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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孟子》学是清代学术一个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部分，也是清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裴学海、胡毓寰等的经注研究，到新时期萧父、余英时、何泽恒、董洪利、黄俊杰、李明辉等的深入开掘，都是明证。李畅然著《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作为这一领域的新著，其内容的丰富与见解的独到，读罢给人以启迪。
一、视野开阔，高屋建瓴
学术视野的拓展，往往与学术研究的进深同步，从而结出推动学术发展的硕果。本书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点给人以启发。
第一，研究清代《孟子》学史不局限于《孟子》，也不局限于清代。
研究宋以后的《孟子》学首先会遇到《孟子》学专著与四书类和十三经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主张研究宋以后的《孟子》学应只研究单独的《孟子》学著作，但这样狭仄的视野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甚至会因材料的断裂致使研究线索和逻辑中断。四书学是宋以后《孟子》学首要的知识背景，其后才是经学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仅仅研究后者会因脱离知识背景而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鉴于此，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四书和十三经著作的相关内容，甚至扩展到经解、小学、史书、子书、文集、笔记等作品。
研究清代《孟子》学也不能局限于清代资料，否则会因缺乏宏观关照而难以准确定位，也会因缺乏微观参照而无法深入剖析。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历史上的《孟子》学著作，对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及梁启超、钱穆、黄爱平、董洪利、黄俊杰等的论著做过深入研究，对许多议题有专门探讨。正是这样的理性认识和个人努力，使得本书的论述有了宏观历史意识，也使其微观分析具体深入。关于前者，作者曾言：“要了解清代《孟子》学的状况，第一本必读书是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孟子〉学史大纲》，李畅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419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后者在其对黄宗羲《孟子师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和焦循《孟子正义》等的分析中有很好体现。
第二，全面搜集清代《孟子》学资料，“竭泽而渔”。
作者熟练利用目录学知识搜集资料，“对清代《孟子》学研究的专著做了近乎穷尽的书目调查”（21页），对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国内及日美各大藏书单位的一百七十五种书目做了全面统计，掌握了两千五百条数据，搜集到清代《孟子》学著作八百六十三种，作者七百五十二人（佚名三十八人），数目之巨大，令人惊讶；并根据原书内容、目录介绍、作者学术和书名四个方面对这些著作做了偏义理、偏考据、偏文学的分类，又专门统计了初学类、典故类、辑佚类、《孟子外书》类、年谱类、孟子弟子类等较简单、易成书者。作者由此得出了精细的、条理化的《孟子》学著作的内容和年代分布，并结合阅读近百种著作对清代《孟子》学发展做了独到的分析。这样的研究表现了扎实的目录学功底和较高的分析、概括能力，也加深了对学术史的认识。“目录学使我们的眼光跳出传统的学问大家的范围，跳出传统的义理与考据对垒之成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前言》，3页）
第三，多视角、综合性地分析研究对象。
视野开阔还反映在研究主体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角度上。作者认识到传统的哲学史、学术思想史以及相关专书学史的缺憾而采取了多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式：“本书以董洪利师《孟子研究》下编规范的学术史的写法为基础，是一种以目录学为基石的综合性历史叙述，至于利用语言文字学和其他的考据手段对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只是零散的、辅助性的……同时也适当吸收了黄俊杰《孟子思想史论》重视理论思辨的长处。”（21页）
首先是文献学视角。目录学的工作直接影响了本书结构，全书主体为第三章“总说”和第四章“分期详述”，第四章各期又有“综述”有“专讲”，正是基于作者目录学工作的“出奇料理”。这打破了一般学术史的撰写体例，有总有分，有面有线有点，既宏观把握，又微观深入，如此布局，确实别出心裁。文献学视角还体现在对版本、辑佚、编纂诸学科知识的运用上，这也局部地影响了本书的结构和观点。作者在第三章创造性地用主要篇幅讨论《孟子》学的著作类型（135页），特别是利用目录学和编纂学知识对四书学本身、讲章制艺尤其是“四书大全”类和四书典故类著作有了新认识，进而认为学术上的因袭重复是主要的，传统延续本身即有意义，这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
其次是语言文字学知识的运用。这突出体现在对戴震《字义疏证》和焦循《正义》的研究上。第四章辟出“名物训诂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地位”部分，具体探讨戴震《疏证》对“理”字的揭示、对“谓之”“之谓”训诂条例的发明，第五章第四节二之（三）又对此进行了辨析，认为《疏证》于“理”字认识有偏、“谓之”“之谓”训诂条例不能成立，又指出《疏证》在“道”、“性”训释上的意气，功力深著，见解精辟。作者指出焦循《孟子正义》“训诂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完全继承了传统训诂学中不好的一面，拘泥于旧有的训诂，不分析义项是否一样，不辨别语境是否相同”（301页），这在焦疏资料中如何甄别判断很需要功力，作者举出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对“后”、“道”、“何有”的分析尤其令人解颐。作者还指出焦疏辗转训诂、轻言假借尤其是以时音言假借（372页）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老狱断案能力。语言文字学视角揭示了这些清代著名学者解经技术的不足和个人及时代思想的渗入，从而直接缔造了本书的理论和结构。
再次是对哲理思辨和语言诠释学的精熟运用，这更多体现了本书的理论特色和学术面向。
二、多层面向，清晰理性
作为一部用功十一年的学术专著，思想、风格的统一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内涵和学术面向的单一化，反而应该尽量丰富和多层，方能说理透彻明白、认识全面准确。
第一，关注精英学术与大众学术的互动。
将学术兴奋点集中于精英学术，揭“异”示“新”，进而体察到学术发展的脚步，已是学界共识。作者长期研究焦循《正义》，进而研究戴震《字义疏证》，再扩展到黄宗羲、颜元、李光地、阎若璩、毛奇龄、阮元、俞樾、康有为等人，就体现了对精英学术的重视。这些学者的相关著作代表了清代《孟子》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其相互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清代《孟子》学的演变逻辑。本书对这些著作用功颇深，见解新颖独到，乃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值得称道的是在研究精英学术的同时，作者还关注到大众学术。只专注精英学术往往会忽视背景知识、具体语境和社会反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因缺少宏观把握而偏向单薄和超忽。当大量的“无名”之辈走入本书的研究视野，作者顺势将大众学术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作者写道：“个体依附于传统，并且通过依附于传统来延续或者改变传统……义理身心之学盛时平庸的文人士子跟风，经史考据之学盛时平庸的文人士子也跟风。尽管跟风是俗学，但是没人跟风，这种学术传统的精英部分也难以达到其最高点。”（162页）这正见出精英学术与大众学术息息相关推动学术发展的历史真相：“俗学与精英之学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循重复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表示这种传统在新的一个时间段里的延续。”（163页）作者不但通过书目统计从数字上反映出《孟子》学著作有关官方意识、尊朱尊王宗汉、沽名射利等表现，而且认识到讲章制艺、经书典故类、集疏类等著作体式的大量存在及其代表的文化学术意义，认识到清代《孟子》学高度繁盛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认识到清代朱熹《四书集注》依然通行的事实及其原因，尤其是从历时和共时上认识到《孟子》学史总是同大于异，因循重复仍然是主要特征，清代依然属于经学时代这一最大事实，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
第二，现代诠释学的深入认识与合理运用。
诠释学在西方古代主要用来解说神的话语。现代诠释学的开创者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把传统的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转变为本体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进一步结合，使哲学诠释学成为六十年代以来重要的哲学流派。在哲学上呼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汤一介先生，将诠释学理论运用于传统典籍学术研究在台湾更为流行。但是，诠释学的舶来品性质也给国人的认识和接受带来了困扰，并且与今人正在退步的古代语文学功底和传统文献学技艺相伴随，影响了学术的发展。
作者认为“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不会对实际的文献考据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与改变”：首先，具体的文献研究不可能打着哲学诠释学的旗号，因为后者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而不专门适用于文本诠释。其次，理论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畛域（18页）。诠释学理论提供的是视角而不是技艺、药方：“对于文本诠释工作而言，哲学诠释学的影响和改变主要是心理上的。其反思只是增加了一个看待问题、认识问题、解释问题的角度，没有也不可能对文本诠释技术和文献研究本身造成影响。”（20页）作者对诠释学的实质和意义认识十分精确而理性，自然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在提高语文学功底和文献学技艺的同时运用诠释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解释问题”。如其对有关《孟子》的著述做了注疏体和诸子体的区分，并概括为“一切皆经学，而经学皆子学”，就体现了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实质。作者还提出了判定经学诠释合法性的简单性原则和反孤证原则，值得重视。这里重点谈谈作者凭借对诠释学的深刻领悟，指出了今人理解清人诠释方法时的偏颇，并阐释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两种诠释方法相互补充、相互约束、融通一致的关系。
首先是有关清代考据学性质的认识。过去多认为清代考据学重实证，与近现代科学关系密切。这种认识也许在音韵、训诂、辑佚等一些具体成果上可以成立，但从清代考据学的整体性质上来做此论断则似是而非。作者认识到，“清代考据学虽然高举客观性研究的大旗，然而如同宋儒一样，他们的错误也还是主观性错误”（369页），“清代的考据学仍然只是经学的一个变体而已”（370页）。通过具体指出清代考据学在诠释技术层面的不足，如重故训轻语感、训诂方法不足（如“递训”、古音尚疏、轻言假借等）、文义把握不严等，作者认识到清人治经的主观倾向，既有经学独断论和时代精神的渗入，也有个人思想和意气的渗入，还有解经技术的未臻完善，因此清代考据学只属于科学诠释学的前史，依然符合从整体到部分再回到整体的“诠释学循环”。在此，作者对黄俊杰、李明辉等运用“诠释学循环”指责清人解经存在“单向”而不够“全面”的方法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清代考据学家对经书义理的新把握，才是当时最重要最高级的整体性理解”（402页），并以戴震在《疏证》中的表现为例做了具体说明。这些认识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
其次是有关孟子提出的两大诠释方法“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认识。作者认为前者强调“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共相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读者完全可以‘透过’字里行间而看出作者铺陈这些文本的真正用意所在”，后者“则大致可以认为是对于作者与读者间殊相性的提示，而不是对其共相性的认可”（408页）。作者批评了清人刻意强调知人论世来限制甚至取消以意逆志的倾向，论证了以意逆志原则之不可取代性：以意逆志实际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一面，这是理解或诠释发生的绝对前提。正是清代部分学者认识上的这种偏差，使其在文献解读时有意轻忽了体察文义和语感，导致了考据上的失误。作者还揭示出知人论世本质上具有同以意逆志一致的共相性取向，“尽管知人论世和训诂都提示了殊相的存在，但其实只有经书本文才是殊相、是与‘逻辑’相对立的‘历史’的真正代表，而训诂和‘知人论世’等诠释技术并非殊相和历史本身，而只是超越殊相与殊相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手段而已”（412页）。知人论世预设了作品内容与作者生平、思想和时代背景的一致性，既为认识作品指出了途径，同时也就不能完全摆脱独断论（如解《诗》），反而表明预先要假定统一性存在是诠释活动开始的前提，因此以意逆志才是诠释活动的第一要义。
此外，本书还有历史学的面向作为全书的基调意识。《前言》云：“吾凡见一著，先注意属于历史上的哪一类型，宗旨上、理论方法上属于哪家哪派，由此汇成对清代《孟子》学史的总体把握。”这也是作者研究的内在理路，《绪论》云：“在书目、版本和馆藏数据的帮助下，笔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学术视野的局限，更加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并借助历史重新审视旧有的观念、叙述和解释。”因此，本书呈现了宏观的视角，对解释和著作传统以及传注同异做了深入分析，对大众学术做了更多关照，对清代《孟子》学的性质和原因做了新颖客观的论述。
三、予也好辩，更爱真理
“辩”指争辩或辩论，好的言辩往往因理论正确、辨别清晰而富有说服力，因此“辩正”、“辩证”即“辨正”、“辨证”。“辨”是在知识积累、消化和跃升中理性甄别的功夫，所以《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辨”表现了学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敏锐洞察力，表现了追求独立的学术个性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努力。“真理逾辨逾明”，“辨”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力量。本书很多内容体现了“夫子好辩”（《滕文公下》）的特色，有辨析、辨正、辩论，理论精到，分析透彻，富有启发性。这在其处理材料、研究戴震《疏证》和焦循《正义》以及运用诠释学的实例中都已有体现，下面再举一些实例。
美国学者艾尔曼在其名著《从理学到朴学》中曾说，“阮元和《皇清经解》的其他编纂者认为，《通志堂经解》存在宋明理学的门户之见”，《皇清经解》“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前者的“回应”。此说影响很广，却不一定属实。本书作者在第二章首先指出《通志堂经解》旨在保存罕见的经解著作，收书始自汉代，因此主要收宋元著作未必有什么“门户之见”；其次论证了阮元虽然尊汉但不排斥宋学，曾热心搜罗宋元经说；作者指出，“《通志堂经解》才是《皇清经解》最直接且最相像的榜样”，都是利用丛书的整体效应，确保零种不失。两书一重义理一重考据反映的是不同的时代学术特色。
对清朝文字狱影响清代学术尤其与考据学的关系，过去往往泛泛而论。作者专辟一节，通过对照各代皇帝文字狱数量与《孟子》学著作各类型的数量变化和代表作品，提出：“清代文字狱对学术活动的影响大体上只能在乾隆后期看到。在这三十年间，偏主义理的《孟子》学著作的年均著作量从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的七十余年间的不低于两部一下子跌至不足一部……与之相比，顺康雍间的文字狱，影响似乎都极其有限。”（104页）
对于“义理”与“考据”的辨析是穿插于本书的一项内容，这关乎对清代《孟子》学的认识和评价。《前言》指出今人以清代考据学为“实”、为“朴”非属定论，因为在客观唯心论看来那恰恰属于枝叶。在第三章，作者指出二者“在现实世界中常常难以截然厘清界限”，“从理论上也并非总那么明晰”。“考”“是利用别的材料来检验当前材料的可靠性”，“据”“则是有所凭借和依靠”。“考据”并非必然与名物史实相联系，只是这些内容容易利用考据得出确凿结论；“义理”并非与“考据”对立，“而是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史实、文义篇章诸层面并列构成经书古籍内容的要素”（186页），由此引入“义理上的考据”——“考校的对象是做人的道理，抽象程度更高。”（187页）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同为对共相、对一般性的寻求，同有脱离经书本文而追求更大范围内的统一性的倾向”（189页）。这不仅解释了著作体式无法作为区别义理和考据之标签的问题，解释了“大全”类、典故类等著作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也为分析清人倡言“考据”而不能正视“义理”、不能合理体察文义而出现解释偏差提供了理论基础。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从胡毓寰到何泽恒、黄俊杰、李明辉均认为焦疏有“汉宋门户之见”。本书承认“焦疏的确存在曲圆赵说、强不通以为同的情况”，其引说亦多限于清人，然而就此得出焦疏有“汉宋门户之见”并不成立。作者认为焦疏对朱子《集注》只字不提只是针对“朱子学”的“门户之见”，与焦循思想和朱子学存在根本性分歧有关，其对朱注在文义和训诂上的长处则迂回地通过引用“近时通解”来解决；焦疏凸显赵注之意是有意打破学术界专推许慎、郑玄的不良倾向，也有以此强调经、注两层之歧义的用意；焦循以反对据守“汉学”著称，不守唐人之“疏不破注”，对赵注有疑驳规正，对其文义不妥多有指出；焦循主观想总结发扬清代经术，所以主要采用清人经说，但所引唐宋元明各代经说尚有十五家，有批驳也有赞成。可见，焦循并没有“‘汉宋’门户之见”，其做法客观通脱。
本书微观上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一本”、“二本”提法的辨析也富有启发性，其指出孟子“二本”之讥是针对墨者夷之而非针对墨家标准学说，令人恍然大悟。
可见，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作者之“辩”均深入透辟，力图澄清真相、求得真理以正本清源。这才是值得称扬的科学精神。
自然，本书也有可商榷之处。正如《后记》自道有“抑焦”倾向，全书对焦循《正义》的不足谈得深入精彩，但对其优长则往往空泛，读其对戴震《字义疏证》的分析也有同感。若对两书优长深入揭示，相信对认识学术演进的逻辑更为有利。再如作者曾自言“不喜文学”，这本是个人兴趣无可厚非，但作者却将焦循《正义》把握文义不严归因为“文人心粗”，我对此不敢苟同。那么是否还有“文人心细”呢？作者既从历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角度认为把握文义不严在清人中有一定普遍性，则似乎与“文人”挂不上钩，更何况焦循并不以文学知名。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李畅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36.00元）
一、视野开阔，高屋建瓴
学术视野的拓展，往往与学术研究的进深同步，从而结出推动学术发展的硕果。本书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点给人以启发。
第一，研究清代《孟子》学史不局限于《孟子》，也不局限于清代。
研究宋以后的《孟子》学首先会遇到《孟子》学专著与四书类和十三经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主张研究宋以后的《孟子》学应只研究单独的《孟子》学著作，但这样狭仄的视野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甚至会因材料的断裂致使研究线索和逻辑中断。四书学是宋以后《孟子》学首要的知识背景，其后才是经学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仅仅研究后者会因脱离知识背景而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鉴于此，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四书和十三经著作的相关内容，甚至扩展到经解、小学、史书、子书、文集、笔记等作品。
研究清代《孟子》学也不能局限于清代资料，否则会因缺乏宏观关照而难以准确定位，也会因缺乏微观参照而无法深入剖析。作者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历史上的《孟子》学著作，对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及梁启超、钱穆、黄爱平、董洪利、黄俊杰等的论著做过深入研究，对许多议题有专门探讨。正是这样的理性认识和个人努力，使得本书的论述有了宏观历史意识，也使其微观分析具体深入。关于前者，作者曾言：“要了解清代《孟子》学的状况，第一本必读书是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孟子〉学史大纲》，李畅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419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后者在其对黄宗羲《孟子师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和焦循《孟子正义》等的分析中有很好体现。
第二，全面搜集清代《孟子》学资料，“竭泽而渔”。
作者熟练利用目录学知识搜集资料，“对清代《孟子》学研究的专著做了近乎穷尽的书目调查”（21页），对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国内及日美各大藏书单位的一百七十五种书目做了全面统计，掌握了两千五百条数据，搜集到清代《孟子》学著作八百六十三种，作者七百五十二人（佚名三十八人），数目之巨大，令人惊讶；并根据原书内容、目录介绍、作者学术和书名四个方面对这些著作做了偏义理、偏考据、偏文学的分类，又专门统计了初学类、典故类、辑佚类、《孟子外书》类、年谱类、孟子弟子类等较简单、易成书者。作者由此得出了精细的、条理化的《孟子》学著作的内容和年代分布，并结合阅读近百种著作对清代《孟子》学发展做了独到的分析。这样的研究表现了扎实的目录学功底和较高的分析、概括能力，也加深了对学术史的认识。“目录学使我们的眼光跳出传统的学问大家的范围，跳出传统的义理与考据对垒之成见，从而更接近于历史本身。”（《前言》，3页）
第三，多视角、综合性地分析研究对象。
视野开阔还反映在研究主体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角度上。作者认识到传统的哲学史、学术思想史以及相关专书学史的缺憾而采取了多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式：“本书以董洪利师《孟子研究》下编规范的学术史的写法为基础，是一种以目录学为基石的综合性历史叙述，至于利用语言文字学和其他的考据手段对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只是零散的、辅助性的……同时也适当吸收了黄俊杰《孟子思想史论》重视理论思辨的长处。”（21页）
首先是文献学视角。目录学的工作直接影响了本书结构，全书主体为第三章“总说”和第四章“分期详述”，第四章各期又有“综述”有“专讲”，正是基于作者目录学工作的“出奇料理”。这打破了一般学术史的撰写体例，有总有分，有面有线有点，既宏观把握，又微观深入，如此布局，确实别出心裁。文献学视角还体现在对版本、辑佚、编纂诸学科知识的运用上，这也局部地影响了本书的结构和观点。作者在第三章创造性地用主要篇幅讨论《孟子》学的著作类型（135页），特别是利用目录学和编纂学知识对四书学本身、讲章制艺尤其是“四书大全”类和四书典故类著作有了新认识，进而认为学术上的因袭重复是主要的，传统延续本身即有意义，这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
其次是语言文字学知识的运用。这突出体现在对戴震《字义疏证》和焦循《正义》的研究上。第四章辟出“名物训诂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地位”部分，具体探讨戴震《疏证》对“理”字的揭示、对“谓之”“之谓”训诂条例的发明，第五章第四节二之（三）又对此进行了辨析，认为《疏证》于“理”字认识有偏、“谓之”“之谓”训诂条例不能成立，又指出《疏证》在“道”、“性”训释上的意气，功力深著，见解精辟。作者指出焦循《孟子正义》“训诂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完全继承了传统训诂学中不好的一面，拘泥于旧有的训诂，不分析义项是否一样，不辨别语境是否相同”（301页），这在焦疏资料中如何甄别判断很需要功力，作者举出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对“后”、“道”、“何有”的分析尤其令人解颐。作者还指出焦疏辗转训诂、轻言假借尤其是以时音言假借（372页）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老狱断案能力。语言文字学视角揭示了这些清代著名学者解经技术的不足和个人及时代思想的渗入，从而直接缔造了本书的理论和结构。
再次是对哲理思辨和语言诠释学的精熟运用，这更多体现了本书的理论特色和学术面向。
二、多层面向，清晰理性
作为一部用功十一年的学术专著，思想、风格的统一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内涵和学术面向的单一化，反而应该尽量丰富和多层，方能说理透彻明白、认识全面准确。
第一，关注精英学术与大众学术的互动。
将学术兴奋点集中于精英学术，揭“异”示“新”，进而体察到学术发展的脚步，已是学界共识。作者长期研究焦循《正义》，进而研究戴震《字义疏证》，再扩展到黄宗羲、颜元、李光地、阎若璩、毛奇龄、阮元、俞樾、康有为等人，就体现了对精英学术的重视。这些学者的相关著作代表了清代《孟子》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其相互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清代《孟子》学的演变逻辑。本书对这些著作用功颇深，见解新颖独到，乃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值得称道的是在研究精英学术的同时，作者还关注到大众学术。只专注精英学术往往会忽视背景知识、具体语境和社会反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因缺少宏观把握而偏向单薄和超忽。当大量的“无名”之辈走入本书的研究视野，作者顺势将大众学术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作者写道：“个体依附于传统，并且通过依附于传统来延续或者改变传统……义理身心之学盛时平庸的文人士子跟风，经史考据之学盛时平庸的文人士子也跟风。尽管跟风是俗学，但是没人跟风，这种学术传统的精英部分也难以达到其最高点。”（162页）这正见出精英学术与大众学术息息相关推动学术发展的历史真相：“俗学与精英之学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循重复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表示这种传统在新的一个时间段里的延续。”（163页）作者不但通过书目统计从数字上反映出《孟子》学著作有关官方意识、尊朱尊王宗汉、沽名射利等表现，而且认识到讲章制艺、经书典故类、集疏类等著作体式的大量存在及其代表的文化学术意义，认识到清代《孟子》学高度繁盛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认识到清代朱熹《四书集注》依然通行的事实及其原因，尤其是从历时和共时上认识到《孟子》学史总是同大于异，因循重复仍然是主要特征，清代依然属于经学时代这一最大事实，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
第二，现代诠释学的深入认识与合理运用。
诠释学在西方古代主要用来解说神的话语。现代诠释学的开创者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把传统的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转变为本体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进一步结合，使哲学诠释学成为六十年代以来重要的哲学流派。在哲学上呼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汤一介先生，将诠释学理论运用于传统典籍学术研究在台湾更为流行。但是，诠释学的舶来品性质也给国人的认识和接受带来了困扰，并且与今人正在退步的古代语文学功底和传统文献学技艺相伴随，影响了学术的发展。
作者认为“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不会对实际的文献考据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与改变”：首先，具体的文献研究不可能打着哲学诠释学的旗号，因为后者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而不专门适用于文本诠释。其次，理论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畛域（18页）。诠释学理论提供的是视角而不是技艺、药方：“对于文本诠释工作而言，哲学诠释学的影响和改变主要是心理上的。其反思只是增加了一个看待问题、认识问题、解释问题的角度，没有也不可能对文本诠释技术和文献研究本身造成影响。”（20页）作者对诠释学的实质和意义认识十分精确而理性，自然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在提高语文学功底和文献学技艺的同时运用诠释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解释问题”。如其对有关《孟子》的著述做了注疏体和诸子体的区分，并概括为“一切皆经学，而经学皆子学”，就体现了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实质。作者还提出了判定经学诠释合法性的简单性原则和反孤证原则，值得重视。这里重点谈谈作者凭借对诠释学的深刻领悟，指出了今人理解清人诠释方法时的偏颇，并阐释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两种诠释方法相互补充、相互约束、融通一致的关系。
首先是有关清代考据学性质的认识。过去多认为清代考据学重实证，与近现代科学关系密切。这种认识也许在音韵、训诂、辑佚等一些具体成果上可以成立，但从清代考据学的整体性质上来做此论断则似是而非。作者认识到，“清代考据学虽然高举客观性研究的大旗，然而如同宋儒一样，他们的错误也还是主观性错误”（369页），“清代的考据学仍然只是经学的一个变体而已”（370页）。通过具体指出清代考据学在诠释技术层面的不足，如重故训轻语感、训诂方法不足（如“递训”、古音尚疏、轻言假借等）、文义把握不严等，作者认识到清人治经的主观倾向，既有经学独断论和时代精神的渗入，也有个人思想和意气的渗入，还有解经技术的未臻完善，因此清代考据学只属于科学诠释学的前史，依然符合从整体到部分再回到整体的“诠释学循环”。在此，作者对黄俊杰、李明辉等运用“诠释学循环”指责清人解经存在“单向”而不够“全面”的方法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清代考据学家对经书义理的新把握，才是当时最重要最高级的整体性理解”（402页），并以戴震在《疏证》中的表现为例做了具体说明。这些认识是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
其次是有关孟子提出的两大诠释方法“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认识。作者认为前者强调“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共相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读者完全可以‘透过’字里行间而看出作者铺陈这些文本的真正用意所在”，后者“则大致可以认为是对于作者与读者间殊相性的提示，而不是对其共相性的认可”（408页）。作者批评了清人刻意强调知人论世来限制甚至取消以意逆志的倾向，论证了以意逆志原则之不可取代性：以意逆志实际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一面，这是理解或诠释发生的绝对前提。正是清代部分学者认识上的这种偏差，使其在文献解读时有意轻忽了体察文义和语感，导致了考据上的失误。作者还揭示出知人论世本质上具有同以意逆志一致的共相性取向，“尽管知人论世和训诂都提示了殊相的存在，但其实只有经书本文才是殊相、是与‘逻辑’相对立的‘历史’的真正代表，而训诂和‘知人论世’等诠释技术并非殊相和历史本身，而只是超越殊相与殊相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手段而已”（412页）。知人论世预设了作品内容与作者生平、思想和时代背景的一致性，既为认识作品指出了途径，同时也就不能完全摆脱独断论（如解《诗》），反而表明预先要假定统一性存在是诠释活动开始的前提，因此以意逆志才是诠释活动的第一要义。
此外，本书还有历史学的面向作为全书的基调意识。《前言》云：“吾凡见一著，先注意属于历史上的哪一类型，宗旨上、理论方法上属于哪家哪派，由此汇成对清代《孟子》学史的总体把握。”这也是作者研究的内在理路，《绪论》云：“在书目、版本和馆藏数据的帮助下，笔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学术视野的局限，更加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并借助历史重新审视旧有的观念、叙述和解释。”因此，本书呈现了宏观的视角，对解释和著作传统以及传注同异做了深入分析，对大众学术做了更多关照，对清代《孟子》学的性质和原因做了新颖客观的论述。
三、予也好辩，更爱真理
“辩”指争辩或辩论，好的言辩往往因理论正确、辨别清晰而富有说服力，因此“辩正”、“辩证”即“辨正”、“辨证”。“辨”是在知识积累、消化和跃升中理性甄别的功夫，所以《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辨”表现了学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敏锐洞察力，表现了追求独立的学术个性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努力。“真理逾辨逾明”，“辨”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力量。本书很多内容体现了“夫子好辩”（《滕文公下》）的特色，有辨析、辨正、辩论，理论精到，分析透彻，富有启发性。这在其处理材料、研究戴震《疏证》和焦循《正义》以及运用诠释学的实例中都已有体现，下面再举一些实例。
美国学者艾尔曼在其名著《从理学到朴学》中曾说，“阮元和《皇清经解》的其他编纂者认为，《通志堂经解》存在宋明理学的门户之见”，《皇清经解》“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前者的“回应”。此说影响很广，却不一定属实。本书作者在第二章首先指出《通志堂经解》旨在保存罕见的经解著作，收书始自汉代，因此主要收宋元著作未必有什么“门户之见”；其次论证了阮元虽然尊汉但不排斥宋学，曾热心搜罗宋元经说；作者指出，“《通志堂经解》才是《皇清经解》最直接且最相像的榜样”，都是利用丛书的整体效应，确保零种不失。两书一重义理一重考据反映的是不同的时代学术特色。
对清朝文字狱影响清代学术尤其与考据学的关系，过去往往泛泛而论。作者专辟一节，通过对照各代皇帝文字狱数量与《孟子》学著作各类型的数量变化和代表作品，提出：“清代文字狱对学术活动的影响大体上只能在乾隆后期看到。在这三十年间，偏主义理的《孟子》学著作的年均著作量从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的七十余年间的不低于两部一下子跌至不足一部……与之相比，顺康雍间的文字狱，影响似乎都极其有限。”（104页）
对于“义理”与“考据”的辨析是穿插于本书的一项内容，这关乎对清代《孟子》学的认识和评价。《前言》指出今人以清代考据学为“实”、为“朴”非属定论，因为在客观唯心论看来那恰恰属于枝叶。在第三章，作者指出二者“在现实世界中常常难以截然厘清界限”，“从理论上也并非总那么明晰”。“考”“是利用别的材料来检验当前材料的可靠性”，“据”“则是有所凭借和依靠”。“考据”并非必然与名物史实相联系，只是这些内容容易利用考据得出确凿结论；“义理”并非与“考据”对立，“而是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史实、文义篇章诸层面并列构成经书古籍内容的要素”（186页），由此引入“义理上的考据”——“考校的对象是做人的道理，抽象程度更高。”（187页）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同为对共相、对一般性的寻求，同有脱离经书本文而追求更大范围内的统一性的倾向”（189页）。这不仅解释了著作体式无法作为区别义理和考据之标签的问题，解释了“大全”类、典故类等著作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也为分析清人倡言“考据”而不能正视“义理”、不能合理体察文义而出现解释偏差提供了理论基础。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从胡毓寰到何泽恒、黄俊杰、李明辉均认为焦疏有“汉宋门户之见”。本书承认“焦疏的确存在曲圆赵说、强不通以为同的情况”，其引说亦多限于清人，然而就此得出焦疏有“汉宋门户之见”并不成立。作者认为焦疏对朱子《集注》只字不提只是针对“朱子学”的“门户之见”，与焦循思想和朱子学存在根本性分歧有关，其对朱注在文义和训诂上的长处则迂回地通过引用“近时通解”来解决；焦疏凸显赵注之意是有意打破学术界专推许慎、郑玄的不良倾向，也有以此强调经、注两层之歧义的用意；焦循以反对据守“汉学”著称，不守唐人之“疏不破注”，对赵注有疑驳规正，对其文义不妥多有指出；焦循主观想总结发扬清代经术，所以主要采用清人经说，但所引唐宋元明各代经说尚有十五家，有批驳也有赞成。可见，焦循并没有“‘汉宋’门户之见”，其做法客观通脱。
本书微观上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一本”、“二本”提法的辨析也富有启发性，其指出孟子“二本”之讥是针对墨者夷之而非针对墨家标准学说，令人恍然大悟。
可见，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作者之“辩”均深入透辟，力图澄清真相、求得真理以正本清源。这才是值得称扬的科学精神。
自然，本书也有可商榷之处。正如《后记》自道有“抑焦”倾向，全书对焦循《正义》的不足谈得深入精彩，但对其优长则往往空泛，读其对戴震《字义疏证》的分析也有同感。若对两书优长深入揭示，相信对认识学术演进的逻辑更为有利。再如作者曾自言“不喜文学”，这本是个人兴趣无可厚非，但作者却将焦循《正义》把握文义不严归因为“文人心粗”，我对此不敢苟同。那么是否还有“文人心细”呢？作者既从历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等角度认为把握文义不严在清人中有一定普遍性，则似乎与“文人”挂不上钩，更何况焦循并不以文学知名。
（《清代〈孟子〉学史大纲》，李畅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