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严书”）是一部唐前文总集，关于此书的编纂还有一段来历。据严氏自述，嘉庆十三年（一八○八）开《全唐文》馆，当时有名的文士多被邀请，严氏“无能为役”，心有不甘，遂慨然立志编纂唐前文，为自己另辟一块学术领地。严氏在当时为学术大家，心高意广，独自承担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严氏发愤著此书，广事搜集，反复校订，虽以一人之力，而积二十余年之功，成此皇皇巨册，嘉惠学林，其功不浅。但或许正是因为成于一手，以一用十，力有不逮，这部卷帙浩繁的总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些问题前代学者已有论列。笔者近年因参与新的《全西汉文》的编纂，得以校理严书中的《全汉文》，即西汉文，陆续发现严书在确定篇目、录文及文之归属、系年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今不避饾
　　艰涩，拈举数端，略加申说，以飨读者，并请方家指正。
　　严书在卷首《凡例》中提出了全书的辑录原则和标准，其中第七条说：“面敕、面对未登简牍者不录。” 把当时是否登于简牍、形诸文字作为文章标准和辑录原则。这一标准自然适合一般文章，但是，如果拘守这一标准，以此衡量一切文章，而忽略文章发展的历史及时代背景，则容易将一些重要文体和文章排除在文章的范畴之外。严书未收秦汉之际的游说之辞及重要议对，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其实，游说之辞为此时文之一大宗。秦汉时期的策士承袭战国纵横家风，策谋言辩之辞大多
　　烨雄奇，如见于《史记》《汉书》的郦食其《请说齐王》《说齐王》，蒯通《说范阳令徐公》《说韩信》《说曹参》，等等，有战国纵横家风，文学色彩浓厚。汉初张良、陆贾和商山四皓有策士之风，驰骋雄辩，言说成文。流风所及，后来还影响到文帝、武帝时期的文风，如贾谊《过秦论》，以及邹阳、枚乘之文，无不受其影响。《文心雕龙·论说》论“说”这一文体的渊源及体制，即以战国及秦汉时期策士的游说之辞为对象。游说之辞虽然未登简牍，但并不妨碍成为文章，甚至成为文学的一部分。严氏拘于成见，忽略上述游说之辞的文学特质，以其未登简牍而不予收录，这是一大缺失。
　　严书不仅不收游说之辞，也不收议对之言。秦汉之际及汉初的议对之言当时虽未形诸文字，但就其文的特质而言，与后来形诸文字的奏议对策无异。见于《史记》《汉书》的张耳《对陈涉问》、韩信《拜将对汉王问》、张良《谏止立六国后》、鄂千秋《奏论位次》等，或为应答，或为临时奏议，均事关军国大事，事理练达，言辞动听，实可归入文章中的奏议、策论类。严书以“未登简牍”不予收录，这也是一大缺失。
　　这里要指出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严书辑录刘邦的诏令，也辑录项羽的军令，却忽略了秦末农民革命的首义者陈胜。《史记》《汉书》载有陈胜、吴广谋举大计的一段对话，其论天下大势，可谓大略深谋，改变历史。这篇重要的战略对话属于议对，理应作为文章录入。另外，陈胜召令徒属一段话，就文体而言属于令，也应录入。大约严氏以为陈胜、吴广为造反的强人，在他看来，刘邦、项羽虽然也是造反出身，但后来成为帝王，陈胜、吴广不过是失败的贼寇，不能与王侯之列，则其令议自不在话下。但是，严氏忽略了，刘邦登基以后，曾推许陈胜为革命先烈，封他为楚隐王，诏令守其冢。后来《史记》记陈胜事迹，列入世家，《汉书》也为陈胜立传。只要放下成王败寇的观念，还是应该承认陈胜的令议的。
　　严书在录文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混淆史书叙述文字和文章正文。有的将史书叙述误为文章，使叙述文字窜入正文。卷四武帝《浑邪王降益封霍去病》为霍去病迎匈奴浑邪王降后不久益封诏文，文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及《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末有“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数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汉书·匈奴传》记载相同。则“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在浑邪王归降尘埃落定之后，与徙民一事同时或稍后。《汉书·食货志》记载：“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此即徙民一事，在浑邪王归降后第二年。《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及《汉书·武帝纪》记浑邪王归降事在元狩二年秋，则徙民事在元狩三年。《汉书·武帝纪》记“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事在元狩三年秋，与《食货志》记载相合。可见，浑邪王降益封霍去病事与“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事时间悬隔，实为二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及《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将二事相并，记载不确。严书未考史实，将“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数句叙述文字窜入益封诏文，不仅与史有违，也与封诏内容不类。严书将叙述文字窜入正文，一般是部分窜入，也有全文为叙述文误录的。卷十一元王皇后《封刘歆王恽等列侯诏》录文云：“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文出《汉书·平帝纪》记载，为叙述文字，明明白白。这段文字紧随元王皇后《置宗师诏》后，严氏或因此一时执迷，竟误以为诏文。
　　录文问题还有文章部分文字因误为叙述文字而遗漏。卷十三孔光《条奏限名田奴婢》文出《汉书·哀帝纪》，严书录文至“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哀帝纪》此下有云：“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无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为诏书本文，严书遗漏。
　　一般来说，严书录文是将原文直接录入，但也有少量校录，校录也存在问题。卷七元帝《灾异求言诏》见于《汉书·元帝纪》及《汉书·翼奉传》，严书据《元帝纪》录其文，而参校《翼奉传》。其中，“一年再地动”，“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臧，振救贫民”，“悉意陈朕过失”数语，为《元帝纪》所无，乃据《翼奉传》校补。但《翼奉传》所录文字有窜乱。《元帝纪》初元二年七月又载元帝另一篇诏书云：“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翼奉传》所录《灾异求言诏》中多出《元帝纪》的文字，包括“一年再地动”“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臧，振救贫民”“悉意陈朕过失，靡有所讳”，实出初元二年七月诏书。《灾异求言诏》在《元帝纪》中载于初元二年三月。这年三月，陇西地震，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元帝因下诏求言。至七月，“地再动”，因再下求言诏。作于三月的《灾异求言诏》与七月诏书实为二，《翼奉传》载《灾异求言诏》于七月，乃误合二诏为一，严书据《翼奉传》窜乱之文校补，实属不当。另外，卷十一班婕妤《报诸侄书》也存在校录失误。该书首云：“记言属见所赐赵婕妤书以相比，元帝被病无悰。”文出《太平御览》卷一四四引《妇人集》，原作“记言属见元帝所赐赵婕妤书以相比，元帝被病无悰”，严书所录第一句夺“元帝”二字。《太平御览》引《妇人集》以《赐赵婕妤书》为元帝所作，实误。《汉书·外戚传》记赵飞燕姊弟入宫得幸在成帝即位以后，还记载：“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汉书·成帝纪》载成帝“始为微行出”在鸿嘉元年，则飞燕入宫在成帝鸿嘉元年以后，“被病无悰”、赐赵婕妤书者为成帝，非元帝。《报诸侄书》又云：“至如成帝，则推诚写实，若家人夫妇相与书。”可证。严书卷八录成帝《赐赵婕妤书》，已纠正《太平御览》引《妇人集》中的归属错误，但至录《报诸侄书》时犹疑未定，一面延续了原来的错误，一面又删掉“所赐赵婕妤书”前“元帝”二字，掩盖前后凿枘之迹，以致模糊了《赐赵婕妤书》的归属，这是不足为训的。 　　严书中帝王诏令制命等多系年，但系年错误较多。卷六宣帝《诏免丙显官》原系于宣帝甘露元年，失于考证。据《汉书·丙吉传》记载：吉薨，“子显嗣，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官至卫尉太仆。……元帝时，长安士伍尊上书……先是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千余万，司隶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请逮捕。上曰云云”，则此诏为元帝诏书。丙显在宣帝甘露中官至卫尉太仆，至事发时已为太仆十余年。以甘露元年计起，后十年为元帝永光元年，则此诏作于永光元年以后。卷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诏》原系于元朔三年十一月。公孙弘为相及封侯时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及《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而《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作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资治通鉴》卷十九记载：“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考异》引前述《史记》《汉书》中的不同记载，以“元朔三年”为误，按云：“三年弘始为御史大夫。盖误书‘五’为‘三’，因置于三年耳。”今按：《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及《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按年次第编排，而《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仅文字载述，编排难移而文字易讹，《考异》谓“误书‘五’为‘三’”甚是。至于说“因置于三年”却无据，因为后者只有误书问题，并不存在误置不误置的问题。又卷九哀帝《免息夫躬孙宠诏》系于元寿二年，未知所据。《汉书·息夫躬传》记载，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匈奴单于当来朝，遣使言病。躬因是而上奏，设诈谋。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不可，哀帝不听，独与躬议。躬因建言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哀帝以为然，诏“将军与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有大虑者各一人”，拜晏为大司马卫将军。是日，日有食之，董贤因此沮躬、晏之策。后数日，收晏卫将军印绶，而丞相御史奏躬罪过。哀帝由是恶躬等，下诏免躬、宠官。《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冬，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与前事相应，则诏文作于建平四年冬。
　　最后还需指出，严书除确定篇目、录文及文之系年存在问题外，还有一些遗漏。这些遗漏一般属于个别的偶然的疏漏，但也有整体疏漏。严书在集部之外还辑录散佚的经史子部著作，如刘向《别录》 《新序》 《说苑》，刘歆《七略》，但其他各家此类著作多遗漏。《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春秋决事》十卷，《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决狱》十卷，今已散佚，但《通典》 《太平御览》及《白氏六帖事类集》存其佚文数条，严书漏收。又《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晁氏新书》三卷、《晁错集》三卷，均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后辑有《晁氏新书》一卷，而严书未及。
　　以上列举的问题不过笔者所见之一斑，但即使将所见问题全部列出，就严书整体而言，也还是白璧之瑕，无损于严书的广博谨严及严氏学术大家的地位。行文至此，对严氏筚路蓝缕之功仍要致以应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