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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迷茫变成潜在的希望,他们会像70后崇拜切·格瓦拉那样,急切地寻找塑造属于自己的英雄,这种集体心理走向就把《潜伏》、姜伟和所有年轻的观众联系在了一起。
听闻《潜伏》在观众中好评如潮,陈山笑得比谁都乐。十多年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姜伟肯定听过文学系教授陈山的课,生于解放前、享过改革的福、二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影视艺术的陈山对新中国谍战片如数家珍。他也许不是“弄潮儿”,却绝对称得上谍战片领域最地道的“老克勒”,最资深的“看潮儿”。
十七年,红得可爱
我很幸运,出生于一户热衷看电影的上海人家。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自己的电影启蒙正是名噪一时的《天字第一号》。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独自跑去影院重温了孩提的记忆。在电影放映的第一分钟,我就被激动人心的情节所震撼:间谍争斗、多角恋爱、家庭伦理、美女英雄,包罗万象。后来,无数次欧阳莎菲的形象伴着我入梦。
差不多在我刚记事时,十里洋场的弄堂巷尾流传着一部徐訏写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后来还被评为40年代四大长篇小说之一,说的是国民党女间谍白萍打入日本军部的惊险故事,那时谍战片和谍战小说已经风靡一时。
四年后,大陆、台湾隔海相望,成败是非、世事如烟。可是,谍战片却顽强地统治了银幕的大半江山。随着建国初期,《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神秘的旅伴》的成功运作和磨砺,50年代,国内谍战片进入了鼎盛时期。有趣的是,那时的谍战片被我们赋予了一个既红又应景的名字:地下斗争片。那时,正逢《暗中发生的事情》等一大批苏联的反特谍战小说涌入国内。在那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成了我们这代人最风靡的枕边读物。仔细想来,这些小说都有着显著的共同点:惊险感十足,特务头子往往是书中最意想不到的角色。于是,苏联谍战小说在培养了我们一代人的观影心态之时,也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本土地下斗争题材的兴盛,提供了充足的艺术养料。
当时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作宣传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巨变,虽还是描述敌我双方的政治斗争,但敌方却从日本鬼子转到了国民党一方。譬如《羊城暗哨》的故事背景正是建国初著名的“广州第一大案”,当然其中也会有儿女情长的桥段,也是我最爱看的部分。但最终正义的一方还是“六根清净”、敌我分明地铲除了敌人。
可是,地下斗争片却把故事性和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总是带着很强的趣味性。尤其是与美国交恶,好莱坞电影披上了“阿飞艺术”(流氓艺术)的外衣,那些西部牛仔骑着骏马,搂着美女,戴着墨镜,到处飞奔的场景,与腐朽和堕落画上了等号,从此远离了我们的视野。电影“舶来品”越来越稀缺,我们这群年轻人只能戴上娱乐性的“眼镜”去享受谍战片的惊险刺激。对于50年代闯入我生活的两部谍战片《英雄虎胆》和《羊城暗哨》,我至今记忆犹新,两部影片虽以地下斗争为主题,但内容中加入了浓重的观赏性成分,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
最让人耳目一新的还数《英雄虎胆》里王晓棠饰演的阿兰小姐。还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在弄堂里的大哥哥、大姐姐陪同下去看这部电影的。最有趣的是,当阿兰小姐扭动伦巴的时候,借着微弱的光芒,我能清晰地记下身边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眷恋、爱慕、赞叹……阿兰小姐点燃了上海人体内的荷尔蒙。电影结束后,一些意犹未尽的青年在电影院门口手舞足蹈,模仿起了阿兰小姐那不知名的舞蹈,很快這就成了上海滩的时尚活动。一时间,阿兰小姐倾倒了无数与现代摇滚乐隔绝的都市少男少女,弄堂巷口、少女闺阁,我们唯一讲述的故事都围绕着阿兰小姐。不过,在阿兰之余,我心目中还烙刻着潇洒自如的侦察员王炼的形象,英俊的冯喆在《羊城暗哨》中的扮相几乎成了我这个懵懂少年唯一的男性标杆。那时的谍战片几乎是我们心目中偶像的源泉。
60年代,偶然的机缘让我接触到了保定作家李英儒的作品,很快“保定作家群”的红色小说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伴随我们成长。其时,地下斗争片是最应景的,很快“保定作家群”的文学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其中,1963年公映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至今看过的谍战片的集大成之作,即使现在观之都不嫌落伍。与以往的地下斗争片不同,《野》错综复杂的恩仇情网格外引人入胜,王晓棠分饰金环和银环两角,姐妹俩迥异的性格特征、带点武侠味儿的剧情,男主角王心刚的表演也是出类拔萃。于是,我们就流行起了一句口号“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
“潜伏”在“文革”的“主旋律”
来势汹猛的“文革”彻底改变了谍战片的命运,最让我印象深刻且又抱不平的是,曾经银幕上的英雄、女杰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逃脱不了斗争的火焰,冯喆被打成了“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最终因承受不住肉体和心灵的摧残,在“文革”如火如荼之时选择了一死了之;昔日的“中国第一女特务”王晓棠也受人污蔑,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
十年“文革”,是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往昔的地下斗争片悄然离开了我的生活。我随着人潮无数次挤入影院,直把这八个“大戏”看得倒背如流,却也看出了些许门道,这八个样板戏不都是基于地下斗争题材的吗?
《红灯记》的地下工作者李玉和和师母李奶奶、师兄的女儿李铁梅,组成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家庭,如今在我看来,还有点变相的《潜伏》的味道。故事说的也是李玉和接到党的指示,将地下交通员送来一份密电码,转移到游击队去的地下斗争题材。然而,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数《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在她身上,不但糅和了地下斗争者形象,而且大智大勇,是个有血有肉的角色,这在为我们所熟识的八个样板戏中是绝无仅有的。潜伏在样板戏背后的谍战题材,反倒成了主旋律背后的“主旋律”,只是这样的谍战是变了味的谍战,有时甚至还为“四人帮”所利用。
显然,我这样的想象纯属画饼充饥,倒着实聊解了“文革”时期的文化饥荒。本以为只有我这样的有心人才有这般感悟,走出“文革”后,我和朋友交流之下,发现此般聊以自慰者岂止我一人呀!
“阿飞艺术”归来
1978年,云开雾散,苏联的谍战电影成了叩开改革开放大门的第一块敲门砖。《叛徒》、《鲁勉柴夫案件》、《海军上尉巴宁》……一系列赫鲁晓夫时期的谍战片一下子涌进影院。
由于“文革”期间绝大多数电影编剧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入了牛棚,导致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谍战电影陷入了无剧本可用的尴尬境地。过了一年光景,国产谍战片终于重现影院。当我看到《保密局的枪声》海报的那一刹那,内心涌起的,是难以言表的激动。于是,立刻买了当场的电影票,出乎我意料的是,影片正是改编自我所熟悉的红色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二十多年前,正是青春年华的我曾捧着《解放日报》一期不拉地读完了这篇长篇,真是往事浮想联翩……
如果说《保密局的枪声》把“文革”前后的谍战片渊源延续了下来,那么《敌营十八年》无疑借着电视的东风将谍战片送入了千家万户。随着电视的普及,绝迹的“阿飞艺术”重新复苏,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是当时最受追捧的电视剧之一,也彻底颠覆了我对谍战片的传统定义。原本正气凛然的主人公成了一群由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的敢死队,平日里吊儿郎当,遇上危难才变得勇敢万分,但又是那么的富有个性和人性。然而,“阿飞艺术”还是没能逃过残存的“左”的思潮作祟,很快《加》被禁播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录像带的走红还是让《加》活了下来。
录像带走入了我的生活,也带来了一帮阿飞演员。从阿兰·德龙的《德黑兰1943》,到罗杰·摩尔的《海狼》,那个嘴里整天嚼着口香糖、吊儿郎当的盖文上尉在我的意识里俨然成为了谍报人员的代言人。
80年代中期,罗杰·摩尔就此一跃成为大众偶像,精明的录影带商也嗅查到了其中的无限商机。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常去的那家录像带租赁店冒出了一套新片,名字很神秘:《007》,更惊奇的发现是,封面的主人公竟是《海狼》里的罗杰·摩尔。罗杰扮演的邦德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流倜傥式表演,总是美女香车相伴,每次都会和敌方的女间谍产生一段奇妙的情缘。那时中国观众的观影心态已经完全向娱乐化靠拢,《007》系列逃过了《加里森敢死队》的厄运,也成为平日里影迷们讨论得最多的谍战片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80年代的国产谍战片已经让人失望地呈现颓势。特别是80年代中叶起,新一代导演的《黄土地》、《红高粱》等当代题材成了电影与电视的主旋律,而国内的谍战题材电影电视却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时代。
80后的精神食粮
20世纪末,改编名著高潮重新崛起,许多毛泽东时期的题材也重新被挖掘出来。电影和电视的时代背景也在向1949年前后推进。《暗算》是我早先关注的当代谍战电视。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暗算》和50年前的《冰山上的来客》一样,应该归到反特的题材中去,但不可否认的是,谍战和反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现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暗算》时,不难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不过这也是影视发展的必经之路。
去年春末,我很欣喜地在电视上看到姜伟的《潜伏》。如果不是对改革开放后谍战片第二波高潮的共鸣,姜伟是绝不可能拍出《潜伏》这样一部“十七年”地下斗争片与21世纪新谍战片的承上启下之作。《潜伏》继承了解放初期老前辈的旗帜,不但保留了主流意识性和可看性的有机融合,也有超越以往所有谍战片的妙笔春生。孙红雷饰演的余则成不像过往的“老派间谍”那般,从一而终地怀着崇高的信仰,他完全是出于对左蓝的爱情冲动参加工作,这就打破了地下工作片的陈年框架。《潜伏》中的敌人也不再是漫画式的天马星空,不是《红灯记》的鸠山,他们身上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尤其是李涯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一些论坛上还发现,很多男孩子反而很喜欢这个生动可爱的“反面角色”。
《潜伏》的结尾也给我留下许多思考,它让我反复回味余则成和左蓝、翠萍、晚秋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瓜葛,这种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爱情到“乱点鸳鸯谱”的恋爱哲学也超越了此前所有的谍战片。我认为,《潜伏》是当代谍战剧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可是《潜伏》的规模却很难同《野火春风斗古城》同日而语,这值得引起我们思考。
《潜伏》和《暗算》掀起了谍战反特片的第三次浪潮,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谍战片被现在的影视人翻拍了个遍,一时间满城竞说“谍战片”,拍片都要多少沾点谍战的光,从最近很红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中也不难发现谍战的线索。
一部影视作品没有年轻一代的肯定,是绝对火不起来的。在我看来,新一轮谍战热潮颇有点时势造英雄的意味。次贷危机后,许多为工作苦恼的80后生活在不见底的迷茫之中,原本趋之若鹜的西方文化让他们失望透顶。这反而刺激他们学会反思,反思自己的文化,反思身处的体制……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把它归结为新理想主义时代开始。于是,表面的迷茫变成潜在的希望,他們会像70后崇拜切·格瓦拉那样,急切地寻找塑造属于自己的英雄,这种集体心理走向就把《潜伏》、姜伟和所有年轻的观众联系在了一起。我平时上课时总会和学生强调,研究电影的时候要研究集体心理的走向,这才是所有影视作品亘古不变的走红秘诀。
听闻《潜伏》在观众中好评如潮,陈山笑得比谁都乐。十多年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姜伟肯定听过文学系教授陈山的课,生于解放前、享过改革的福、二十年如一日地钻研影视艺术的陈山对新中国谍战片如数家珍。他也许不是“弄潮儿”,却绝对称得上谍战片领域最地道的“老克勒”,最资深的“看潮儿”。
十七年,红得可爱
我很幸运,出生于一户热衷看电影的上海人家。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自己的电影启蒙正是名噪一时的《天字第一号》。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独自跑去影院重温了孩提的记忆。在电影放映的第一分钟,我就被激动人心的情节所震撼:间谍争斗、多角恋爱、家庭伦理、美女英雄,包罗万象。后来,无数次欧阳莎菲的形象伴着我入梦。
差不多在我刚记事时,十里洋场的弄堂巷尾流传着一部徐訏写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后来还被评为40年代四大长篇小说之一,说的是国民党女间谍白萍打入日本军部的惊险故事,那时谍战片和谍战小说已经风靡一时。
四年后,大陆、台湾隔海相望,成败是非、世事如烟。可是,谍战片却顽强地统治了银幕的大半江山。随着建国初期,《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神秘的旅伴》的成功运作和磨砺,50年代,国内谍战片进入了鼎盛时期。有趣的是,那时的谍战片被我们赋予了一个既红又应景的名字:地下斗争片。那时,正逢《暗中发生的事情》等一大批苏联的反特谍战小说涌入国内。在那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成了我们这代人最风靡的枕边读物。仔细想来,这些小说都有着显著的共同点:惊险感十足,特务头子往往是书中最意想不到的角色。于是,苏联谍战小说在培养了我们一代人的观影心态之时,也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本土地下斗争题材的兴盛,提供了充足的艺术养料。
当时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作宣传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巨变,虽还是描述敌我双方的政治斗争,但敌方却从日本鬼子转到了国民党一方。譬如《羊城暗哨》的故事背景正是建国初著名的“广州第一大案”,当然其中也会有儿女情长的桥段,也是我最爱看的部分。但最终正义的一方还是“六根清净”、敌我分明地铲除了敌人。
可是,地下斗争片却把故事性和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总是带着很强的趣味性。尤其是与美国交恶,好莱坞电影披上了“阿飞艺术”(流氓艺术)的外衣,那些西部牛仔骑着骏马,搂着美女,戴着墨镜,到处飞奔的场景,与腐朽和堕落画上了等号,从此远离了我们的视野。电影“舶来品”越来越稀缺,我们这群年轻人只能戴上娱乐性的“眼镜”去享受谍战片的惊险刺激。对于50年代闯入我生活的两部谍战片《英雄虎胆》和《羊城暗哨》,我至今记忆犹新,两部影片虽以地下斗争为主题,但内容中加入了浓重的观赏性成分,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
最让人耳目一新的还数《英雄虎胆》里王晓棠饰演的阿兰小姐。还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在弄堂里的大哥哥、大姐姐陪同下去看这部电影的。最有趣的是,当阿兰小姐扭动伦巴的时候,借着微弱的光芒,我能清晰地记下身边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眷恋、爱慕、赞叹……阿兰小姐点燃了上海人体内的荷尔蒙。电影结束后,一些意犹未尽的青年在电影院门口手舞足蹈,模仿起了阿兰小姐那不知名的舞蹈,很快這就成了上海滩的时尚活动。一时间,阿兰小姐倾倒了无数与现代摇滚乐隔绝的都市少男少女,弄堂巷口、少女闺阁,我们唯一讲述的故事都围绕着阿兰小姐。不过,在阿兰之余,我心目中还烙刻着潇洒自如的侦察员王炼的形象,英俊的冯喆在《羊城暗哨》中的扮相几乎成了我这个懵懂少年唯一的男性标杆。那时的谍战片几乎是我们心目中偶像的源泉。
60年代,偶然的机缘让我接触到了保定作家李英儒的作品,很快“保定作家群”的红色小说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伴随我们成长。其时,地下斗争片是最应景的,很快“保定作家群”的文学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其中,1963年公映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至今看过的谍战片的集大成之作,即使现在观之都不嫌落伍。与以往的地下斗争片不同,《野》错综复杂的恩仇情网格外引人入胜,王晓棠分饰金环和银环两角,姐妹俩迥异的性格特征、带点武侠味儿的剧情,男主角王心刚的表演也是出类拔萃。于是,我们就流行起了一句口号“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
“潜伏”在“文革”的“主旋律”
来势汹猛的“文革”彻底改变了谍战片的命运,最让我印象深刻且又抱不平的是,曾经银幕上的英雄、女杰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逃脱不了斗争的火焰,冯喆被打成了“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最终因承受不住肉体和心灵的摧残,在“文革”如火如荼之时选择了一死了之;昔日的“中国第一女特务”王晓棠也受人污蔑,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
十年“文革”,是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往昔的地下斗争片悄然离开了我的生活。我随着人潮无数次挤入影院,直把这八个“大戏”看得倒背如流,却也看出了些许门道,这八个样板戏不都是基于地下斗争题材的吗?
《红灯记》的地下工作者李玉和和师母李奶奶、师兄的女儿李铁梅,组成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家庭,如今在我看来,还有点变相的《潜伏》的味道。故事说的也是李玉和接到党的指示,将地下交通员送来一份密电码,转移到游击队去的地下斗争题材。然而,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数《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在她身上,不但糅和了地下斗争者形象,而且大智大勇,是个有血有肉的角色,这在为我们所熟识的八个样板戏中是绝无仅有的。潜伏在样板戏背后的谍战题材,反倒成了主旋律背后的“主旋律”,只是这样的谍战是变了味的谍战,有时甚至还为“四人帮”所利用。
显然,我这样的想象纯属画饼充饥,倒着实聊解了“文革”时期的文化饥荒。本以为只有我这样的有心人才有这般感悟,走出“文革”后,我和朋友交流之下,发现此般聊以自慰者岂止我一人呀!
“阿飞艺术”归来
1978年,云开雾散,苏联的谍战电影成了叩开改革开放大门的第一块敲门砖。《叛徒》、《鲁勉柴夫案件》、《海军上尉巴宁》……一系列赫鲁晓夫时期的谍战片一下子涌进影院。
由于“文革”期间绝大多数电影编剧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入了牛棚,导致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谍战电影陷入了无剧本可用的尴尬境地。过了一年光景,国产谍战片终于重现影院。当我看到《保密局的枪声》海报的那一刹那,内心涌起的,是难以言表的激动。于是,立刻买了当场的电影票,出乎我意料的是,影片正是改编自我所熟悉的红色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二十多年前,正是青春年华的我曾捧着《解放日报》一期不拉地读完了这篇长篇,真是往事浮想联翩……
如果说《保密局的枪声》把“文革”前后的谍战片渊源延续了下来,那么《敌营十八年》无疑借着电视的东风将谍战片送入了千家万户。随着电视的普及,绝迹的“阿飞艺术”重新复苏,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是当时最受追捧的电视剧之一,也彻底颠覆了我对谍战片的传统定义。原本正气凛然的主人公成了一群由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的敢死队,平日里吊儿郎当,遇上危难才变得勇敢万分,但又是那么的富有个性和人性。然而,“阿飞艺术”还是没能逃过残存的“左”的思潮作祟,很快《加》被禁播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录像带的走红还是让《加》活了下来。
录像带走入了我的生活,也带来了一帮阿飞演员。从阿兰·德龙的《德黑兰1943》,到罗杰·摩尔的《海狼》,那个嘴里整天嚼着口香糖、吊儿郎当的盖文上尉在我的意识里俨然成为了谍报人员的代言人。
80年代中期,罗杰·摩尔就此一跃成为大众偶像,精明的录影带商也嗅查到了其中的无限商机。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常去的那家录像带租赁店冒出了一套新片,名字很神秘:《007》,更惊奇的发现是,封面的主人公竟是《海狼》里的罗杰·摩尔。罗杰扮演的邦德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流倜傥式表演,总是美女香车相伴,每次都会和敌方的女间谍产生一段奇妙的情缘。那时中国观众的观影心态已经完全向娱乐化靠拢,《007》系列逃过了《加里森敢死队》的厄运,也成为平日里影迷们讨论得最多的谍战片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80年代的国产谍战片已经让人失望地呈现颓势。特别是80年代中叶起,新一代导演的《黄土地》、《红高粱》等当代题材成了电影与电视的主旋律,而国内的谍战题材电影电视却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时代。
80后的精神食粮
20世纪末,改编名著高潮重新崛起,许多毛泽东时期的题材也重新被挖掘出来。电影和电视的时代背景也在向1949年前后推进。《暗算》是我早先关注的当代谍战电视。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暗算》和50年前的《冰山上的来客》一样,应该归到反特的题材中去,但不可否认的是,谍战和反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现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暗算》时,不难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不过这也是影视发展的必经之路。
去年春末,我很欣喜地在电视上看到姜伟的《潜伏》。如果不是对改革开放后谍战片第二波高潮的共鸣,姜伟是绝不可能拍出《潜伏》这样一部“十七年”地下斗争片与21世纪新谍战片的承上启下之作。《潜伏》继承了解放初期老前辈的旗帜,不但保留了主流意识性和可看性的有机融合,也有超越以往所有谍战片的妙笔春生。孙红雷饰演的余则成不像过往的“老派间谍”那般,从一而终地怀着崇高的信仰,他完全是出于对左蓝的爱情冲动参加工作,这就打破了地下工作片的陈年框架。《潜伏》中的敌人也不再是漫画式的天马星空,不是《红灯记》的鸠山,他们身上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尤其是李涯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一些论坛上还发现,很多男孩子反而很喜欢这个生动可爱的“反面角色”。
《潜伏》的结尾也给我留下许多思考,它让我反复回味余则成和左蓝、翠萍、晚秋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瓜葛,这种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爱情到“乱点鸳鸯谱”的恋爱哲学也超越了此前所有的谍战片。我认为,《潜伏》是当代谍战剧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可是《潜伏》的规模却很难同《野火春风斗古城》同日而语,这值得引起我们思考。
《潜伏》和《暗算》掀起了谍战反特片的第三次浪潮,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谍战片被现在的影视人翻拍了个遍,一时间满城竞说“谍战片”,拍片都要多少沾点谍战的光,从最近很红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中也不难发现谍战的线索。
一部影视作品没有年轻一代的肯定,是绝对火不起来的。在我看来,新一轮谍战热潮颇有点时势造英雄的意味。次贷危机后,许多为工作苦恼的80后生活在不见底的迷茫之中,原本趋之若鹜的西方文化让他们失望透顶。这反而刺激他们学会反思,反思自己的文化,反思身处的体制……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我把它归结为新理想主义时代开始。于是,表面的迷茫变成潜在的希望,他們会像70后崇拜切·格瓦拉那样,急切地寻找塑造属于自己的英雄,这种集体心理走向就把《潜伏》、姜伟和所有年轻的观众联系在了一起。我平时上课时总会和学生强调,研究电影的时候要研究集体心理的走向,这才是所有影视作品亘古不变的走红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