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州出了一位巨富伍秉鉴，据说他的银子多到数不清，他究竟有多少财产，一直是令人着迷的话题。
　　1834年的一天，伍秉鉴兴之所至，自己粗略估算了一番，算上稻田、房产、店铺、钱庄、茶园，以及在美国、英国的各种保险、债券、投资，约合2600万银元。那时候，西班牙银元在国内各通商口岸大肆流通。比起成锭的银子，银元更易携带，成色重量统一，也容易计算，因此很受商人欢迎。一枚银元约重0.7两，照此推算，伍秉鉴的财富保守估计不低于1800万两白银。据周志纯《晚清财政经济研究》一书估算，清政府1840年财政收入为4500万两白银。伍秉鉴身价之高，抵得上清朝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绰绰有余。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将伍秉鉴列入“近千年世界最富有50人”。与他一同入选的另外5名中国人，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和宋子文，伍秉鉴是6人当中唯一的商人。
　　伍秉鉴同时代的商人中，不乏富甲一方的巨贾，譬如同为广州商人的潘绍光。一位参观过潘绍光乡间住宅的法国人回忆：潘绍光拥有的财产超过1亿法郎，他有五十个妻子和八十名僮仆，三十名花匠和杂役，每年为他在广州的宅邸花费300万法郎，“这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它可以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住宅里除了亭台楼阁，还有一个戏台，可容纳上百名演员演出，一个专为印刷家族传记开办的印刷所。然而，这位法国人又说，潘绍光的财富多得多矣，比起伍秉鉴还是有所不及，充其量只是伍秉鉴身价的三分之一。
　　潘绍光、伍秉鉴均属于“广州十三行”，是洋人与清朝政府贸易的中间人。与潘绍光的奢侈生活不同，伍秉鉴生活方式极为简朴，他身材瘦小，食量也不大，没什么特别嗜好，除了绝对必需之物，从不增加开销，他的办公室只是区区两间陈设普通的平房，参观者对此无不惊诧万分。
　　伍秉鉴发达之后，花巨资捐了三品顶戴，清廷官员有油画之风，伍秉鉴也不例外。留存至今的画像中，此人天庭饱满，然两腮下陷，瘦削的三角脸上，隆鼻阔口，双目有神，黑少白多，一股精明之气。接近伍秉鉴的美国旗昌洋行合伙人威廉？C.亨特回忆，伍秉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我从来没有听他开过一次玩笑，而他这样完全是出于自然并无做作，就更加难得了”。伍秉鉴唯一一次开玩笑，是宝顺洋行的合伙人英格里斯向他抱怨没有一个英国人可以见到当今圣上，当时正是1842年鸦片战争之际，英格里斯说这次英国人不但要打到北京城，还一定能够见到皇上，伍秉鉴不以为意，“英国人还没到北京城，皇上就去山西了”。
　　作为商人的伍秉鉴无论何等富贵，终究是帝国的一介子民，他的发迹与其说拜个人商业才干所赐，毋宁说特殊的政经环境所致。伍秉鉴对此显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总是流露出缺乏安全感。
　　有一次，威廉·C.亨特去拜访伍秉鉴，后者向他抱怨：“黄河又闹水灾了，官员派人送来一张票，要他拿20万银元赈灾”。亨特认为这显然是勒索，伍秉鉴点点头，说自己答应给五六万银元，假如“大头子不满意，我就给10万”。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止一次，1841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广州和约》，索要600万银元赎城费，其中110万就出自伍秉鉴的腰包。
　　伍秉鉴当然是迫不得已，为保住对外贸易中间人的地位，免不了上下打点一番。有一项研究显示，从1801年至1843年去世，42年间，伍秉鉴累计报效、输送的银钱多达1600万两之巨。
　　疏通官场的同时，伍秉鉴也不忘向神灵祈求保佑。一笔高达110万银元的香火钱，其中10万保佑小儿子不至早夭，20万保佑长子永远孝顺，80万保佑自己生意兴隆。伍秉鉴晚年最大的心愿是移居美国，可惜1843年病逝于广州，死前还承担了100万银元鸦片战争赔款。摘自《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