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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西部的明山秀水之间，至今还散布着许多古老的村落，它们素朴而安宁，呈现出一片“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景色。其中有这样一个小村落，叫新叶。很久很久以前，曾叫白夏里叶。
建德县的新叶村从什么时候形成聚落，已经说不清楚了。只知道叶氏祖先是在800多年前的南宋末年，来到这里定居的。
村落隐藏在不高的玉华、砚山、道峰三座山的怀抱之中。参差几百户粉墙青瓦的民居，簇拥着十几座祠堂，夹带着庙宇和门楼，顺着狭长的谷地展开。起伏的丘陵像千顷海浪，村子则似一只小船，风清白帆，从西北向东南飞驶。正当它要从两山之间的水口随波而去的刹那，也许是怕它天涯飘泊，永不回头吧，村民们用一根“宝桩”把它拴住了。这宝桩就是一座砖塔。据说，在叶氏先祖之前，早先居住在这里的白姓和夏姓两家，都没能在这块土地上站住脚，先后蓬飞他乡。叶姓族人造这座塔，为的是不再离乡背井，他们把根深深扎下，发芽滋荣，成为旺族。
这座塔叫抟云塔，“抟扶摇而上”抒发了村人对“读书仕进”的青云之路的向往。它始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落成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大约300年后的清同治年间，又在它脚下造了一座文昌阁。
抟云塔一般都叫文峰塔，明代以后它和文昌阁一起，几乎遍布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的城镇乡村。崇塔飞阁与山水相映，见证着文化的普及。这普及开始于宋代。宋代在文治方面有三大举措：一是严密了科举考试制度，大体杜绝了夤缘奔走；二是推广了雕版印刷，书籍比较容易得到；三是扩大了官僚机构，大大增加了文官人数。这三件事拓宽了平民百姓科举仕进的道路，刺激了他们读书的愿望。再加上朝廷重农抑商，规定只有士和农才能参加考试，于是，连乡里都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时之间形成了所谓“耕读”的风气。
抟云塔和文昌阁就是这条道路、这种风气的象征。村民们正是希望这条道路、这种风气，成为稳住新叶村这条小船的宝桩。
农业耕作大半是靠天吃饭，人们摆脱不了原始的自然崇拜，总是盼望老天爷保佑。风水典籍《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上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恰好，新叶村东南方的洼地太低正是“巽位不足”，据《玉华叶氏家谱·博云塔记》载，当时的堪舆师说：“凡通都大邑，聚宏伟，于山川赳缺之处，每一籍此（指塔）以充填挽之助。”于是，“于所居之东，叠级而层垣焉（即建塔），使天柱之高标与玉华、道峰相鼎峙，以补巽方之不足也”。抟云塔正是这样一座文笔峰，它弥补了新叶村风水的欠缺，维系着一村的文运。巍巍塔影，凝聚着多少牛背上读书郎的希望。
既然抟云塔主文运，后人造文昌阁的时候，自然就把它造在塔下。文昌本来是星座的名称。《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都和人的功名禄位相关。莘莘学子，为了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道路上驰骋，就不能不特别崇奉这位文昌星了。
一向善于取巧的道教，欲把一位凡夫俗子送进文昌宫。《大洞经》说：“文昌神姓张，讳善动，字仲子，蜀之梓潼人，生而仁爱忠孝，遇神人授以大洞法篆，护国佑民，汲为神，主文昌宫事。”元仁宗顺水推舟，于延三年（1316年）封这位张仲子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这以后文昌阁就遍及全国，它在乡下的地位类似于城里的孔庙。《寿昌县志卷九·文昌祠碑记》里说：“而今祠以栋宇、祀以春秋，宜也。况神建兹地，为偃武而修文，则神锡诸福，必转否而为泰。”（寿昌与建德曾为一县）这春秋二祭，在新叶村一直保持到近代，每次都要抬着帝君的神像巡行全村。读书人还要另外或按时节或因事件，去祭文昌。进了学，必须要去祭告入籍。书香门第，还在家里设香案供奉文昌帝君。
由于工商业受到压制，农家子弟想要走出贫困的劳作生活，只有依循科举，它是当时唯一的道路。于是，文昌阁就不能不造得精致、宏伟、漂亮。几千里之外四川省阆中县《府学文庙碑记》中有这样的话：“不见乎宫阙之壮巍呼？道德之崇宏，品行之端严，视此也!不见乎泮水之洋洋乎？文思之流美，性情之渊涵，视此也！”用此来形容新叶村的文昌阁，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叶村的文昌阁是村子里最华丽的建筑。重檐歇山顶，檐牙高啄，双吻轻快地向上舒卷成屈曲的纤纤尾巴。它在艺术上远远超过村里的大宗祠、国戚第和五圣庙。
旧时，抟云塔和文昌阁前有一片片苍苍莽莽的松柏林，沉沉地衬托着白色的塔和阁。据《青岛先生葬经》载：“草木郁茂，吉气相随……或本来空缺通风，今有草木郁茂，遮其不足，不觉空缺，故生气自然。草木充塞，又自人为”。
只可惜，草木虽然郁茂，吉气却并未相随，在文昌阁造竣后，绵延了几百年的耕读传统已是回光返照。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宗族内部的竞争和兼并愈演愈烈，往日的血缘亲情渐渐淡漠，越来越多的同姓人成为没有土地的佃户或雇农，耕读文化的基础已丧失殆尽，只有少数人家才能为子弟延师课读。《玉华叶氏宗谱》载，新叶村在明代276年间，出了1名进士、4名乡荐、43名庠生、五名廪生，还有3名郡钦宾。而在清代的287年间只出了贡士2人，贡生1人，步贡生1人，步进士1人。大概正是为了挽救文运的凋敝，才造起文昌阁。据宗谱记载，这是叶姓族人最后一次共同出钱出力，建造属于全族的建筑。
尽管如此，在文峰塔边再造一座文昌阁，毕竟又一次表现了村民们的文化价值观。文昌阁的华丽，反映了寄托在它身上的梦想的华丽。
“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一向不重神道，但儒家的教化却要靠堪舆师和道教的文昌帝君来弘扬。道教本来倡导“远人事而近自然”，却要过问人间的功名爵禄。中国的文化，向来就这么多元化。不过，堪舆之说和文昌崇拜在江南远比北方盛行，大概是因为这地方受楚文化的熏染比较深，而楚文化又重巫风和泛神论的自然崇拜。道教就有浓重的楚文化色彩。儒道合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合流的一部分。
新叶村对文化的尊崇，得力于建德县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原来建德县恰巧在新安江和富春江的交接点上，西连黄山脚下的徽州，东通凤凰山脚下的杭州。两地都是文物鼎盛之邦。过去徽州人出来，大多循新安江到建德，然后顺流而下至杭州。钱塘江的另一条支流兰江，也到建德汇合，金华人赴杭州走的也是这条路。理学发展到晚期，徽州的皖学是一大支，金华的婺学又是一支，两支都流经建德。建德虽然土地贫脊，却恰好处在这两支文 化脉络的交会点上。
建德的文化史远可以上溯得更早一些。东汉严子陵的钓台就在它下游不远的七里濑。李白留下的很多诗篇中都写到这位隐士和他的钓台。而写下“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朽名句的北宋诗人范仲淹，在做睦州（建德古称严州、睦州）知州的时候，建造了严子陵祠堂。他在《严子陵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除此而外，建德很早就兴办了各种官私学校。北宋雍熙二年（985年），严州知府田锡建府儒学于府治西北。宋仁宗下诏全国州县兴办学校之后，范仲淹于景三年（1036年）办了建德第一座书院——龙山书院。这以后建德的私立书院逐渐增多，推动了民间的文化发展。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次应召赴杭州，乘船沿衢江经兰江下建德，夜宿兰溪，写下“宿兰溪水驿前”这首诗：
水色秋逾白，山光夜不清。
一眉画天月，万粟种江星。
小酌居然醉，当风不觉醒。
谁家教儿子，清诵隔疏棂。
水驿之前，静夜居然能听到课子诵读之声，可见读书兴教之风在当时已相当盛行。
新叶这小小的山村，在宋末元初也开办了两所属于它自己的书院： 东书院和重乐书院。两所书院都很有名气，当时的知名文士常来此讲诵传习，附近的书生也踊跃就读，以至于后来书生们在重乐书院周围形成了一座村子——儒源村，这一带唯一的一座杂姓村子。
可惜，明末受无锡东林书院事件的影响，这两座书院都被关闭了。到清代和民国，由于新叶村宗族内部的分化，这两座书院再也未能恢复。文运衰落，以致民国年间这里总共只出了两名大学生。
不过，希望并没有灭绝。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只要有一点可能，还是甘愿从嘴边省下一口饭，供养上学的子弟，甚至叔伯兄弟们几家合力供养一位。书院没有了，文昌阁就变成了学校。尽管终日在田野间劳作的农民对文昌帝君已越来越陌生，但对他仍然充满敬畏，因此香火始终不断。
大概是由于读书仕进的道路不再那么光明的缘故，民国年间修复文昌阁的时候，人们又在它的旁边添建了一间土地祠。土地祠又叫土谷祠，是保佑五谷丰登的。《考经援神契》中说：“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蔡邕在《独断》中说：“凡土所在，人皆赖之，故祭之也。”它和抟云塔、文昌阁在一起，算是把“耕读”文化完整全面地表现了出来。简陋狭隘的土地祠，映衬着高耸的塔和飞扬的阁，诉说着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的人们的酸楚和悲凉。世世代代，岁岁年年，循环而往复!这真如一曲哀悼古代耕读文化逝去的悲歌。也许，有一天，村中的年轻人会忽然憬悟，怨恨那根把他们牢牢拴在这片土地上的宝桩吧。
堪舆家说新叶村像一条小船，这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但文昌阁、土地祠和抟云塔这三座建筑物在一起，倒真像一条桅杆高耸的船。文昌阁雕梁画栋，两重檐角高高扬起，这是一条龙舟。抟云塔这座宝桩则是桅杆，只等扯起风帆，这条船就要驶向远方了。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风，也没有帆，它只好停在原地，空自伫望着雁来燕去。
文昌阁是座两进的建筑物，每进只有三开间，后进除了要举行仪典外，常年设村塾，作学子们的课室，比较简朴。但文昌阁既要炫耀弦歌教化的恩泽，又要诱掖牧童樵子苦读圣贤之书去搏取功名，还要帮一举成名了的人们光耀门庭，所以总得有些专门叫人看了怦然心动的东西。因而在前进中央明间上造起了一座楼。它连吻总高9.5公尺，欣欣然向上升腾而起，跟塔秀丽挺直的形体相呼应。抟云塔和文昌阁就这样在大形体上鲜明对比，又在构图上彼此呼应，使这组建筑群既统一又富于变化。
建筑的雕饰当然也集中在门楼上。浙江中部和西部，尤其是与建德相去不远的兰溪、龙游、东阳、义乌等县，向来都出技艺精湛的木雕和砖雕匠师。这一带农村里的建筑，包括一些普通的民居，都有十分丰富的雕饰。题材大多是戏曲里的历史场景、民间传说、佛道神仙故事和梅、兰、竹、菊、孔雀、狮子之类的图案。手法、体裁和风格也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新叶村的文昌阁也是一座木雕的百花园，“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辛弃疾的这句词正好用来描绘艺师们的创作。
东汉时的浙西和皖南同为新安郡，长期以来交往频繁。正像在理学盛行时期，皖学曾经主导过这个地区的学术，这地区也和皖南同属一个建筑文化圈。新叶村的文昌阁和它的雕饰都和皖南很接近，其亲缘关系历历可辨。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本都不赞成建筑物富丽奢靡，但是在皖南和浙西，文昌阁既主科名，民间便把它建造得很华赡。
建德县新叶村的抟云塔和文昌阁基本保存下来，只有塔顶的刹已毁坏。1955年发生了一场龙卷风，风过之处，屋具尽毁，人伤畜亡。人们眼见灾难正在扩大而无计可施，不料龙卷风却撞上了抟云塔，只听得一声雷鸣，塔刹掉落下来，而龙卷风也消散了。这座塔以它的牺牲拯救了整个新叶村。
20世纪90年代初，新叶村又重新修缮了抟云塔和文昌阁，也许是文昌帝君的护佑，自修好了抟云塔和文昌阁至今，新叶村已出了大学生、研究生二三十人，他们在先祖耕读文化的影响下，带着新的耕读之梦走出了山村，走向了世界。
建德县的新叶村从什么时候形成聚落，已经说不清楚了。只知道叶氏祖先是在800多年前的南宋末年，来到这里定居的。
村落隐藏在不高的玉华、砚山、道峰三座山的怀抱之中。参差几百户粉墙青瓦的民居，簇拥着十几座祠堂，夹带着庙宇和门楼，顺着狭长的谷地展开。起伏的丘陵像千顷海浪，村子则似一只小船，风清白帆，从西北向东南飞驶。正当它要从两山之间的水口随波而去的刹那，也许是怕它天涯飘泊，永不回头吧，村民们用一根“宝桩”把它拴住了。这宝桩就是一座砖塔。据说，在叶氏先祖之前，早先居住在这里的白姓和夏姓两家，都没能在这块土地上站住脚，先后蓬飞他乡。叶姓族人造这座塔，为的是不再离乡背井，他们把根深深扎下，发芽滋荣，成为旺族。
这座塔叫抟云塔，“抟扶摇而上”抒发了村人对“读书仕进”的青云之路的向往。它始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落成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大约300年后的清同治年间，又在它脚下造了一座文昌阁。
抟云塔一般都叫文峰塔，明代以后它和文昌阁一起，几乎遍布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的城镇乡村。崇塔飞阁与山水相映，见证着文化的普及。这普及开始于宋代。宋代在文治方面有三大举措：一是严密了科举考试制度，大体杜绝了夤缘奔走；二是推广了雕版印刷，书籍比较容易得到；三是扩大了官僚机构，大大增加了文官人数。这三件事拓宽了平民百姓科举仕进的道路，刺激了他们读书的愿望。再加上朝廷重农抑商，规定只有士和农才能参加考试，于是，连乡里都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时之间形成了所谓“耕读”的风气。
抟云塔和文昌阁就是这条道路、这种风气的象征。村民们正是希望这条道路、这种风气，成为稳住新叶村这条小船的宝桩。
农业耕作大半是靠天吃饭，人们摆脱不了原始的自然崇拜，总是盼望老天爷保佑。风水典籍《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上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恰好，新叶村东南方的洼地太低正是“巽位不足”，据《玉华叶氏家谱·博云塔记》载，当时的堪舆师说：“凡通都大邑，聚宏伟，于山川赳缺之处，每一籍此（指塔）以充填挽之助。”于是，“于所居之东，叠级而层垣焉（即建塔），使天柱之高标与玉华、道峰相鼎峙，以补巽方之不足也”。抟云塔正是这样一座文笔峰，它弥补了新叶村风水的欠缺，维系着一村的文运。巍巍塔影，凝聚着多少牛背上读书郎的希望。
既然抟云塔主文运，后人造文昌阁的时候，自然就把它造在塔下。文昌本来是星座的名称。《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都和人的功名禄位相关。莘莘学子，为了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道路上驰骋，就不能不特别崇奉这位文昌星了。
一向善于取巧的道教，欲把一位凡夫俗子送进文昌宫。《大洞经》说：“文昌神姓张，讳善动，字仲子，蜀之梓潼人，生而仁爱忠孝，遇神人授以大洞法篆，护国佑民，汲为神，主文昌宫事。”元仁宗顺水推舟，于延三年（1316年）封这位张仲子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这以后文昌阁就遍及全国，它在乡下的地位类似于城里的孔庙。《寿昌县志卷九·文昌祠碑记》里说：“而今祠以栋宇、祀以春秋，宜也。况神建兹地，为偃武而修文，则神锡诸福，必转否而为泰。”（寿昌与建德曾为一县）这春秋二祭，在新叶村一直保持到近代，每次都要抬着帝君的神像巡行全村。读书人还要另外或按时节或因事件，去祭文昌。进了学，必须要去祭告入籍。书香门第，还在家里设香案供奉文昌帝君。
由于工商业受到压制，农家子弟想要走出贫困的劳作生活，只有依循科举，它是当时唯一的道路。于是，文昌阁就不能不造得精致、宏伟、漂亮。几千里之外四川省阆中县《府学文庙碑记》中有这样的话：“不见乎宫阙之壮巍呼？道德之崇宏，品行之端严，视此也!不见乎泮水之洋洋乎？文思之流美，性情之渊涵，视此也！”用此来形容新叶村的文昌阁，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叶村的文昌阁是村子里最华丽的建筑。重檐歇山顶，檐牙高啄，双吻轻快地向上舒卷成屈曲的纤纤尾巴。它在艺术上远远超过村里的大宗祠、国戚第和五圣庙。
旧时，抟云塔和文昌阁前有一片片苍苍莽莽的松柏林，沉沉地衬托着白色的塔和阁。据《青岛先生葬经》载：“草木郁茂，吉气相随……或本来空缺通风，今有草木郁茂，遮其不足，不觉空缺，故生气自然。草木充塞，又自人为”。
只可惜，草木虽然郁茂，吉气却并未相随，在文昌阁造竣后，绵延了几百年的耕读传统已是回光返照。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宗族内部的竞争和兼并愈演愈烈，往日的血缘亲情渐渐淡漠，越来越多的同姓人成为没有土地的佃户或雇农，耕读文化的基础已丧失殆尽，只有少数人家才能为子弟延师课读。《玉华叶氏宗谱》载，新叶村在明代276年间，出了1名进士、4名乡荐、43名庠生、五名廪生，还有3名郡钦宾。而在清代的287年间只出了贡士2人，贡生1人，步贡生1人，步进士1人。大概正是为了挽救文运的凋敝，才造起文昌阁。据宗谱记载，这是叶姓族人最后一次共同出钱出力，建造属于全族的建筑。
尽管如此，在文峰塔边再造一座文昌阁，毕竟又一次表现了村民们的文化价值观。文昌阁的华丽，反映了寄托在它身上的梦想的华丽。
“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一向不重神道，但儒家的教化却要靠堪舆师和道教的文昌帝君来弘扬。道教本来倡导“远人事而近自然”，却要过问人间的功名爵禄。中国的文化，向来就这么多元化。不过，堪舆之说和文昌崇拜在江南远比北方盛行，大概是因为这地方受楚文化的熏染比较深，而楚文化又重巫风和泛神论的自然崇拜。道教就有浓重的楚文化色彩。儒道合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合流的一部分。
新叶村对文化的尊崇，得力于建德县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原来建德县恰巧在新安江和富春江的交接点上，西连黄山脚下的徽州，东通凤凰山脚下的杭州。两地都是文物鼎盛之邦。过去徽州人出来，大多循新安江到建德，然后顺流而下至杭州。钱塘江的另一条支流兰江，也到建德汇合，金华人赴杭州走的也是这条路。理学发展到晚期，徽州的皖学是一大支，金华的婺学又是一支，两支都流经建德。建德虽然土地贫脊，却恰好处在这两支文 化脉络的交会点上。
建德的文化史远可以上溯得更早一些。东汉严子陵的钓台就在它下游不远的七里濑。李白留下的很多诗篇中都写到这位隐士和他的钓台。而写下“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朽名句的北宋诗人范仲淹，在做睦州（建德古称严州、睦州）知州的时候，建造了严子陵祠堂。他在《严子陵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除此而外，建德很早就兴办了各种官私学校。北宋雍熙二年（985年），严州知府田锡建府儒学于府治西北。宋仁宗下诏全国州县兴办学校之后，范仲淹于景三年（1036年）办了建德第一座书院——龙山书院。这以后建德的私立书院逐渐增多，推动了民间的文化发展。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次应召赴杭州，乘船沿衢江经兰江下建德，夜宿兰溪，写下“宿兰溪水驿前”这首诗：
水色秋逾白，山光夜不清。
一眉画天月，万粟种江星。
小酌居然醉，当风不觉醒。
谁家教儿子，清诵隔疏棂。
水驿之前，静夜居然能听到课子诵读之声，可见读书兴教之风在当时已相当盛行。
新叶这小小的山村，在宋末元初也开办了两所属于它自己的书院： 东书院和重乐书院。两所书院都很有名气，当时的知名文士常来此讲诵传习，附近的书生也踊跃就读，以至于后来书生们在重乐书院周围形成了一座村子——儒源村，这一带唯一的一座杂姓村子。
可惜，明末受无锡东林书院事件的影响，这两座书院都被关闭了。到清代和民国，由于新叶村宗族内部的分化，这两座书院再也未能恢复。文运衰落，以致民国年间这里总共只出了两名大学生。
不过，希望并没有灭绝。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只要有一点可能，还是甘愿从嘴边省下一口饭，供养上学的子弟，甚至叔伯兄弟们几家合力供养一位。书院没有了，文昌阁就变成了学校。尽管终日在田野间劳作的农民对文昌帝君已越来越陌生，但对他仍然充满敬畏，因此香火始终不断。
大概是由于读书仕进的道路不再那么光明的缘故，民国年间修复文昌阁的时候，人们又在它的旁边添建了一间土地祠。土地祠又叫土谷祠，是保佑五谷丰登的。《考经援神契》中说：“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蔡邕在《独断》中说：“凡土所在，人皆赖之，故祭之也。”它和抟云塔、文昌阁在一起，算是把“耕读”文化完整全面地表现了出来。简陋狭隘的土地祠，映衬着高耸的塔和飞扬的阁，诉说着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的人们的酸楚和悲凉。世世代代，岁岁年年，循环而往复!这真如一曲哀悼古代耕读文化逝去的悲歌。也许，有一天，村中的年轻人会忽然憬悟，怨恨那根把他们牢牢拴在这片土地上的宝桩吧。
堪舆家说新叶村像一条小船，这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但文昌阁、土地祠和抟云塔这三座建筑物在一起，倒真像一条桅杆高耸的船。文昌阁雕梁画栋，两重檐角高高扬起，这是一条龙舟。抟云塔这座宝桩则是桅杆，只等扯起风帆，这条船就要驶向远方了。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风，也没有帆，它只好停在原地，空自伫望着雁来燕去。
文昌阁是座两进的建筑物，每进只有三开间，后进除了要举行仪典外，常年设村塾，作学子们的课室，比较简朴。但文昌阁既要炫耀弦歌教化的恩泽，又要诱掖牧童樵子苦读圣贤之书去搏取功名，还要帮一举成名了的人们光耀门庭，所以总得有些专门叫人看了怦然心动的东西。因而在前进中央明间上造起了一座楼。它连吻总高9.5公尺，欣欣然向上升腾而起，跟塔秀丽挺直的形体相呼应。抟云塔和文昌阁就这样在大形体上鲜明对比，又在构图上彼此呼应，使这组建筑群既统一又富于变化。
建筑的雕饰当然也集中在门楼上。浙江中部和西部，尤其是与建德相去不远的兰溪、龙游、东阳、义乌等县，向来都出技艺精湛的木雕和砖雕匠师。这一带农村里的建筑，包括一些普通的民居，都有十分丰富的雕饰。题材大多是戏曲里的历史场景、民间传说、佛道神仙故事和梅、兰、竹、菊、孔雀、狮子之类的图案。手法、体裁和风格也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新叶村的文昌阁也是一座木雕的百花园，“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辛弃疾的这句词正好用来描绘艺师们的创作。
东汉时的浙西和皖南同为新安郡，长期以来交往频繁。正像在理学盛行时期，皖学曾经主导过这个地区的学术，这地区也和皖南同属一个建筑文化圈。新叶村的文昌阁和它的雕饰都和皖南很接近，其亲缘关系历历可辨。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本都不赞成建筑物富丽奢靡，但是在皖南和浙西，文昌阁既主科名，民间便把它建造得很华赡。
建德县新叶村的抟云塔和文昌阁基本保存下来，只有塔顶的刹已毁坏。1955年发生了一场龙卷风，风过之处，屋具尽毁，人伤畜亡。人们眼见灾难正在扩大而无计可施，不料龙卷风却撞上了抟云塔，只听得一声雷鸣，塔刹掉落下来，而龙卷风也消散了。这座塔以它的牺牲拯救了整个新叶村。
20世纪90年代初，新叶村又重新修缮了抟云塔和文昌阁，也许是文昌帝君的护佑，自修好了抟云塔和文昌阁至今，新叶村已出了大学生、研究生二三十人，他们在先祖耕读文化的影响下，带着新的耕读之梦走出了山村，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