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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成功”观念左右着每个人。最终，叫累的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要受到重罚。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新富”是中国新中产阶层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征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院、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元，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生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
办公楼里的白领除了衣着光鲜，更有巨大的工作压力。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和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把它称作“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核心家庭”正面临着集体的困境。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有专家根据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出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应在12万到48万元之间的结论。家庭平均月收入万元变成一个重要的门槛。房贷在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后，变得迫在眉睫；生产下一代，随之产生的便是奶粉钱、托婴费，以及很快对学费的大量需求；车贷带来的不是移动的快捷，而是燃油费、停车费和大把的罚单；为避免任何不确定事件发生而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导致每年额外再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保费；再加上科技发展及都市化、电脑、手机、儿童房、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美容保健……这些20年前不曾存在的概念，却成为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此刻，“多少钱都能过”当然是最大的谎话。
相对于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市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新生代寄生趋势的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的世代，亲族崩解，手足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等阶层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物业挤压开锁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在开一场背负了太多责任的竞赛中，失去游戏规则的“三明治一代”将是落败的一方。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而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谢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用亚洲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上司不给你压力，你琢磨是因为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老公不给你压力，你琢磨他是不是三心二意；物价不给你压力，你会主动找房市股市赌气；所有人都不给你压力，你担心世界正离你而去。
太多人不习惯享受生活，不习惯发呆、无所事事、做些自己爱好却不赚钱的事，一次一次你熬到体力、智力和情感的极限，“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在逼近Deadline的过程中抓狂不已，压力终于熬过去了，正常的生活倒像偷欢。
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职场压力令英才早逝，学业和就业压力令15—25岁的人思觉失调。别信“有压力才有动力”的话，压力令理想变形（就像所有的歌手到最后都要忙着签名售碟、上电视做弱智游戏、解释绯闻，忘了自己进娱乐圈本来只是想唱歌的），令生活成为工怍的附属品（同事远多于朋友）、令生趣寡然（把职业以外的爱好全丢光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是病人。
王石和潘石屹被很多老板羡慕，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玩滑翔和登山，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拍电影和写书。但真叫老板们也学王石做甩手掌柜（其实是只管大的决策），他们做不到，宁愿陷身于日复一日的琐事和发展压力中不能自拔。旅游、运动、聊八卦、疯狂购物、这些盛行的解压方式治标不治本。
改变自己的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不做人上人了，所以也不用吃苦中苦了；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所以上司也不会压太多担子了；不住高档社区了，所以也不用成为房奴了；不挑肥拣瘦了，所以也不用单身了……但这样说等于白说，无异于劝人把钱从腰包里掏出来扔在街上，把奥迪送人换骑自行车。最终，叫累的人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许多人喜欢以泰戈尔的一句诗自喻：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运气好可能是天使，运气不好可能只是，鸟人。
（摘自《新周刊》第231期）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要受到重罚。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新富”是中国新中产阶层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征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院、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元，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生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
办公楼里的白领除了衣着光鲜，更有巨大的工作压力。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和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把它称作“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核心家庭”正面临着集体的困境。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有专家根据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出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应在12万到48万元之间的结论。家庭平均月收入万元变成一个重要的门槛。房贷在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后，变得迫在眉睫；生产下一代，随之产生的便是奶粉钱、托婴费，以及很快对学费的大量需求；车贷带来的不是移动的快捷，而是燃油费、停车费和大把的罚单；为避免任何不确定事件发生而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导致每年额外再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保费；再加上科技发展及都市化、电脑、手机、儿童房、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美容保健……这些20年前不曾存在的概念，却成为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此刻，“多少钱都能过”当然是最大的谎话。
相对于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市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新生代寄生趋势的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的世代，亲族崩解，手足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等阶层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物业挤压开锁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在开一场背负了太多责任的竞赛中，失去游戏规则的“三明治一代”将是落败的一方。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而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谢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用亚洲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上司不给你压力，你琢磨是因为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老公不给你压力，你琢磨他是不是三心二意；物价不给你压力，你会主动找房市股市赌气；所有人都不给你压力，你担心世界正离你而去。
太多人不习惯享受生活，不习惯发呆、无所事事、做些自己爱好却不赚钱的事，一次一次你熬到体力、智力和情感的极限，“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在逼近Deadline的过程中抓狂不已，压力终于熬过去了，正常的生活倒像偷欢。
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职场压力令英才早逝，学业和就业压力令15—25岁的人思觉失调。别信“有压力才有动力”的话，压力令理想变形（就像所有的歌手到最后都要忙着签名售碟、上电视做弱智游戏、解释绯闻，忘了自己进娱乐圈本来只是想唱歌的），令生活成为工怍的附属品（同事远多于朋友）、令生趣寡然（把职业以外的爱好全丢光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是病人。
王石和潘石屹被很多老板羡慕，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玩滑翔和登山，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拍电影和写书。但真叫老板们也学王石做甩手掌柜（其实是只管大的决策），他们做不到，宁愿陷身于日复一日的琐事和发展压力中不能自拔。旅游、运动、聊八卦、疯狂购物、这些盛行的解压方式治标不治本。
改变自己的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不做人上人了，所以也不用吃苦中苦了；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所以上司也不会压太多担子了；不住高档社区了，所以也不用成为房奴了；不挑肥拣瘦了，所以也不用单身了……但这样说等于白说，无异于劝人把钱从腰包里掏出来扔在街上，把奥迪送人换骑自行车。最终，叫累的人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许多人喜欢以泰戈尔的一句诗自喻：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运气好可能是天使，运气不好可能只是，鸟人。
（摘自《新周刊》第2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