟。
　　一天黄晨来电，当时黄晨既是演员又是上影厂的劳保委员，她说：“晚上周璇要来拍资料片，晚上十点以后来，注意保密，免得引起轰动。”当时周璇已从香港归来，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治疗，病情已大有好转，故也来拍资料片，店方接到电话后作了精心的准备，拍片结果非常满意，其中一张被选为《上影画报》封面照片。
　　照相馆虽小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因为他拥有摄影师恽锡麟。当时的恽锡麟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刚从江阴乡下到上海来就业，但是他刻苦钻研摄影技术，曾有上影厂行家评价他的作品具有“用光考究，拍摄角度合理，层次分明，成象非同一般”的特点，所以得到顾客的好评。公私合营后他随同徕卡并入淮海中路东方照相馆，由于他精湛的技术被行业评为“特级摄影师”，他对摄影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并被推选为“上海摄影家协会理事”。
　　要拍好冲好照片，暗房工作也是极其重要的场所，主持暗房操作的是他的妹夫诸锦文，公私合营后以技术人员支援内地，当上了昆明市人民照相馆的经理，并被推选为“昆明市摄影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