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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使得多元文化并在，发展信念与秩序认同出现了多种价值标准，社会大众在面对现实生活陌生化的各种选择过程中产生了困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一系列挑战，导致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问题随之而生。努力将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和思想性统一起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可通过主流传播；意识形态建设；重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建设，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性”及整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路径来解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信念；秩序认同；信仰危机；意识形态控制力；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3-0008-04
21世纪迎来了铺天盖地的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载体，资本主义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逐渐渗透到我国的各个角落。在意识形态变革中丧失话语权，最终导致意识形态全线崩溃，不仅是苏联和东欧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样也是当代中国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正在为一些人所责难和嘲弄，某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同计划经济体制及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产生了怀疑、否定和对立的论调。同时，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得社会分化中的发展信念与秩序认同出现了多种价值标准，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涌现使价值标准对一些人失去规范力，社会大众在面对现实生活陌生化的各种选择过程中产生了困惑，于是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危机，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问题油然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重大任务，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而且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弱化的缘由分析
“意识形态控制力”是一个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息息相关的概念。当一个阶级革命成功，实现国家统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拥有只代表了一种地位，问题的关键却是如何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实现思想的统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控制力”展现的不是一个执政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它将促使执政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将其贯穿于实践之中。[1]
（一）神化、泛化、教条化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现象依然存在
神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化为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这直接造成了在我国广泛存在的“假”“大”“空”話语的马克思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枯燥的理想说教，逐渐使得马克思意识形态窒息了活的灵魂，导致其枯萎和僵化，从而给西方“普适价值”等抽象的“人性化”理论以可乘之机。泛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在将理论作为万能膏药贴在任何事物上。比如；在我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以马克思理论指导任何学科，以及宣传界广泛存在的“先写上马克思主义再说”的做法，就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马克思理论虽然具有庞大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但以它来指导任何事物，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会导致对理论的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历史场合的只言片语或时代结论等同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并生搬硬套于社会实践，忽视时间、地点等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这显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核——唯物辩证法的消解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际上把历史事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可为”——有前途的事物，表达着新兴历史主体的要求；第二类是“不可为”——腐朽没落的事物，体现着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主体的意志和“作为工具的可为”——具有依附性的两重性事物；第三类事物往往是依附着占统治地位的事物，不具有历史主体的属性。唯物辩证法是区分事物种类以及发展趋势的指导性思维。[2]371在当代，其他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对唯物辩证法的消解主要表现为：第一种是以“抽象人权”为武器的自由主义人性论思潮。这种价值观把个人等同于抽象的人，把个人权利视为“人权”，这种个人本能崇拜“抽象观念”，并且把“自我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自由个人主义是其典型的意识形态。第二种是以感性和生存本能为基础的后现代思潮，通过对本体论哲学，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解构颠覆，从而达到对唯物辩证法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总体性”上，包括对本质主义的清理，对真理的清理和对语言的清理。第三种是以“多元共生”“和合”“趋同”为理念的和合意识形态，通过“包容性”“宽容性”来实现对唯物辩证法的消解。
（三）“非意识形态化”理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
随着西方马克思学的传播，“非意识形态化”之风日盛。“非意识形态化”致力于淡化以致消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彻底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主张方面，“非意识形态化”从人权、自由、民主等抽象价值观出发，推崇改良主义，本质是弱化阶级意识，宣扬西方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全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2]340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虎视眈眈。“和平演变”一直在干扰着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建设。各种西方思潮借助高科技、网络化，营建各种渠道，制造各种机会，绞尽脑汁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力图西化、分化中国社会的精神脊梁，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多样化、多元化、多层化结构已然形成，社会精英与草根阶层的阶层壁垒在物质层面不断深化，在精神层面愈加对立：中等收入阶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自由职业者、居家创业者、私营企业主和新技术掌控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技术、知识和资本精英的社会理想和多元利益诉求不断催生出新的社会心理和新的价值观念；由此形成新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多变性使得遇见的各类复杂情况，必然要反映到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中来，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三、全球化语境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路径分析
意识形态控制力不应是通过贬低、污蔑、围堵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实现。为什么要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永远比怎么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更为重要。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之本、基。若不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其他一切思想建设都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认为，全球化语境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主要应围绕以下四方面展开工作。
（一）用全球化思维传播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高传播的科学性、批判力和竞争力
全球化思维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思维。放眼世界，才能展望未来；理性批判，才能科学定位。毋庸置疑，在意识形态传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方面，我们和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差异而导致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传播的路径与取得的时效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的意识形态“底座建设”形成了厚薄差异。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流变，以及推陈出新的新技术革命，西方社会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成熟的，多场域的，而我们国家相对较弱。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技巧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要更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既要有吸纳其他内容的弹性能力，也要让符号本身贴近生活、贴近大众。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带有普世性的抽象观，由于其宣传网络的普及化、宣传渠道的多样化、宣传对象的大众化，使得似乎与其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讲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等带有人类价值共性与共识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宣扬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相悖。因此，我们要抓其“软肋”，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思维、宣传能力、强化渠道和途径建设，要使其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中，体现核心竞争力。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始终指导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理论与实践脱节，不仅无法指导实践，也会弱化理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意味着对于“非马”“反马”的意识形态斗争有血有肉，有理有据，深入人心。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在我国产生一定市场，实践的多样化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性也是其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价值观的渗透是最柔性、最隐性的、也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要从根本上与西方意识形态抗衡，就必须把理论探索、实践揭露融合在理论研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科学而完整，并且形象化地展现出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求我们紧紧抓住西方资本主义无法根除和化解的社会主要矛盾及种种不尽人意的社会实践，并且提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批判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理论支柱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群众特点和群众需求，创新和拓展意识形态建设方式、方法和途径，抓需求，聚人心。比如，针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更强调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动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诸如此类种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从理论本质、立论高度、影响深度、社会发展方向，西方社会的弊端和中国实践的成就中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和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
（三）重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建设，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性”
经济生活的深层次变革，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利益格局的动态调整，生活方式的多元变化，都将会对社会的日常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与冲击。大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增强、选择性扩大，价值多元和多样趋势明显。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带有一定合理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必须加以引领的。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质就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领多種社会思潮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基于中国社会的感性化特征来开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必须重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建设，建立一套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传播渠道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赢得大众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广泛取材社会实践，采用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案例，用群众熟悉的、听得懂的、愿意听的语言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借助先进的传播形式，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充分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将理性的概念系统感性化，以更直观、感性的方式展示给大众，实现理性化的概念系统与广大社会成员感性意识的统一。
（四）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多种社会思潮，不能强硬围堵“非马”和“反马”的意识形态，而要加强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只有思想对话交锋，意识形态间有了观念阐释、意愿展现、诉求表达的平台与渠道，才能实现对话协商、沟通整合、合作共赢，使思想观念和价值原则方面的分歧得以明晰。这种思想观念的整合具有以下作用：其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与“非马”和“反马”思潮的交流中，可以更好吸收、借鉴、融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成分和理性元素，得以丰富发展原有体系，思想观点和价值原则得以不断拓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产生更有效的影响；其二，允许非敌对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的内耗，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找到各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契合点。
意识形态碰撞和冲突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具体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是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心理过程和行为选择，是在人们共同的、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是根据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对过去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性审视和批判反思；对建构更加科学而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场域给予深思熟虑，这也是一个长期、持续建构的动态探索过程。
参考文献：
[1] 李合亮.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121-128.
[2] 侯惠勤. 侯惠勤自选集[J].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信念；秩序认同；信仰危机；意识形态控制力；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8）03-0008-04
21世纪迎来了铺天盖地的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载体，资本主义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逐渐渗透到我国的各个角落。在意识形态变革中丧失话语权，最终导致意识形态全线崩溃，不仅是苏联和东欧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样也是当代中国正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正在为一些人所责难和嘲弄，某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同计划经济体制及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产生了怀疑、否定和对立的论调。同时，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得社会分化中的发展信念与秩序认同出现了多种价值标准，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的涌现使价值标准对一些人失去规范力，社会大众在面对现实生活陌生化的各种选择过程中产生了困惑，于是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危机，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问题油然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重大任务，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而且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弱化的缘由分析
“意识形态控制力”是一个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息息相关的概念。当一个阶级革命成功，实现国家统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拥有只代表了一种地位，问题的关键却是如何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实现思想的统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控制力”展现的不是一个执政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它将促使执政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将其贯穿于实践之中。[1]
（一）神化、泛化、教条化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现象依然存在
神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化为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这直接造成了在我国广泛存在的“假”“大”“空”話语的马克思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枯燥的理想说教，逐渐使得马克思意识形态窒息了活的灵魂，导致其枯萎和僵化，从而给西方“普适价值”等抽象的“人性化”理论以可乘之机。泛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在将理论作为万能膏药贴在任何事物上。比如；在我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以马克思理论指导任何学科，以及宣传界广泛存在的“先写上马克思主义再说”的做法，就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马克思理论虽然具有庞大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但以它来指导任何事物，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会导致对理论的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历史场合的只言片语或时代结论等同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并生搬硬套于社会实践，忽视时间、地点等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这显然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核——唯物辩证法的消解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际上把历史事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可为”——有前途的事物，表达着新兴历史主体的要求；第二类是“不可为”——腐朽没落的事物，体现着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主体的意志和“作为工具的可为”——具有依附性的两重性事物；第三类事物往往是依附着占统治地位的事物，不具有历史主体的属性。唯物辩证法是区分事物种类以及发展趋势的指导性思维。[2]371在当代，其他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对唯物辩证法的消解主要表现为：第一种是以“抽象人权”为武器的自由主义人性论思潮。这种价值观把个人等同于抽象的人，把个人权利视为“人权”，这种个人本能崇拜“抽象观念”，并且把“自我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自由个人主义是其典型的意识形态。第二种是以感性和生存本能为基础的后现代思潮，通过对本体论哲学，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解构颠覆，从而达到对唯物辩证法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总体性”上，包括对本质主义的清理，对真理的清理和对语言的清理。第三种是以“多元共生”“和合”“趋同”为理念的和合意识形态，通过“包容性”“宽容性”来实现对唯物辩证法的消解。
（三）“非意识形态化”理念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
随着西方马克思学的传播，“非意识形态化”之风日盛。“非意识形态化”致力于淡化以致消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彻底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主张方面，“非意识形态化”从人权、自由、民主等抽象价值观出发，推崇改良主义，本质是弱化阶级意识，宣扬西方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全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2]340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虎视眈眈。“和平演变”一直在干扰着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建设。各种西方思潮借助高科技、网络化，营建各种渠道，制造各种机会，绞尽脑汁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力图西化、分化中国社会的精神脊梁，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多样化、多元化、多层化结构已然形成，社会精英与草根阶层的阶层壁垒在物质层面不断深化，在精神层面愈加对立：中等收入阶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自由职业者、居家创业者、私营企业主和新技术掌控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技术、知识和资本精英的社会理想和多元利益诉求不断催生出新的社会心理和新的价值观念；由此形成新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多变性使得遇见的各类复杂情况，必然要反映到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中来，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三、全球化语境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路径分析
意识形态控制力不应是通过贬低、污蔑、围堵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实现。为什么要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永远比怎么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更为重要。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之本、基。若不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其他一切思想建设都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认为，全球化语境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主要应围绕以下四方面展开工作。
（一）用全球化思维传播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高传播的科学性、批判力和竞争力
全球化思维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思维。放眼世界，才能展望未来；理性批判，才能科学定位。毋庸置疑，在意识形态传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方面，我们和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差异而导致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传播的路径与取得的时效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的意识形态“底座建设”形成了厚薄差异。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流变，以及推陈出新的新技术革命，西方社会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成熟的，多场域的，而我们国家相对较弱。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技巧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要更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既要有吸纳其他内容的弹性能力，也要让符号本身贴近生活、贴近大众。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带有普世性的抽象观，由于其宣传网络的普及化、宣传渠道的多样化、宣传对象的大众化，使得似乎与其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讲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等带有人类价值共性与共识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宣扬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相悖。因此，我们要抓其“软肋”，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思维、宣传能力、强化渠道和途径建设，要使其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中，体现核心竞争力。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始终指导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理论与实践脱节，不仅无法指导实践，也会弱化理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意味着对于“非马”“反马”的意识形态斗争有血有肉，有理有据，深入人心。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在我国产生一定市场，实践的多样化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性也是其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价值观的渗透是最柔性、最隐性的、也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要从根本上与西方意识形态抗衡，就必须把理论探索、实践揭露融合在理论研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科学而完整，并且形象化地展现出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求我们紧紧抓住西方资本主义无法根除和化解的社会主要矛盾及种种不尽人意的社会实践，并且提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批判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理论支柱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群众特点和群众需求，创新和拓展意识形态建设方式、方法和途径，抓需求，聚人心。比如，针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更强调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动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诸如此类种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从理论本质、立论高度、影响深度、社会发展方向，西方社会的弊端和中国实践的成就中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和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
（三）重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建设，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性”
经济生活的深层次变革，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利益格局的动态调整，生活方式的多元变化，都将会对社会的日常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与冲击。大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增强、选择性扩大，价值多元和多样趋势明显。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带有一定合理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必须加以引领的。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质就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领多種社会思潮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基于中国社会的感性化特征来开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必须重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建设，建立一套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传播渠道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赢得大众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广泛取材社会实践，采用现实生活中的鲜活案例，用群众熟悉的、听得懂的、愿意听的语言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借助先进的传播形式，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充分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将理性的概念系统感性化，以更直观、感性的方式展示给大众，实现理性化的概念系统与广大社会成员感性意识的统一。
（四）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多种社会思潮，不能强硬围堵“非马”和“反马”的意识形态，而要加强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只有思想对话交锋，意识形态间有了观念阐释、意愿展现、诉求表达的平台与渠道，才能实现对话协商、沟通整合、合作共赢，使思想观念和价值原则方面的分歧得以明晰。这种思想观念的整合具有以下作用：其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与“非马”和“反马”思潮的交流中，可以更好吸收、借鉴、融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成分和理性元素，得以丰富发展原有体系，思想观点和价值原则得以不断拓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产生更有效的影响；其二，允许非敌对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的内耗，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找到各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契合点。
意识形态碰撞和冲突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具体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是相互影响的复杂的心理过程和行为选择，是在人们共同的、千变万化的具体实践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是根据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对过去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性审视和批判反思；对建构更加科学而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场域给予深思熟虑，这也是一个长期、持续建构的动态探索过程。
参考文献：
[1] 李合亮.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121-128.
[2] 侯惠勤. 侯惠勤自选集[J].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