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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葛兆光先生所著的《思想史的写法》作为其著作《中国思想史》的导论,从与传统主流的思想史及哲学史写作不同的角度和思路,对中国思想史写作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讨论。本文对葛兆光所述思想史的写法与传统写法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性阐释,并论述了与思想史的写作和研究相关的思想史命名和思想史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关键词: 《思想史的写法》 历史真实性 思想史
葛兆光先生所著的《思想史的写法》(以下简称《写法》)作为其著作《中国思想史》的导论,从与传统主流的思想史及哲学史写作不同的角度和思路,对中国思想史写作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讨论。名为“写法”,其实不只说的是思想史的写作问题,更体现了作者对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可以说,作者想要造就的,是另一种思想史。
《写法》的问题阐释,建构在一个框架之上,那就是所谓传统主流思想史写法与作者所推崇的思想史写法的比较。作者认为,过去的思想家们写作的思想史,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精英和经典的,二是以人为章节的,三是进化论的。”这三个特点概括了作者认为的传统思想史的不足之处,也是与作者的“另一种思想史”对比最强烈之处。
在《写法》的开头,作者首先讨论的是这三点之外的问题,即思想史的命名问题,思想史何以叫做“思想史”而不称之为“哲学史”。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从“哲学”这一中文词汇诞生之初就从未停止过讨论。作者看来,相比起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更富有包孕性质。这一观点我十分赞同。其实,对“哲学”与“思想”这两个词语本身的讨论其实毫无意义,哲学一词不过是Philosophy经过辗转多次来到中国的外来词汇而已,而在中国,并没有把哲学单独划出作为一门学科,但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思想,纵向传承不息,横向渗透到文学、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从而形成了极其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系统。“思想史”一词,更能概括中国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历史。
一、传统思想史写法对于精英和经典的重视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他们觉得真实的思想史就是由这些精英与经典构成的。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并且支配着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然而,事实却是,精英与经典,往往是悬浮在生活与社会之上的,他们的思想,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对实际生活产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些知识包括日常起居的生活习惯,建筑的风水摆设,礼仪祭祀的规范制度,甚至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而这些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们思想的一般知识,自然不会成为学者精英们的笔下之物,更不可能被史官们以青史铭记。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眼前世界中真正地起着作用,因此,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当然作者并不是要否定那些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而是要在大部分篇幅的精英与经典中,留出一些记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的空间。
思想史要想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首先要做的也许是重新检讨传统的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范围。《思想史的写法》在第八节至第十节讨论了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作者列举了一些在传统的思想史写作中,可能被划到思想史范畴之外的资料,如历书、黄历,工匠技艺及科技书籍,各种档案,以及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甚至小说话本唱词,等等。考古发现的文物古籍,如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事业。本书还具体讨论了思想史研究中对图像资料的使用。图像不仅用模拟表达着取向,以位置传递着评价,以比例暗示着观念,更以变异凸显着想象。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合理使用,将会大大有益于我们对包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在内的思想史的深入、客观的研究,为思想史增添新视野。
二、思想史的习惯写法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思想家们的章节,这些思想家的组合就成了思想史。
这种“教科书”似的思想史写法,只能写出许许多多部相似的思想史。这种写法把这种章节的形式和内容作为固定的模式,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路割裂开来。作者认为,要充分保证思想史的延续性,就必须打破这种“教科书”似的,以人为章节的思想史的写法。
因为,作者想要叙述和整理的,不仅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而且包括叙述和清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无法用“人”或“书”为章节来叙述的。对于思想史的连续性如何在《思想史》中体现,书中举出了思想史连续的三种类型:一种连续性是在对传统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中的;第二种连续性却正好表现在那些看似断裂的地方;第三种连续性发生在受到外来知识与思想剧烈冲击,习惯于历史传统的人们为应付变局,反身寻找自己原有知识和思想资源,对新的知识与思想重新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在这种理解和解释中,外来的知识与思想融入了传统也改变了传统,在看似“断裂”中,知识与思想在延续着。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应该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中描述思想史的流程。真正的阅读者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仅仅用来背诵和考试的人名与年代,而是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究竟是如何从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在什么样的思路中延续的?在哪个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连续性思路中?还有什么资源可以被今天的思想重新诠释?而思想史写作者的最终使命,并不是为教学和考试提供教材和依据,而是为人类对思想的延续的历史提供一个思考的向导。
三、传统的思想史写法认为,我们的思想史,应该是思想的“发展史”、“进化史”。
撰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思想史把这些认为是有意义的新东西,像累积木一样地陈列出来,显示着思想的“进步”、“发展”或 “演变”,作者称这种思想史的叙述进路为在做“加法”。而思想史中的“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两个方面,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掉或删去的思想和观念。
传统的思想史,通常只重视“加法”,站在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用一些后设的观念来叙述历史,只关注思想史中“进步的”、“发展的”东西,仿佛只有这些新东西才能表现出思想史的延续性。然而我们却常忽视了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被我们“减掉”的那些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或许用今天的文明、理性、道德的观点来看,那些被“减掉”的是不文明、野蛮、落后、荒唐的,但这些看法也许都是“以今视古”的结果。然而很多被“减掉”的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合理的、文明的。那么,在它存在的时代里,它为什么会被普遍接受?为什么后来又被有意无意地被淡忘,被边缘化,甚至被驱逐到了历史的记忆深处,不再被发掘和提及?
也许我们应该把对于“加法”的过多关注适当转移到“减法”上来。“加法”和“减法”其实并不互相矛盾、对立,反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当我们已经熟悉了“进化论”一般以“加法”写就的思想史之后,不妨重新挖掘打捞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被“减掉”的东西,将历史的碎片拼合起来,我们也许会发现全新的历史面貌。
作者在《写法》的最后一节,提到了一个思想史写作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元问题,即“史皆文也”。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思想史的材料、文献、著作,乃至思想史本身,都是经过前人今人精炼、压缩、过滤,甚至可能是扭曲的,经过了漫长的传承,才来到我们面前。因此,我们与真实的“过去”之间,仿佛隔了一层半透明的磨砂玻璃,使我们对历史的文本乃至“历史”本身产生质疑。但是,这层玻璃,却是我们唯一可以赖以审视过去的途径。如果将它否定,那么我们甚至连观察过去都无法做到。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如果说“历史”与“过去”存在出入,首要原因便是历史的写就者。每一朝的开国者,都会对上一朝的历史进行回顾,编纂一部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而这部历史,便不可避免地对前朝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加工”。然而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权威者,却可以将这种经过加工的“历史”理所当然地传给后世。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压迫、价值观与感情的好恶、思路与方法的偏好、时势与政治的需要、历史资料的缺失和残存的偶然性,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都会影响“历史”的叙述。但是如果过分追究“文本”的真实与否,一味把“历史”与“文本”分开,却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真实的过去是无法追寻的,能够追寻的只是历史的书写和叙述,那么,在书写和叙述中区分真伪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能否认,不论每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与“文本”会受多少非“历史”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叙述”与“文本”都不得不受制于一个确实存在的“过去”。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所以,至少应该坚守最后的界限,那就是“指向真实”作为最后的边界的存在。或许“真实”不可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数值而被达到,至少,它可以作为一个趋势、一个方向,让历史学家们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以“指向真实”作为自己的信念,使得“历史”真正反映真实的“过去”。
哲学中有一条公理:人类是不可能完全认识客观世界的。人所做的一切学术研究活动,不过是在不断探索、思考、批判中不断接近真实客观的过程。因此,何以能更加接近真实,是学术研究本身必须充分思考的问题,也是学术的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思想史的写法的充分研究,并不是矫揉造作,也不是舍本逐末,本书讨论的是思想史的写法,而不仅仅是思想史的写作方法,它所想表达的,是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种方法,或许能够让思想史跳出传统的写作套路和思考模式,在另一种思想史中,更加接近真实的过去,寻找到思想延续发展的历史脉络。
参考文献:
[1]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思想史的写法》 历史真实性 思想史
葛兆光先生所著的《思想史的写法》(以下简称《写法》)作为其著作《中国思想史》的导论,从与传统主流的思想史及哲学史写作不同的角度和思路,对中国思想史写作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讨论。名为“写法”,其实不只说的是思想史的写作问题,更体现了作者对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方法的独到见解。可以说,作者想要造就的,是另一种思想史。
《写法》的问题阐释,建构在一个框架之上,那就是所谓传统主流思想史写法与作者所推崇的思想史写法的比较。作者认为,过去的思想家们写作的思想史,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精英和经典的,二是以人为章节的,三是进化论的。”这三个特点概括了作者认为的传统思想史的不足之处,也是与作者的“另一种思想史”对比最强烈之处。
在《写法》的开头,作者首先讨论的是这三点之外的问题,即思想史的命名问题,思想史何以叫做“思想史”而不称之为“哲学史”。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从“哲学”这一中文词汇诞生之初就从未停止过讨论。作者看来,相比起来,“思想史”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更富有包孕性质。这一观点我十分赞同。其实,对“哲学”与“思想”这两个词语本身的讨论其实毫无意义,哲学一词不过是Philosophy经过辗转多次来到中国的外来词汇而已,而在中国,并没有把哲学单独划出作为一门学科,但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思想,纵向传承不息,横向渗透到文学、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从而形成了极其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系统。“思想史”一词,更能概括中国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历史。
一、传统思想史写法对于精英和经典的重视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他们觉得真实的思想史就是由这些精英与经典构成的。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并且支配着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然而,事实却是,精英与经典,往往是悬浮在生活与社会之上的,他们的思想,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对实际生活产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些知识包括日常起居的生活习惯,建筑的风水摆设,礼仪祭祀的规范制度,甚至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而这些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们思想的一般知识,自然不会成为学者精英们的笔下之物,更不可能被史官们以青史铭记。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眼前世界中真正地起着作用,因此,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当然作者并不是要否定那些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而是要在大部分篇幅的精英与经典中,留出一些记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的空间。
思想史要想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首先要做的也许是重新检讨传统的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范围。《思想史的写法》在第八节至第十节讨论了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作者列举了一些在传统的思想史写作中,可能被划到思想史范畴之外的资料,如历书、黄历,工匠技艺及科技书籍,各种档案,以及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甚至小说话本唱词,等等。考古发现的文物古籍,如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事业。本书还具体讨论了思想史研究中对图像资料的使用。图像不仅用模拟表达着取向,以位置传递着评价,以比例暗示着观念,更以变异凸显着想象。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合理使用,将会大大有益于我们对包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在内的思想史的深入、客观的研究,为思想史增添新视野。
二、思想史的习惯写法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思想家们的章节,这些思想家的组合就成了思想史。
这种“教科书”似的思想史写法,只能写出许许多多部相似的思想史。这种写法把这种章节的形式和内容作为固定的模式,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路割裂开来。作者认为,要充分保证思想史的延续性,就必须打破这种“教科书”似的,以人为章节的思想史的写法。
因为,作者想要叙述和整理的,不仅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而且包括叙述和清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无法用“人”或“书”为章节来叙述的。对于思想史的连续性如何在《思想史》中体现,书中举出了思想史连续的三种类型:一种连续性是在对传统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中的;第二种连续性却正好表现在那些看似断裂的地方;第三种连续性发生在受到外来知识与思想剧烈冲击,习惯于历史传统的人们为应付变局,反身寻找自己原有知识和思想资源,对新的知识与思想重新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在这种理解和解释中,外来的知识与思想融入了传统也改变了传统,在看似“断裂”中,知识与思想在延续着。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应该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中描述思想史的流程。真正的阅读者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仅仅用来背诵和考试的人名与年代,而是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究竟是如何从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在什么样的思路中延续的?在哪个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连续性思路中?还有什么资源可以被今天的思想重新诠释?而思想史写作者的最终使命,并不是为教学和考试提供教材和依据,而是为人类对思想的延续的历史提供一个思考的向导。
三、传统的思想史写法认为,我们的思想史,应该是思想的“发展史”、“进化史”。
撰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思想史把这些认为是有意义的新东西,像累积木一样地陈列出来,显示着思想的“进步”、“发展”或 “演变”,作者称这种思想史的叙述进路为在做“加法”。而思想史中的“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两个方面,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掉或删去的思想和观念。
传统的思想史,通常只重视“加法”,站在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用一些后设的观念来叙述历史,只关注思想史中“进步的”、“发展的”东西,仿佛只有这些新东西才能表现出思想史的延续性。然而我们却常忽视了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被我们“减掉”的那些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或许用今天的文明、理性、道德的观点来看,那些被“减掉”的是不文明、野蛮、落后、荒唐的,但这些看法也许都是“以今视古”的结果。然而很多被“减掉”的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合理的、文明的。那么,在它存在的时代里,它为什么会被普遍接受?为什么后来又被有意无意地被淡忘,被边缘化,甚至被驱逐到了历史的记忆深处,不再被发掘和提及?
也许我们应该把对于“加法”的过多关注适当转移到“减法”上来。“加法”和“减法”其实并不互相矛盾、对立,反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当我们已经熟悉了“进化论”一般以“加法”写就的思想史之后,不妨重新挖掘打捞那些几乎被遗忘的被“减掉”的东西,将历史的碎片拼合起来,我们也许会发现全新的历史面貌。
作者在《写法》的最后一节,提到了一个思想史写作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元问题,即“史皆文也”。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思想史的材料、文献、著作,乃至思想史本身,都是经过前人今人精炼、压缩、过滤,甚至可能是扭曲的,经过了漫长的传承,才来到我们面前。因此,我们与真实的“过去”之间,仿佛隔了一层半透明的磨砂玻璃,使我们对历史的文本乃至“历史”本身产生质疑。但是,这层玻璃,却是我们唯一可以赖以审视过去的途径。如果将它否定,那么我们甚至连观察过去都无法做到。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如果说“历史”与“过去”存在出入,首要原因便是历史的写就者。每一朝的开国者,都会对上一朝的历史进行回顾,编纂一部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而这部历史,便不可避免地对前朝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加工”。然而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权威者,却可以将这种经过加工的“历史”理所当然地传给后世。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压迫、价值观与感情的好恶、思路与方法的偏好、时势与政治的需要、历史资料的缺失和残存的偶然性,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都会影响“历史”的叙述。但是如果过分追究“文本”的真实与否,一味把“历史”与“文本”分开,却难以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真实的过去是无法追寻的,能够追寻的只是历史的书写和叙述,那么,在书写和叙述中区分真伪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能否认,不论每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与“文本”会受多少非“历史”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叙述”与“文本”都不得不受制于一个确实存在的“过去”。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所以,至少应该坚守最后的界限,那就是“指向真实”作为最后的边界的存在。或许“真实”不可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数值而被达到,至少,它可以作为一个趋势、一个方向,让历史学家们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以“指向真实”作为自己的信念,使得“历史”真正反映真实的“过去”。
哲学中有一条公理:人类是不可能完全认识客观世界的。人所做的一切学术研究活动,不过是在不断探索、思考、批判中不断接近真实客观的过程。因此,何以能更加接近真实,是学术研究本身必须充分思考的问题,也是学术的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思想史的写法的充分研究,并不是矫揉造作,也不是舍本逐末,本书讨论的是思想史的写法,而不仅仅是思想史的写作方法,它所想表达的,是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种方法,或许能够让思想史跳出传统的写作套路和思考模式,在另一种思想史中,更加接近真实的过去,寻找到思想延续发展的历史脉络。
参考文献:
[1]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