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哲学上早有了。我们最初的哲人一开始便把义看得比利高尚些。《论语》虽说“子罕言利”，但孔子对义利的表态还是十分明确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者即是。这句话既含有明显的褒贬，又有一些对事实的无可奈何的承认，远不似孔门亚圣孟子的偏激，什么“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简直于利于小人不屑一顾。到了荀子，说法缓和一些了，“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只不过小人是“唯利所在，无所不顾”，君子则“唯义所在，不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罢了。基本上还是尚义薄利的。
　　君子的尚义与小人的好利，确乎也是事实。但却不能由此推断出君子不好利与小人不尚义。只不过，君子者，剥削者也，攫取的生活资料已经享用不竭，固然无须再操什么心；而小人者，被剥削者也，生产出的生活资料被人剥夺，因而不能不整日价为生计奔波。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有身在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这样的君子，但要以这类道德的个别代社会的普遍就未免迁阔了。
　　然而孔孟及其徒子就有这种迂阔。社会本来是和谐安定的，不幸出现了纷争，原因呢就在于大家逐利——孟子是这么看的：“王曰何以利吾国，……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荀子也这么看：“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义利的孰胜孰负既然是国之治乱的原因，化乱世为治世的办法也就有了，便是以义胜利。孔子一生栖栖皇皇，所做的事大抵上不过是以道德(自然是特定的具体的道德)改造人心，以有道德的人来恢复据说有过的和平之世，什么“放于利而行，多怨”的警告啦，什么“仁者爱人”的说教啦，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劝啦，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设计啦，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担心啦，都是一个目标。
　　问题在于以道德为纽带来维系社会秩序与因经济利益的不均而造成的阶级冲突之间，很难相互加以谐调。孔子对此也是有所感觉的，所以他只好凡事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个问题到以后总是个问题，让人群“放于利而行”既不可能，利义之间又不好加以调和，所以宋明的理学大师们干脆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了。人欲既没有了，利的纷争也就如釜底抽薪。这种办法的一劳永逸与老庄的志义忘利率任自然的彻底颇相类似。
　　欲利的心机既被压抑，满足欲利的途径亦多被堵塞，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财富就永远只是一个有限的量，因而利的获得就更加困难，逐利的心机也就更加曲折、隐蔽而执着，唯利是图的小人，特别是那些口不言利，而用满嘴道德仁义来掩盖自己最卑鄙的私利的“君子”也就更多，而“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也就更要大肆鼓吹才行。这种循环往复一直到——似乎暂时还不好说到哪个时代已经彻底终止了。
　　李贽曾指斥理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虽然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义愤，但毕竟不失为相当有力的揭露。颜元的“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近乎说义利合一了。戴震鼓吹“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近乎说仁欲合一。不用说，这些异端思想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何况这类清醒意识的思想家深入地讨论义利起来，大致上仍然取中庸的态度，如说利在义中，义不离利呀，又说什么私利不好，公利可行呀，诸如此类道理上极圆通的议论，其实是不含新信息的，对那个病态的偏执社会来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刺激。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据说很早就从大禹治水的经验里知道了堵塞不如开导的道理，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很少有人敢想象一下“放于利而行”一个时期，会是什么样子？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只要让大家去逐利，就可以治国平天下了呢？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除了利，确实还有义。识得义利二字，良非易事。“义”的内容至少有二，一是不能见利志义，以私害公，损人利己；二是蛋糕大了，不能不考虑利益的公平。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致富机会的公平。让人们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真正的优者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