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传统文化精华之集成，尔后汉唐宋明清，即所谓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为源头，代有传承接续，创新发明，皆为立国之本。而新中国之建立，乃“革故鼎新”，开创空前未有之基业，必然会带来新与旧的对峙，乃至有破旧立新之争。但是，“新”是从“旧”“蜕胎而来”，万丈高楼是从基础上砌起，新文化绝不能割断旧传统。我国经历过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前三十年的“文化革命”，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不能丢，“国学”仍然是重要的新文化的思想资源。这就是目前所以出现的“国学热”的缘由。
　　当前，随着国内各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国外各国孔子学院的纷纷落成，“国学”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必须讲清楚，弄明白。
　　原来，作为公元前四五世纪时原创性的“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就是以儒（孔子）与道（老子）两家为代表，举世所公认；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道两家执著一念，各有千秋，又优势互补，缺一不可，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却有的人执拗地坚持：国学就是孔孟之道，儒学一家之天下。这显然是有偏颇，甚至是误导，与实不符。
　　如所周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植根于宗法社会，言必称尧舜，法先王，效文武、周公，重经世治国之学，讲人性，倡仁义，“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三纲五常”，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差有序的社会结构。儒家学说，到了汉代以后，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然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要经典是《道德经》五千言，言简意赅，盛大而精密。它崇奉先天地而生，万有之始的“道”。虽比儒家更重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深邃玄妙，却绝不容忽视。道家以“道”为万有之本，讲“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无为而民自化”。珍视个体生命，贵生，保生，长生。强调“负阴抱阳”、“以柔克刚”。“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特别是道家还认为“损不足而补有余，人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由此酿出追求“均贫富”的平等呼声，在受压迫者中间，更演化出“替天行道”的号召。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儒家正统学说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况且，还有老子而后的庄子，提倡“坐忘”，宣扬鲲鹏展翅翱翔九万里，“逍遥游”等心灵自由，无我之主张。更给沉浸于入世的思想文化压抑沉闷领域吹进来一股清风，带来了一丝凉意。实为难能可贵。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反，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逸世无为，以柔克刚，即以静制动，“上无为而民自化”。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吗！而且，据记载（或不确——作者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西行入周向道家祖师老子请教问礼。尔后答弟子问，仰慕赞叹：老子形神“犹龙”而不可言说矣！另外，两家还都共同尊奉众经之源《易经》为经典。儒家尊《易经》为五经之首，“孔子晚而喜易”，竟至“韦编三绝”。而《道德经》、道家无处不言阴阳，则与《易经》息息相合相通。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物等等。由此可见，儒、道两家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还有相通互补这方面，应予以特别关注。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虽多遵奉儒家为“正统”，但是在经过大动乱和改朝换代、新王朝奠立以后，其开国之君大都要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办法，及遵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家治国理政之教导。如经过秦朝十几年的暴政，再遭受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动乱而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一直遵循“黄老之道”，行“南面之术”，无为而治，励俭处静，与民休息，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目的，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此后，又如在隋末战乱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唐朝，也是如此。唐太宗李世民，遵法李氏祖先老子之道，则成就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天下大治，是为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伟业。凡读史者，无不深晓其中的奥妙。
　　儒学、道家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历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们取法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之源泉，几乎不可须臾有离。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读书人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读书的士子们若能“学而优则仕”谋得一官半职，则入仕干政，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为天下人谋福祉。如果一旦仕途失意，或进身无门，则往往是到道家那里找安慰，回归自然，寻求内心的自由，放浪形骸，悠游自在，即走上所谓的“独善其身”之路。前者典型代表是痴心于“致君尧舜上”的“诗圣”杜甫，而后者当属“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诗仙”李白。回顾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沧桑历史，无处不可寻觅到这两种类型的影子，很少有人能跳出这个范围。
　　而且，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两者都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以后，佛教（也是“轴心时代”的原创文化）从印度传入了中国，开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了一番佛与儒、道三家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之后，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达到了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具有坚强的“胃”，甚至能把域外的文化，如印度佛教，消化吸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神，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做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所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独脚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站稳立牢。
　　至于当今如何研究“国学”，继承传统，开新立派，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则是目前“国学热”讨论的主题，本文在此不做赘言。
　　最后，引用一位英国哲人的话，作为结语。史学大师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自觉自为地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大胆地指出：“在未来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能够推动人类和谐发展。”甚至预言：“中华文明将统一世界。”而作为中国人则不该妄自菲薄，理应具有文化自觉，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