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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相对于历史的价值，一方面是其可以利用自身的某些艺术特性为历史提供明确的佐证，另一方面亦可以被用来当作重建（或者改变）个人历史观的途径。电影在“南京1937”这个题材上大胆的选择“城”作为镜像的主体，是具有先锋性质的、勇敢的尝试。“城”作为镜像的主体，《南京！南京！》也许正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讲述的方式，这样一次对于沉重历史的冷静回望和全面审视，引领我们站在如此切近的现今的土地上深刻的求索和追思。
[关键词] 镜像史 纪录风格 故事片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8.013
对于中国人而言，当南京这个普通的城市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时，往往不自觉的意味着一段难以名状的沉重的禁忌。这种禁忌，决定了这段历史无论如何无法成为被全盘认可的艺术表现对象。所以那些对于《南京！南京！》近乎失控的批评和责难，从某种角度上说，皆为必然。而抛却影片在叙事层面和人物内心深层探究方面的些许缺憾，《南京！南京！》的诞生堪比一次勇敢的镜像史革命，隐隐昭示着未来电影中全新的历史观。
一、城：镜像的主体
相较于姜文（《鬼子来了》）和管虎（《斗牛》），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避开了所有可能切入的各种叙事角度，他选择整座南京城作为镜像的主体。这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别一种的模样，没有具体而紧实的发展脉络，而整体的偏向于展示全景的散文式结构。对于宏大的历史题材来说，选择一座城池作为叙事主体显然不如选择“马大三”或者“牛二”更为明智。选择城池而不是个人，即意味着选择了出现叙事模糊、线索混沌且容易断裂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影片的背景由一般意义上的“城”转向了“人”，从而完成“人”与“城”的位置的严肃置换，客观上颠覆了受众业已生成的审美经验。事实上，《南京！南京！》也正因为这个置换而付出了叙事层面的代价——即弱化了故事的讲述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为了深入这座生死之城的灵魂之地，全面而深刻的展现战争笼罩之下的“城”的全貌，影片呈现了复杂的多线索的叙事结构，力图全景式的刻画城池之下所有可能的发生。人物可以分为四组群像：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士兵、被侵略虐杀的中国平民、进行抵抗的中国残余部队以及战争无辜的牺牲者——慰安妇。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见闻为主线，其余均可列为三条副线。这些线索交叉并进、有时相互影响交织，有时仅有一次相遇（角川路经被俘虏的陆建雄时投去的一瞥），甚至可以由于某一条线索的戛然而止而不产生任何关联（抵抗士兵和慰安妇没有呈现任何叙事上的相关之处）。多线索的叙事策略如同经纬线编织出立体的“城”，同时个中坐标也因为参照系轴线的过分拥挤而不够明晰。这亦是置换了“人”与“城”的位置之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叙事结构同宏大的描述主体相适应的同时，又需要以不打扰以往的、惯常的叙事策略为前提。而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电影在“南京1937”这个题材上大胆的选择“城”作为镜像的主体，是具有先锋性质的、勇敢的尝试。这是冒险的，当然也是勇敢的。“城”作为镜像的主体，《南京！南京！》也许正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讲述的方式，这样一次对于沉重历史的冷静回望和全面审视，引领我们站在如此切近的现今的土地上深刻的求索和追思。
二、《南京！南京！》：镜像与历史的间离
中国以往的抗战历史题材电影，基于种种历史性原因，总是热衷于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光扬宏伟的民族气节。这样的影像一遍遍加固着我们膨胀的爱国情操，暗暗满足着我们在高贵爱国情操的指引下对于这段历史片段式的完好想象，进而渐渐的将这些片段主观的进阶成为完整历史的全部版本。至此，受众以默认的政治身份从影片中获得了爱国情感的宣泄，自愿的混淆历史和镜像，渐渐陷入排他性的信任的泥淖。是故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敏感的题材很少被提及，犹在当下商品化泛滥的时期，合理规避成为首选。而《南京！南京！》不仅直面该题材，且以晃动镜头的纪实感、大全景的肃穆感、大特写的细腻感对这段历史给予严肃的镜像表达。片中的“挑选慰安妇”、“日军祭祀”、“拉贝的难民营”等重要事件均符合史实，很多镜头就是1937年留下的珍贵照片的还原。虽然故事性元素的加入使影片脱离纪实的范畴——如虚构出的日军祭祀采用的舞蹈、被迫做慰安妇的小江等——但这有限的加工并不破坏影片的历史感，不失却题材的严肃性。由此，《南京！南京！》不仅是今日这个浮躁的消费时代一份庄严而高尚的铭文，亦是很久以来中国历史题材电影扩展范畴、突破僵化藩篱的又一次大胆革新。
事实上，自《屠城血证》始，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了对于南京题材的尝试。彼时所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好坏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或者拐弯抹角的选择一种讨巧的艺术角度、谨慎的提供一种暧昧的人性关怀。而《南京！南京！》却大胆的选取日本侵略者（并不是中国平民、日本平民，亦不是随军记者）的个人化视角，通过角川这一角色对于这场战争态度的转变，连接起整个历史图景。这既是对我们民族记忆的“挑战”，也是一次建筑在全人类视角上的大胆反思。影片中的人物设定第一次正面获得了更为客观的人性表达，沉默的服从、艰难的反抗、角川的困惑甚至百合子的凄惶，这不仅在影像意义上打破了以往电影中约定俗成的叙事禁忌，且将受众带离民族主义的牢笼，赋予其更为多元而广阔的认知场域。与此同时，《南京！南京！》作为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片，其诞生本身就意味着另一重镜像史的重启。电影相对于历史的价值，一方面是其可以利用自身的某些艺术特性为历史提供明确的佐证（纪录片），另一方面亦可以被用来当做重建（或者改变）个人历史观的途径：《南京！南京！》即是后者的强有力证明。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影像呈现出来的历史——尤其关乎抗战，总是抱着似乎理应“客观”的“顺应我意”的态度，倘若不是，则于我们来说就可以将影像拿来和史实相较，挑拣出“不合格”的历史景片以供恼怒。而事实却一直截然相反，坦诚而残酷。况，“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即也一定不是现实；对于历史也一样。冷静接受并且认真理解《南京！南京！》本身所进行的民族反思，远比对其进行历史质疑来得重要得多。
《南京！南京！》一定不是纪录片，这个题材的特殊性也决定其不能够被解读为单纯的故事片。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未来主义式的追述，一次对于敏感历史的勇敢的触碰。也许并不圆满，但总会有那么一天，彼时的人们会读懂陆川的真诚，全新的历史读解将会为更多的人所认可。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艺术史》周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电影的读解》颜纯钧 中国电影出版社
3、《南京南京，沉默离开》 今何在 《上海采风》 2009年2月
4、《论二战期间加拿大及美国纪录片中的亚洲主题》 加里
[关键词] 镜像史 纪录风格 故事片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8.013
对于中国人而言，当南京这个普通的城市和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时，往往不自觉的意味着一段难以名状的沉重的禁忌。这种禁忌，决定了这段历史无论如何无法成为被全盘认可的艺术表现对象。所以那些对于《南京！南京！》近乎失控的批评和责难，从某种角度上说，皆为必然。而抛却影片在叙事层面和人物内心深层探究方面的些许缺憾，《南京！南京！》的诞生堪比一次勇敢的镜像史革命，隐隐昭示着未来电影中全新的历史观。
一、城：镜像的主体
相较于姜文（《鬼子来了》）和管虎（《斗牛》），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避开了所有可能切入的各种叙事角度，他选择整座南京城作为镜像的主体。这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别一种的模样，没有具体而紧实的发展脉络，而整体的偏向于展示全景的散文式结构。对于宏大的历史题材来说，选择一座城池作为叙事主体显然不如选择“马大三”或者“牛二”更为明智。选择城池而不是个人，即意味着选择了出现叙事模糊、线索混沌且容易断裂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影片的背景由一般意义上的“城”转向了“人”，从而完成“人”与“城”的位置的严肃置换，客观上颠覆了受众业已生成的审美经验。事实上，《南京！南京！》也正因为这个置换而付出了叙事层面的代价——即弱化了故事的讲述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为了深入这座生死之城的灵魂之地，全面而深刻的展现战争笼罩之下的“城”的全貌，影片呈现了复杂的多线索的叙事结构，力图全景式的刻画城池之下所有可能的发生。人物可以分为四组群像：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士兵、被侵略虐杀的中国平民、进行抵抗的中国残余部队以及战争无辜的牺牲者——慰安妇。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见闻为主线，其余均可列为三条副线。这些线索交叉并进、有时相互影响交织，有时仅有一次相遇（角川路经被俘虏的陆建雄时投去的一瞥），甚至可以由于某一条线索的戛然而止而不产生任何关联（抵抗士兵和慰安妇没有呈现任何叙事上的相关之处）。多线索的叙事策略如同经纬线编织出立体的“城”，同时个中坐标也因为参照系轴线的过分拥挤而不够明晰。这亦是置换了“人”与“城”的位置之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叙事结构同宏大的描述主体相适应的同时，又需要以不打扰以往的、惯常的叙事策略为前提。而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电影在“南京1937”这个题材上大胆的选择“城”作为镜像的主体，是具有先锋性质的、勇敢的尝试。这是冒险的，当然也是勇敢的。“城”作为镜像的主体，《南京！南京！》也许正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讲述的方式，这样一次对于沉重历史的冷静回望和全面审视，引领我们站在如此切近的现今的土地上深刻的求索和追思。
二、《南京！南京！》：镜像与历史的间离
中国以往的抗战历史题材电影，基于种种历史性原因，总是热衷于塑造民族英雄形象、光扬宏伟的民族气节。这样的影像一遍遍加固着我们膨胀的爱国情操，暗暗满足着我们在高贵爱国情操的指引下对于这段历史片段式的完好想象，进而渐渐的将这些片段主观的进阶成为完整历史的全部版本。至此，受众以默认的政治身份从影片中获得了爱国情感的宣泄，自愿的混淆历史和镜像，渐渐陷入排他性的信任的泥淖。是故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敏感的题材很少被提及，犹在当下商品化泛滥的时期，合理规避成为首选。而《南京！南京！》不仅直面该题材，且以晃动镜头的纪实感、大全景的肃穆感、大特写的细腻感对这段历史给予严肃的镜像表达。片中的“挑选慰安妇”、“日军祭祀”、“拉贝的难民营”等重要事件均符合史实，很多镜头就是1937年留下的珍贵照片的还原。虽然故事性元素的加入使影片脱离纪实的范畴——如虚构出的日军祭祀采用的舞蹈、被迫做慰安妇的小江等——但这有限的加工并不破坏影片的历史感，不失却题材的严肃性。由此，《南京！南京！》不仅是今日这个浮躁的消费时代一份庄严而高尚的铭文，亦是很久以来中国历史题材电影扩展范畴、突破僵化藩篱的又一次大胆革新。
事实上，自《屠城血证》始，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了对于南京题材的尝试。彼时所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好坏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或者拐弯抹角的选择一种讨巧的艺术角度、谨慎的提供一种暧昧的人性关怀。而《南京！南京！》却大胆的选取日本侵略者（并不是中国平民、日本平民，亦不是随军记者）的个人化视角，通过角川这一角色对于这场战争态度的转变，连接起整个历史图景。这既是对我们民族记忆的“挑战”，也是一次建筑在全人类视角上的大胆反思。影片中的人物设定第一次正面获得了更为客观的人性表达，沉默的服从、艰难的反抗、角川的困惑甚至百合子的凄惶，这不仅在影像意义上打破了以往电影中约定俗成的叙事禁忌，且将受众带离民族主义的牢笼，赋予其更为多元而广阔的认知场域。与此同时，《南京！南京！》作为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片，其诞生本身就意味着另一重镜像史的重启。电影相对于历史的价值，一方面是其可以利用自身的某些艺术特性为历史提供明确的佐证（纪录片），另一方面亦可以被用来当做重建（或者改变）个人历史观的途径：《南京！南京！》即是后者的强有力证明。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影像呈现出来的历史——尤其关乎抗战，总是抱着似乎理应“客观”的“顺应我意”的态度，倘若不是，则于我们来说就可以将影像拿来和史实相较，挑拣出“不合格”的历史景片以供恼怒。而事实却一直截然相反，坦诚而残酷。况，“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即也一定不是现实；对于历史也一样。冷静接受并且认真理解《南京！南京！》本身所进行的民族反思，远比对其进行历史质疑来得重要得多。
《南京！南京！》一定不是纪录片，这个题材的特殊性也决定其不能够被解读为单纯的故事片。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未来主义式的追述，一次对于敏感历史的勇敢的触碰。也许并不圆满，但总会有那么一天，彼时的人们会读懂陆川的真诚，全新的历史读解将会为更多的人所认可。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艺术史》周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电影的读解》颜纯钧 中国电影出版社
3、《南京南京，沉默离开》 今何在 《上海采风》 2009年2月
4、《论二战期间加拿大及美国纪录片中的亚洲主题》 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