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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京杭大运河上。多少年过去了，运河依然像高邮作家汪曾祺写的那样，“一片大水，浩浩淼淼，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
50岁的扬州江都渔民谢老大想起了自己的那艘船。一个月前，他开船沿京杭运河北上，亲手将跟了自己26年的“吃饭家伙”，送進了扬州市宝应县七里闸附近。
在那里，渔船将被拆解。从此，渔船成了谢老大的人生回忆。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重点水域正式实行10年禁捕。为此，靠长江捕鱼为生的近30万渔民舍弃了一艘船乃至原来的栖身之地，赤脚上岸，生活从头开始。
上岸只是第一步
淮安市盱眙县观音寺社区，距江都两小时车程。30岁的郑伟松和谢老大一样，都是长江退捕渔民。“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现在‘拆迁’都结束了。”郑伟松说，观音寺的渔民们，习惯将退捕称作“拆迁”。
去年10月集中退捕，郑伟松总是睡不着，“生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岸上住房尚未安置妥当，郑伟松和妻子把凉席铺在铁皮制成的船舱顶上，再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霜降已过，洪泽湖的寒风吹过湖面再掠上舱顶，夫妻两人冻得蜷成一团。
郑伟松夫妻睡的舱顶，是哥嫂房间的天花板。他的父亲郑夫庄和八哥哥生活在紧邻的另一条渔船上。
上岸前，74岁的郑夫庄坚持住在自家渔船里，“不高兴上岸蹲”。这条住家船长10米、宽3米，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一应俱全。走廊撑开的网兜里，晒着两斤鱼干。
等夕阳落到堤坝下面，郑夫庄就开始吃晚饭。一碗白粥配一只四两重的螃蟹，再听一段黄梅戏——老子的心，比儿子大。
渔民退捕补偿款主要分为三部分：捕捞权收回、专用生产设备报废和软性补助。根据作业场所的不同，捕捞证又分为长江的和非长江的;专用生产设备为核定的退捕鱼船、渔网和捕捞辅助工具等;软性补助则包含临时生活补助和地方配套政策如住房保障等。
早在2020年9月30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就有退捕渔民签订了一份《泗洪县洪泽湖水域禁捕退捕补偿协议》，最终获补偿金34.9万元。其中，回收捕捞权18.2万元，报废专用生产设备12.7万元，临时生活补助2.9万，再加一个“提前签订协议并交证”，奖励1.1万元。
200公里以外的扬州江都区，谢老大的渔船与泗洪渔民的同样大小、同样功率，但最终获得退捕金额72万元，是泗洪渔民的两倍多。
谢老大认为，关键是捕捞证。“泗洪县渔民的捕捞证上，注明作业范围是‘河荡’，我们的捕捞证，注明作业范围是‘长江江都段’。虽然都在长江上捕鱼，但我们捕捞证上，‘长江’两个字很值钱的”。
江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捕捞证回收的金额，与是不是‘长江证’没有关系。退捕补偿款的多少与地区有关。同一个市县，标准是一致的。”
“我们这里的补偿标准还可以，马马虎虎吧。”谢老大言下透着些自豪，“北方渔民的补偿没有我们好。但是跟南方比，像南通啊张家港啊浙江啊，我们这地方又差得远了。”
补偿标准差异的背后，实则是各地财力的差距。
2020年9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江苏省长江流域禁捕退捕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指出，在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涉及两个及以上设区市或县（市、区）的跨界水域退捕，尽可能统一补偿和安置政策，缩小相对差距，实现同一个水域内基本平衡、相对公平。
2020年10月20日下午3点，郑夫庄和很多其他不识字的渔民一起，在盱眙县渔政监督大队的办公室里，伸出指甲磨蚀明显的大拇指，在退捕协议上按下了红手印。郑夫庄获得12万元赔偿，郑伟松获得27万元赔偿。
2020年11月底，郑家父子的补偿款全部到账。这场横跨6300多公里、波及10个省市的长江禁捕退捕行动，终于接近尾声。2020年12月28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赔偿款的具体支付比例：“2020年度安排的长江禁捕退捕专项财政资金中，中央拨付资金占比22.1%，省级拨付占比32.8%，市县自筹占比45.1%。”
郑夫庄舍不得退捕。“老话讲，种田不离田头，种园不离园头，近山打鸟，近水吃鱼。渔民就是渔民，祖代都捕鱼。现在叫我们不捕鱼了，不习惯。我们老了，就想在河里抓鱼，两天不抓鱼，心就不好过了。”
但对郑家父子来说，上岸只是第一步。
未果的转向
郑伟松原本会像父亲郑夫庄一样，一辈子在长江里捕鱼。
1990年出生的郑伟松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
渔民的儿子也曾有人生转向的机会。那天，10岁的郑松伟被带到学校。“老师说，你家这么多小孩，在船上不安全。上来一个，来上学。”刚上一年级的郑伟松什么也不懂，“有个老师就骂我，说渔民的小孩儿吃鱼都很聪明的，就你这个笨。我不服气。”
二年级时，郑伟松突然开窍了，“原来上学是这么回事儿”。从那以后，郑伟松的成绩突飞猛进，“整个学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后来还当了升旗手，同学都很羡慕我。”
2009年，因为不是本地生，郑伟松要交90块钱把户口迁至太仓，才可以继续就读当地高中。“我妈说没钱，就没迁。”考试排名年级前几的郑伟松，只读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太难了。”郑伟松回忆说，“你知道长江那几年被开发得有多严重吗？沿江到处都是化工厂、发电厂、钢铁厂、造纸厂……鱼变得很少很少，抓不到鱼卖钱，就没钱给我上学。”
郑伟松人生转向未果，长江渔业资源一路滑坡。
“每年的三四月份，河豚都会洄游上来产籽。后来，沿江的钢铁厂排放污水，黑色的水到处都是，很快就看到江面上飘起了河豚。”郑夫庄穿着厚重的黑色棉衣，努力把头往上仰，两腮鼓满，嘴巴一张一合发出“啵啵”的声音，模仿河豚死前挣扎的模样。
50岁的扬州江都渔民谢老大想起了自己的那艘船。一个月前，他开船沿京杭运河北上，亲手将跟了自己26年的“吃饭家伙”，送進了扬州市宝应县七里闸附近。
在那里，渔船将被拆解。从此，渔船成了谢老大的人生回忆。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重点水域正式实行10年禁捕。为此，靠长江捕鱼为生的近30万渔民舍弃了一艘船乃至原来的栖身之地，赤脚上岸，生活从头开始。
上岸只是第一步
淮安市盱眙县观音寺社区，距江都两小时车程。30岁的郑伟松和谢老大一样，都是长江退捕渔民。“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现在‘拆迁’都结束了。”郑伟松说，观音寺的渔民们，习惯将退捕称作“拆迁”。
去年10月集中退捕，郑伟松总是睡不着，“生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岸上住房尚未安置妥当，郑伟松和妻子把凉席铺在铁皮制成的船舱顶上，再铺一床被子，盖一床被子。霜降已过，洪泽湖的寒风吹过湖面再掠上舱顶，夫妻两人冻得蜷成一团。
郑伟松夫妻睡的舱顶，是哥嫂房间的天花板。他的父亲郑夫庄和八哥哥生活在紧邻的另一条渔船上。
上岸前，74岁的郑夫庄坚持住在自家渔船里，“不高兴上岸蹲”。这条住家船长10米、宽3米，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一应俱全。走廊撑开的网兜里，晒着两斤鱼干。
等夕阳落到堤坝下面，郑夫庄就开始吃晚饭。一碗白粥配一只四两重的螃蟹，再听一段黄梅戏——老子的心，比儿子大。
渔民退捕补偿款主要分为三部分：捕捞权收回、专用生产设备报废和软性补助。根据作业场所的不同，捕捞证又分为长江的和非长江的;专用生产设备为核定的退捕鱼船、渔网和捕捞辅助工具等;软性补助则包含临时生活补助和地方配套政策如住房保障等。
早在2020年9月30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就有退捕渔民签订了一份《泗洪县洪泽湖水域禁捕退捕补偿协议》，最终获补偿金34.9万元。其中，回收捕捞权18.2万元，报废专用生产设备12.7万元，临时生活补助2.9万，再加一个“提前签订协议并交证”，奖励1.1万元。
200公里以外的扬州江都区，谢老大的渔船与泗洪渔民的同样大小、同样功率，但最终获得退捕金额72万元，是泗洪渔民的两倍多。
谢老大认为，关键是捕捞证。“泗洪县渔民的捕捞证上，注明作业范围是‘河荡’，我们的捕捞证，注明作业范围是‘长江江都段’。虽然都在长江上捕鱼，但我们捕捞证上，‘长江’两个字很值钱的”。
江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捕捞证回收的金额，与是不是‘长江证’没有关系。退捕补偿款的多少与地区有关。同一个市县，标准是一致的。”
“我们这里的补偿标准还可以，马马虎虎吧。”谢老大言下透着些自豪，“北方渔民的补偿没有我们好。但是跟南方比，像南通啊张家港啊浙江啊，我们这地方又差得远了。”
补偿标准差异的背后，实则是各地财力的差距。
2020年9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江苏省长江流域禁捕退捕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指出，在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涉及两个及以上设区市或县（市、区）的跨界水域退捕，尽可能统一补偿和安置政策，缩小相对差距，实现同一个水域内基本平衡、相对公平。
2020年10月20日下午3点，郑夫庄和很多其他不识字的渔民一起，在盱眙县渔政监督大队的办公室里，伸出指甲磨蚀明显的大拇指，在退捕协议上按下了红手印。郑夫庄获得12万元赔偿，郑伟松获得27万元赔偿。
2020年11月底，郑家父子的补偿款全部到账。这场横跨6300多公里、波及10个省市的长江禁捕退捕行动，终于接近尾声。2020年12月28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赔偿款的具体支付比例：“2020年度安排的长江禁捕退捕专项财政资金中，中央拨付资金占比22.1%，省级拨付占比32.8%，市县自筹占比45.1%。”
郑夫庄舍不得退捕。“老话讲，种田不离田头，种园不离园头，近山打鸟，近水吃鱼。渔民就是渔民，祖代都捕鱼。现在叫我们不捕鱼了，不习惯。我们老了，就想在河里抓鱼，两天不抓鱼，心就不好过了。”
但对郑家父子来说，上岸只是第一步。
未果的转向
郑伟松原本会像父亲郑夫庄一样，一辈子在长江里捕鱼。
1990年出生的郑伟松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
渔民的儿子也曾有人生转向的机会。那天，10岁的郑松伟被带到学校。“老师说，你家这么多小孩，在船上不安全。上来一个，来上学。”刚上一年级的郑伟松什么也不懂，“有个老师就骂我，说渔民的小孩儿吃鱼都很聪明的，就你这个笨。我不服气。”
二年级时，郑伟松突然开窍了，“原来上学是这么回事儿”。从那以后，郑伟松的成绩突飞猛进，“整个学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后来还当了升旗手，同学都很羡慕我。”
2009年，因为不是本地生，郑伟松要交90块钱把户口迁至太仓，才可以继续就读当地高中。“我妈说没钱，就没迁。”考试排名年级前几的郑伟松，只读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太难了。”郑伟松回忆说，“你知道长江那几年被开发得有多严重吗？沿江到处都是化工厂、发电厂、钢铁厂、造纸厂……鱼变得很少很少，抓不到鱼卖钱，就没钱给我上学。”
郑伟松人生转向未果，长江渔业资源一路滑坡。
“每年的三四月份，河豚都会洄游上来产籽。后来，沿江的钢铁厂排放污水，黑色的水到处都是，很快就看到江面上飘起了河豚。”郑夫庄穿着厚重的黑色棉衣，努力把头往上仰，两腮鼓满，嘴巴一张一合发出“啵啵”的声音，模仿河豚死前挣扎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