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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有助于管理冲突的解决,如果管理者不知怎样创建企业文化,那是说他无暇顾及解决冲突的‘超脱’形式,没有去‘风采’,更没将其推广开来。
超脱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是人对实践生活的能动反映:“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人心是指时现实的感受。大禹治水时,途中认识了涂山氏之女,两个人情投意合,大禹家人安排迎娶涂山氏之女。但大禹突然接到水灾险情报告,在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那一天,来不及与涂山氏之女告别就赶到南方巡视去了。涂山氏之女并没责怪大禹,日夜等着他平安归来。涂山氏之女生了病出不了门,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大禹消息。她自己作了一首歌,歌曰:“候人兮猗”,感人至深。周召公时曾派人采风,收集到了涂山氏之女这首歌,称之为南风。后人把它编入《诗经》,叫做“周南”、“召南”。
故事反映了文化起源的一般规律,所谓“感於心则荡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即为文化。这种“化”有三层意思:一是心中有“化”的需要,二是要外“化”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表达形式,三是可以内化于心灵。说白了就是要“化”解现实冲突,或促进现实冲突在心灵里得到解决。
企业管理难免会碰到冲突,管理者受到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有诸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团队、员工及其亲友往往要在两难中做出选择。作为现实选择的平衡和补救,用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企业文化的雏形,就像涂山氏之女的吟唱一样。
一般说来,企业文化功能的表现形式为:第一,工间娱乐。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使人们心身得到放松。《吕氏春秋》中举的例子是,人们在劳作之余,拿着牛尾巴边歌边舞,叫“牛尾巴”舞。虽有消遣的意思,但和媚俗、单纯的寻欢作乐不同。第二、诉求沟通,类似于老板、员工、亲友之间的联谊活动。《吕氏春秋》里讲,炎帝生活的年代天下多风而热,往往收不到果实,炎帝就指定一个叫士达的大臣制作出五弦瑟,祈求阴气。这实际上是向当时的人们做出一种姿态,希望人们能相互体谅。第三、自觉敬畏。《吕氏春秋》里常提到的祭祀音乐就和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
企业文化有助于管理冲突的解决,以相对“超脱”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管理者不知怎样创建企业文化,那是说他无暇顾及解决冲突的“超脱”形式,没有去“采风”,更没将其推广开来。“克隆”外来的企业文化并非没可能,只不过其成败取决于能否发挥上面提到的功能。
愉悦
企业文化的“土生土长”并非自流放任;《吕氏春秋》所提到的采风是一个加工提高的过程,如葛天氏之乐中的“八阕”就囊括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载民”是指对民众的爱戴,表现重民思想。“玄鸟”就是燕子,是那个时代的母系图腾,是对祖先的歌颂。“遂草木”之遂在古汉语中是顺从、成功的意思。“遂草木”就是让草木得以繁荣茂盛地生长。“奋五谷”即奋力争取五谷丰收。“敬天常”就是希望上天按常规进行,不要出现灾变。“达帝功”是向祖先宣誓要达到祖先那样的成就。“依地德”表现的是对土地的崇拜和歌颂。“总万物之极”表现了对“大同”的憧憬……从八个乐章的篇名可看出,那时的“牛尾巴”舞绝非率意而为,反映了葛天氏为帝的时代政治的谋篇布局。
在《吕氏春秋》对乐律内在结构的阐述中,可看出乐律与社会生活节奏的共振。也许我们很难理解那种将十二个音律与十二个月的节气、政事对应起来的做法,但可受到启示。企业文化须和经营规律合拍,企业家不是音乐家,即使是儒商也不能以文化大师自居,企业文化是经营活动的精神支撑。企业文化的开展要有整体规划,规划于“律”,即据创业周期、产品周期、产业周期统筹安排,提供备份,到什么节律点唱什么“歌”。实现文化与经营规律的共振。
企业文化活动的开展规划于“律”,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但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让人们乐于接受,理想的状态是愉悦。一般管理制度的执行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而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应弱化其强制性,使其更像一套默认、识别系统,如看到红灯要停,听到起床号要起床一样。虽依托的是制度的强制性,但其直接表现是提醒和铺陈,不乏善意。员工的愉悦同样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关,即产生“乐于”奉献的动力,甚至“乐于”做出各种形式的牺牲。制度的强制性虽可获得当下的执行,却易产生逆反心理,还会出现“按倒葫芦浮起瓢”的尴尬情况。所以,让员工愉悦地接受管理制度,使愉悦的执行蔚然成风,就能充分体现一种管理智慧,在管理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员工也会习惯性地按制度要求去做,当然,这与管理者能奖勤罚懒、不分亲疏、言而有信的作风密切相关。
至治
《吕氏春秋》结构严谨,但在谈到最美的音乐一一制乐(至乐)时却文不对题,讲了一个“至治”的故事:宋景公上任不久,发现天上有代表灾变的“荧惑”星出现在宋的分野,非常恐惧,把太史官子韦叫来想一个避灾的点子。子韦说:“可设法将降,临于君的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承担着治国重任,我不能害他。”子韦说:“可把灾祸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景公说:“没有老百姓,我给谁当国君?这更不行。”子韦说:“把灾祸转移到今年的收成上也可。”景公曰:“那不等于去害老百姓吗?你别说了,还是让我独自承担。”子韦拜倒在地说:“君上有如此胸怀,上天有知,一定能逢凶化吉。”这天晚上,荧惑灾星果然远远离开了宋的分野。
“偏题”当然不是吕不韦及其门客的疏忽,其立意正在于“欲观至乐,必於至治”。放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语境中,意思就是:最好的企业文化来之于最好的企业管理举措,取决于老板和管理者的模范行为。《吕氏春秋》称之为“适音”,适音之“适”,在企业文化的语境中,一方面是说,企业文化本身的层次高低只要对企业合适就可,不必追求高、精、尖的包装,也不要因属于“土鳖”之列而自卑;另一方面则要求管理者自觉接受企业文化的节制,积极适应健康的企业文化约束,不能滥用指令性的管理制度以势压人。后者的“适”是管理者对管理中出现问题的反求,是对“老板文化”的拓弃。创业初期,老板的言行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内容就是老板的创业“颂歌”,在形式上也留下创业者个人秉赋的烙印。但是这只能说明过去,当企业文化模式初定后,无论是创业元勋还是“空降部队”必须适应现在,关注未来,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负责。这时的老板文化已不再是老板说了算,而是专指文化对老板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文化是否属于“最美”,取决于它对老板和管理者能够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当然,企业文化的完善还要同时解决员工“其乐不乐”的问题,企业文化在形式上完美了,但员工还是高兴不起来,《吕氏春秋》把类似的现象叫做“其乐不乐”。企业文化难以产生凝聚力,不仅是钱的问题,“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按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的说法,钱只能使员工“没有不满意”,而并非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愉悦。而乐取决于员工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比较,包括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根还是在管理者身上,需要管理者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公平、公正,是否对员工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超脱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是人对实践生活的能动反映:“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人心是指时现实的感受。大禹治水时,途中认识了涂山氏之女,两个人情投意合,大禹家人安排迎娶涂山氏之女。但大禹突然接到水灾险情报告,在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那一天,来不及与涂山氏之女告别就赶到南方巡视去了。涂山氏之女并没责怪大禹,日夜等着他平安归来。涂山氏之女生了病出不了门,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大禹消息。她自己作了一首歌,歌曰:“候人兮猗”,感人至深。周召公时曾派人采风,收集到了涂山氏之女这首歌,称之为南风。后人把它编入《诗经》,叫做“周南”、“召南”。
故事反映了文化起源的一般规律,所谓“感於心则荡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即为文化。这种“化”有三层意思:一是心中有“化”的需要,二是要外“化”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表达形式,三是可以内化于心灵。说白了就是要“化”解现实冲突,或促进现实冲突在心灵里得到解决。
企业管理难免会碰到冲突,管理者受到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有诸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团队、员工及其亲友往往要在两难中做出选择。作为现实选择的平衡和补救,用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企业文化的雏形,就像涂山氏之女的吟唱一样。
一般说来,企业文化功能的表现形式为:第一,工间娱乐。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使人们心身得到放松。《吕氏春秋》中举的例子是,人们在劳作之余,拿着牛尾巴边歌边舞,叫“牛尾巴”舞。虽有消遣的意思,但和媚俗、单纯的寻欢作乐不同。第二、诉求沟通,类似于老板、员工、亲友之间的联谊活动。《吕氏春秋》里讲,炎帝生活的年代天下多风而热,往往收不到果实,炎帝就指定一个叫士达的大臣制作出五弦瑟,祈求阴气。这实际上是向当时的人们做出一种姿态,希望人们能相互体谅。第三、自觉敬畏。《吕氏春秋》里常提到的祭祀音乐就和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
企业文化有助于管理冲突的解决,以相对“超脱”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管理者不知怎样创建企业文化,那是说他无暇顾及解决冲突的“超脱”形式,没有去“采风”,更没将其推广开来。“克隆”外来的企业文化并非没可能,只不过其成败取决于能否发挥上面提到的功能。
愉悦
企业文化的“土生土长”并非自流放任;《吕氏春秋》所提到的采风是一个加工提高的过程,如葛天氏之乐中的“八阕”就囊括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载民”是指对民众的爱戴,表现重民思想。“玄鸟”就是燕子,是那个时代的母系图腾,是对祖先的歌颂。“遂草木”之遂在古汉语中是顺从、成功的意思。“遂草木”就是让草木得以繁荣茂盛地生长。“奋五谷”即奋力争取五谷丰收。“敬天常”就是希望上天按常规进行,不要出现灾变。“达帝功”是向祖先宣誓要达到祖先那样的成就。“依地德”表现的是对土地的崇拜和歌颂。“总万物之极”表现了对“大同”的憧憬……从八个乐章的篇名可看出,那时的“牛尾巴”舞绝非率意而为,反映了葛天氏为帝的时代政治的谋篇布局。
在《吕氏春秋》对乐律内在结构的阐述中,可看出乐律与社会生活节奏的共振。也许我们很难理解那种将十二个音律与十二个月的节气、政事对应起来的做法,但可受到启示。企业文化须和经营规律合拍,企业家不是音乐家,即使是儒商也不能以文化大师自居,企业文化是经营活动的精神支撑。企业文化的开展要有整体规划,规划于“律”,即据创业周期、产品周期、产业周期统筹安排,提供备份,到什么节律点唱什么“歌”。实现文化与经营规律的共振。
企业文化活动的开展规划于“律”,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但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让人们乐于接受,理想的状态是愉悦。一般管理制度的执行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而企业文化的制度安排应弱化其强制性,使其更像一套默认、识别系统,如看到红灯要停,听到起床号要起床一样。虽依托的是制度的强制性,但其直接表现是提醒和铺陈,不乏善意。员工的愉悦同样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关,即产生“乐于”奉献的动力,甚至“乐于”做出各种形式的牺牲。制度的强制性虽可获得当下的执行,却易产生逆反心理,还会出现“按倒葫芦浮起瓢”的尴尬情况。所以,让员工愉悦地接受管理制度,使愉悦的执行蔚然成风,就能充分体现一种管理智慧,在管理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员工也会习惯性地按制度要求去做,当然,这与管理者能奖勤罚懒、不分亲疏、言而有信的作风密切相关。
至治
《吕氏春秋》结构严谨,但在谈到最美的音乐一一制乐(至乐)时却文不对题,讲了一个“至治”的故事:宋景公上任不久,发现天上有代表灾变的“荧惑”星出现在宋的分野,非常恐惧,把太史官子韦叫来想一个避灾的点子。子韦说:“可设法将降,临于君的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承担着治国重任,我不能害他。”子韦说:“可把灾祸转移到老百姓身上。”景公说:“没有老百姓,我给谁当国君?这更不行。”子韦说:“把灾祸转移到今年的收成上也可。”景公曰:“那不等于去害老百姓吗?你别说了,还是让我独自承担。”子韦拜倒在地说:“君上有如此胸怀,上天有知,一定能逢凶化吉。”这天晚上,荧惑灾星果然远远离开了宋的分野。
“偏题”当然不是吕不韦及其门客的疏忽,其立意正在于“欲观至乐,必於至治”。放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语境中,意思就是:最好的企业文化来之于最好的企业管理举措,取决于老板和管理者的模范行为。《吕氏春秋》称之为“适音”,适音之“适”,在企业文化的语境中,一方面是说,企业文化本身的层次高低只要对企业合适就可,不必追求高、精、尖的包装,也不要因属于“土鳖”之列而自卑;另一方面则要求管理者自觉接受企业文化的节制,积极适应健康的企业文化约束,不能滥用指令性的管理制度以势压人。后者的“适”是管理者对管理中出现问题的反求,是对“老板文化”的拓弃。创业初期,老板的言行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内容就是老板的创业“颂歌”,在形式上也留下创业者个人秉赋的烙印。但是这只能说明过去,当企业文化模式初定后,无论是创业元勋还是“空降部队”必须适应现在,关注未来,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负责。这时的老板文化已不再是老板说了算,而是专指文化对老板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文化是否属于“最美”,取决于它对老板和管理者能够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当然,企业文化的完善还要同时解决员工“其乐不乐”的问题,企业文化在形式上完美了,但员工还是高兴不起来,《吕氏春秋》把类似的现象叫做“其乐不乐”。企业文化难以产生凝聚力,不仅是钱的问题,“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按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的说法,钱只能使员工“没有不满意”,而并非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愉悦。而乐取决于员工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比较,包括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根还是在管理者身上,需要管理者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公平、公正,是否对员工给予了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