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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40年代作家在惊险纷呈、不同寻常的迁徙过程中，内心受到极大的考验和震撼，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萧红在40年代经历颠沛流离的迁徙过程，漂泊怀乡、寂寞迷惘是萧红在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通过对萧红在40年代迁徙流亡中生命体验的个案分析，可以对40年代作家迁徙的生命体验进行全面观照。
关键词：40年代 萧红 迁徙 生命体验
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由于战争的影响，40年代作家大多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迁徙流亡过程。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大家所熟悉。但40年代作家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内心变化却很少有人研究。萧红是40年代的重要作家，她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颠沛流离，经历了曲折的迁徙过程，本文结合萧红的迁徙经历和文学创作深入探析其40年代迁徙前后的生命体验，窥一斑见全豹，从而达到对40年代作家迁徙过程中生命体验的全面观照。
生命体验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创作主体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心理感受，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作家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通过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观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的创作过程。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诗穷而后工说’等，其理论本质，都是揭示独特的生命体验在振发人的自身的生命力，唤起超常的创造力中所起的巨大作用。”{1}这些都说出了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作家的实际生活遭遇，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观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段话说明了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的关系，没有生死攸关的生命体验，就没有刻骨铭心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陶渊明正是对官场污浊和社会黑暗的体验，才寄情于自然山水，歌咏自然山水的清新与朴真。李白游历祖国山川，这种游历体验使他的诗歌意气飞扬，以雄奇明秀山川作为自己诗歌抒写载体，气势雄浑。杜甫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这种生命体验使他的诗歌多描写破碎山河，抒发离乱之苦，《三吏》《三别》皆为诗人离乱过程中的真实感受。这里简单地分析了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见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没有生命体验就没有文学创作。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生命体验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的内心世界，继而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抗日战争爆发，40年代作家四处迁徙流亡，漂泊怀乡、苍茫悲愤等都是这期间作家感受最深的生命体验。因战争影响，迁徙前，首先在面对去留的问题上，作家们普遍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前，叶圣陶于1935年在苏州建造了新居，一家人生活富足安逸，新居使叶圣陶魂牵梦绕，“讲究虽然说不上，但是还清爽，屋前种有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当战争来临时，走与留成了个难题，几经权衡，叶圣陶最后决定举家搬迁。“叶圣陶举家西迁，是下了一番决心的。那时候，叶圣陶一家老老小小八口人：老母、妹妹、妻子、至善、夏满子（夏尊的女儿，叶至善的未婚妻）、至美、至诚。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搬迁，谈何容易？何况，在抗战前不久，1935年，叶圣陶在苏州青石弄5号新置了四间小屋。”{2}人还未动，在面临迁徙问题上，叶圣陶处于两难的焦灼之中。当战争来临时，面队去留选择，40年代作家带有普遍的焦灼矛盾感受。
不仅在迁徙前作家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状态中，而且在流亡般的迁徙过程中，颠沛流离、凶险莫测、历尽艰辛、灵与肉脱胎换骨，这种少有的迁徙经历使40年代作家“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3}。下面看看萧红40年代的迁徙经历与生命体验。
萧红在40年代迁徙流亡中，最为曲折、痛苦，体验最深。漂泊怀乡、寂寞迷惘是40年代萧红在战火纷飞的迁徙流亡过程中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不仅表现在萧红日常的言行中，而且还渗透在萧红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从小父母对她管束很严，萧红在这样一个地主大家庭里没有温暖，没有爱。萧红对家里人没有什么感情，只有祖父对她关心、溺爱。寂寞是幼年时期萧红的真实感受。后来，新学之风传到萧红的家乡，呼兰城内龙王庙小学开始招收女生，萧红成了首批女学生。高小毕业后，经过在家里与父亲的斗争，父亲允许她升学了。1927年秋，萧红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祖父去世之后，父亲更加专横威严，萧红在这个冰冷的家中再也得不到一点温暖和爱。后来，为了逃避父亲为她包办的封建婚姻，萧红出走了，这在当地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逐渐沦陷。萧红随萧军等人从关外流亡到青岛等地，并开始接触尝试写作新文学。随后到达上海，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写作，逐步进入上海文坛。在上海，因与萧军感情不和，萧红漂泊到东京，但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满街的蝉鸣声和木屐声使萧红产生生疏落寞的感觉。旅日期间，萧红写作了《孤独的生活》《家庭以外的人》《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永远的憧憬与追求》等小说和散文，皆抒发了这种寂寞孤独的情绪。后又返回上海。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萧红的经历。可见，抗日战争爆发前，萧红从一个反叛封建婚姻的青年知识女性，到逐步登上文坛，其间反抗封建父权，出逃流浪，遭到家族囚禁，经历了曲折的早年人生。
“七七事变”后，战火危及上海。上海的许多刊物被迫停刊，文化人士都纷纷撤退到武汉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萧军和萧红也来到武汉。此时，虽然萧红成了名作家，可公开以作家身份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在生活条件上也有极大改善，但战火纷飞，独处异乡，且与萧军感情产生了间隙，萧红并没有好的心境。特别是与萧军相处，萧军的大男子主义经常刺伤萧红的自尊心，萧军甚至“有时也故意向她（指萧红，笔者注）挑衅，欣赏她那认真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玩’”{4}。就是萧军这些大男子作风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和感情。感情的伤害，加之山河破碎，在迁徙流亡中，萧红始终缠绕着寂寞迷惘的情绪。 后来萧红与萧军来到山西临汾。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萧军萧红在去留的问题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在争吵的过程中，萧红往往是弱势，泪水只能往心里流，声音是干涩、模糊、无力的。最后萧军决定留在临汾打游击，萧红、端木蕻良等去了山西运城。由于萧军的鲁莽、固执、炮筒子脾气，在与萧红的相处过程中，又频频发生外遇，“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乃至感情”{5}。萧军与萧红的感情已经到了边缘，导致最后的分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迁徙途中，萧红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一件痛心事，流亡中与萧军相遇相知，但又在炮火纷飞中宿命般地分离，萧红心如死灰，变得孤独无助。与萧军情感上的纠葛与破裂，再加之时局动荡不安，劳累奔波，这一时期，萧红并没有归宿感，流亡途中，充满了漂泊感。
在临汾与萧军分开后，萧红重回武汉，后日军又进攻武汉，萧红独自一人坐船到重庆。在重庆萧红暂时安顿下来，但情绪并不好。虽然萧红重返武汉时已与端木蕻良正式结婚，但萧红对萧军的感情依然很深，加上端木蕻良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并且她与端木蕻良的关系也受到朋友的非议，这些给萧红带来诸多苦闷，寂寞迷惘依然缠绕着萧红。作家白朗曾经回忆起萧红在重庆时的迷惘和绝望：“萧红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从不向白朗谈起和萧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肯吐露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人知的隐痛在折磨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总使人感到是一种忧郁的伪装呢？她变得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白朗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白朗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有一次，她对白朗说：‘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这一切，在白朗看来都是反常的。白朗奇怪，为什么萧红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白朗推测：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么，无疑地，她和萧军的分开应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她不愿意讲，白朗也不愿意去触她的隐痛。”{6}不仅情绪忧郁，萧红对未来也绝望，萧红曾经对白朗说：“未来的愿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7}萧红甚至开始一种堕落的生活方式，抽烟、喝酒、谈天、唱歌。有一次，萧红看到萧军从兰州寄给梅志的照片，“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在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8}，显出寂寞、迷惘、伤心的样子。后因为敌机不断来轰炸重庆，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辗转漂泊到香港。寂寞、迷惘、感伤是萧红这一时期真实的生命体验。
香港成了萧红年轻生命的终点。萧红辗转到了香港直到生命结束，她一生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其间萧红受到疾病的折磨，经常失眠、咳嗽、发烧、头疼，后被确诊为肺结核，并且严重，到两片肺叶上都有空洞。在住院期间，护士对待病人十分冷漠，医生也一副英国绅士派头。萧红无依无靠，只得忍受精神上的虐待。虽然萧红在香港已成为文化名人，与茅盾、柳亚子、胡风等文化名人来往颇多，但精神的忧郁和疾病的折磨，使她时常感到孤独、寂寞。
在最后短暂的时光中，萧红创作的许多重要作品都透露出寂寞的怀乡之情，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感触到萧红的这种情感。这一时期，萧红相继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短篇小说《后花园》、长篇小说《马伯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马房之夜》等，这些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怀乡情绪与寂寞情调。如《呼兰河传》不仅描写了故乡呼兰河地区的民情风土、民众生与死的挣扎与坚强，更是弥漫着寂寞情绪，怀乡之情。小说既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了对童年故乡生活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回忆，小女孩的调皮、祖父的娇惯、后花园的美好，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弥漫着强烈的怀乡之情，又写了成人世界的冷峻、麻木，甚至凶残、愚昧，真实地展示了小团圆媳妇的惨死，让人震惊。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萧红在小说中展现自由自在的童年世界，其实是在慰藉作家迁徙流亡中寂寞凄苦的心灵。萧红写实地展示成人世界小人物生与死的挣扎，旁人的冷眼、冷漠，直接地传达小人物孤独、绝望的精神困境，以及作家这一时期寂寞迷惘的生命体验。所以说，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呼兰河传》，折射了作家饱受离乱之苦，小说中的寂寞情调，是作家这一时期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关于《呼兰河传》的寂寞情调，研究得比较多，这里不再重复。还是茅盾的评论最为精辟。早在1948年，萧红逝世没多久，茅盾就深切感受到小说的寂寞情调，并以感伤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评论文章《〈呼兰河传〉序》，指出了《呼兰河传》的寂寞情调，认为萧红“在香港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9}。这一时期另外的长篇小说《马伯乐》，讽刺了像马伯乐这样怯弱、自私、多疑、平庸的男人，从侧面流露出萧红对男人的绝望。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萧红在贫病交加中，在炮声隆隆的香港玛丽医院病逝。萧红小说中的寂寞怀乡情调，是作家在迁徙流亡中饱受离乱之苦真实的生命体验。
以上以个案分析的形式，深入研究了萧红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颠沛流离的生命体验，比较具有代表性，可以管窥中国现代作家这一时期整体的内心变化和生命体验。实际上，中国的现代作家们在40年代大都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迁徙流亡，并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40年代的文学创作。通过分析40年代作家经历的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进而管窥40年代作家的思想变化与创作变化，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作家迁徙与文学关系提供基本参照。这就是分析40年代作家迁徙中生命体验的意义。
{1} 李泽淳：《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07页。
{2} 陈辽：《叶圣陶传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4}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273页。
{5} 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6}{7} 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文艺月报》1942年6月15日。转引自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第354页。
{8} 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选自《花椒红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9} 茅盾：《〈呼兰河传〉序》，张毓茂、阎志宏：《萧红文集·长篇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关键词：40年代 萧红 迁徙 生命体验
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由于战争的影响，40年代作家大多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迁徙流亡过程。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大家所熟悉。但40年代作家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内心变化却很少有人研究。萧红是40年代的重要作家，她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颠沛流离，经历了曲折的迁徙过程，本文结合萧红的迁徙经历和文学创作深入探析其40年代迁徙前后的生命体验，窥一斑见全豹，从而达到对40年代作家迁徙过程中生命体验的全面观照。
生命体验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创作主体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心理感受，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作家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通过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观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的创作过程。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诗穷而后工说’等，其理论本质，都是揭示独特的生命体验在振发人的自身的生命力，唤起超常的创造力中所起的巨大作用。”{1}这些都说出了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作家的实际生活遭遇，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观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的这段话说明了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的关系，没有生死攸关的生命体验，就没有刻骨铭心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陶渊明正是对官场污浊和社会黑暗的体验，才寄情于自然山水，歌咏自然山水的清新与朴真。李白游历祖国山川，这种游历体验使他的诗歌意气飞扬，以雄奇明秀山川作为自己诗歌抒写载体，气势雄浑。杜甫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这种生命体验使他的诗歌多描写破碎山河，抒发离乱之苦，《三吏》《三别》皆为诗人离乱过程中的真实感受。这里简单地分析了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见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没有生命体验就没有文学创作。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生命体验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的内心世界，继而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抗日战争爆发，40年代作家四处迁徙流亡，漂泊怀乡、苍茫悲愤等都是这期间作家感受最深的生命体验。因战争影响，迁徙前，首先在面对去留的问题上，作家们普遍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前，叶圣陶于1935年在苏州建造了新居，一家人生活富足安逸，新居使叶圣陶魂牵梦绕，“讲究虽然说不上，但是还清爽，屋前种有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地有花叶可玩”。当战争来临时，走与留成了个难题，几经权衡，叶圣陶最后决定举家搬迁。“叶圣陶举家西迁，是下了一番决心的。那时候，叶圣陶一家老老小小八口人：老母、妹妹、妻子、至善、夏满子（夏尊的女儿，叶至善的未婚妻）、至美、至诚。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搬迁，谈何容易？何况，在抗战前不久，1935年，叶圣陶在苏州青石弄5号新置了四间小屋。”{2}人还未动，在面临迁徙问题上，叶圣陶处于两难的焦灼之中。当战争来临时，面队去留选择，40年代作家带有普遍的焦灼矛盾感受。
不仅在迁徙前作家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状态中，而且在流亡般的迁徙过程中，颠沛流离、凶险莫测、历尽艰辛、灵与肉脱胎换骨，这种少有的迁徙经历使40年代作家“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3}。下面看看萧红40年代的迁徙经历与生命体验。
萧红在40年代迁徙流亡中，最为曲折、痛苦，体验最深。漂泊怀乡、寂寞迷惘是40年代萧红在战火纷飞的迁徙流亡过程中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不仅表现在萧红日常的言行中，而且还渗透在萧红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从小父母对她管束很严，萧红在这样一个地主大家庭里没有温暖，没有爱。萧红对家里人没有什么感情，只有祖父对她关心、溺爱。寂寞是幼年时期萧红的真实感受。后来，新学之风传到萧红的家乡，呼兰城内龙王庙小学开始招收女生，萧红成了首批女学生。高小毕业后，经过在家里与父亲的斗争，父亲允许她升学了。1927年秋，萧红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祖父去世之后，父亲更加专横威严，萧红在这个冰冷的家中再也得不到一点温暖和爱。后来，为了逃避父亲为她包办的封建婚姻，萧红出走了，这在当地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逐渐沦陷。萧红随萧军等人从关外流亡到青岛等地，并开始接触尝试写作新文学。随后到达上海，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写作，逐步进入上海文坛。在上海，因与萧军感情不和，萧红漂泊到东京，但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满街的蝉鸣声和木屐声使萧红产生生疏落寞的感觉。旅日期间，萧红写作了《孤独的生活》《家庭以外的人》《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永远的憧憬与追求》等小说和散文，皆抒发了这种寂寞孤独的情绪。后又返回上海。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萧红的经历。可见，抗日战争爆发前，萧红从一个反叛封建婚姻的青年知识女性，到逐步登上文坛，其间反抗封建父权，出逃流浪，遭到家族囚禁，经历了曲折的早年人生。
“七七事变”后，战火危及上海。上海的许多刊物被迫停刊，文化人士都纷纷撤退到武汉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萧军和萧红也来到武汉。此时，虽然萧红成了名作家，可公开以作家身份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在生活条件上也有极大改善，但战火纷飞，独处异乡，且与萧军感情产生了间隙，萧红并没有好的心境。特别是与萧军相处，萧军的大男子主义经常刺伤萧红的自尊心，萧军甚至“有时也故意向她（指萧红，笔者注）挑衅，欣赏她那认真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玩’”{4}。就是萧军这些大男子作风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和感情。感情的伤害，加之山河破碎，在迁徙流亡中，萧红始终缠绕着寂寞迷惘的情绪。 后来萧红与萧军来到山西临汾。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萧军萧红在去留的问题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在争吵的过程中，萧红往往是弱势，泪水只能往心里流，声音是干涩、模糊、无力的。最后萧军决定留在临汾打游击，萧红、端木蕻良等去了山西运城。由于萧军的鲁莽、固执、炮筒子脾气，在与萧红的相处过程中，又频频发生外遇，“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乃至感情”{5}。萧军与萧红的感情已经到了边缘，导致最后的分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迁徙途中，萧红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一件痛心事，流亡中与萧军相遇相知，但又在炮火纷飞中宿命般地分离，萧红心如死灰，变得孤独无助。与萧军情感上的纠葛与破裂，再加之时局动荡不安，劳累奔波，这一时期，萧红并没有归宿感，流亡途中，充满了漂泊感。
在临汾与萧军分开后，萧红重回武汉，后日军又进攻武汉，萧红独自一人坐船到重庆。在重庆萧红暂时安顿下来，但情绪并不好。虽然萧红重返武汉时已与端木蕻良正式结婚，但萧红对萧军的感情依然很深，加上端木蕻良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并且她与端木蕻良的关系也受到朋友的非议，这些给萧红带来诸多苦闷，寂寞迷惘依然缠绕着萧红。作家白朗曾经回忆起萧红在重庆时的迷惘和绝望：“萧红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从不向白朗谈起和萧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肯吐露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人知的隐痛在折磨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总使人感到是一种忧郁的伪装呢？她变得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白朗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白朗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有一次，她对白朗说：‘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这一切，在白朗看来都是反常的。白朗奇怪，为什么萧红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白朗推测：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么，无疑地，她和萧军的分开应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她不愿意讲，白朗也不愿意去触她的隐痛。”{6}不仅情绪忧郁，萧红对未来也绝望，萧红曾经对白朗说：“未来的愿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7}萧红甚至开始一种堕落的生活方式，抽烟、喝酒、谈天、唱歌。有一次，萧红看到萧军从兰州寄给梅志的照片，“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在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8}，显出寂寞、迷惘、伤心的样子。后因为敌机不断来轰炸重庆，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辗转漂泊到香港。寂寞、迷惘、感伤是萧红这一时期真实的生命体验。
香港成了萧红年轻生命的终点。萧红辗转到了香港直到生命结束，她一生重要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其间萧红受到疾病的折磨，经常失眠、咳嗽、发烧、头疼，后被确诊为肺结核，并且严重，到两片肺叶上都有空洞。在住院期间，护士对待病人十分冷漠，医生也一副英国绅士派头。萧红无依无靠，只得忍受精神上的虐待。虽然萧红在香港已成为文化名人，与茅盾、柳亚子、胡风等文化名人来往颇多，但精神的忧郁和疾病的折磨，使她时常感到孤独、寂寞。
在最后短暂的时光中，萧红创作的许多重要作品都透露出寂寞的怀乡之情，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感触到萧红的这种情感。这一时期，萧红相继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短篇小说《后花园》、长篇小说《马伯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马房之夜》等，这些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怀乡情绪与寂寞情调。如《呼兰河传》不仅描写了故乡呼兰河地区的民情风土、民众生与死的挣扎与坚强，更是弥漫着寂寞情绪，怀乡之情。小说既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了对童年故乡生活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回忆，小女孩的调皮、祖父的娇惯、后花园的美好，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弥漫着强烈的怀乡之情，又写了成人世界的冷峻、麻木，甚至凶残、愚昧，真实地展示了小团圆媳妇的惨死，让人震惊。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萧红在小说中展现自由自在的童年世界，其实是在慰藉作家迁徙流亡中寂寞凄苦的心灵。萧红写实地展示成人世界小人物生与死的挣扎，旁人的冷眼、冷漠，直接地传达小人物孤独、绝望的精神困境，以及作家这一时期寂寞迷惘的生命体验。所以说，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呼兰河传》，折射了作家饱受离乱之苦，小说中的寂寞情调，是作家这一时期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关于《呼兰河传》的寂寞情调，研究得比较多，这里不再重复。还是茅盾的评论最为精辟。早在1948年，萧红逝世没多久，茅盾就深切感受到小说的寂寞情调，并以感伤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评论文章《〈呼兰河传〉序》，指出了《呼兰河传》的寂寞情调，认为萧红“在香港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9}。这一时期另外的长篇小说《马伯乐》，讽刺了像马伯乐这样怯弱、自私、多疑、平庸的男人，从侧面流露出萧红对男人的绝望。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萧红在贫病交加中，在炮声隆隆的香港玛丽医院病逝。萧红小说中的寂寞怀乡情调，是作家在迁徙流亡中饱受离乱之苦真实的生命体验。
以上以个案分析的形式，深入研究了萧红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颠沛流离的生命体验，比较具有代表性，可以管窥中国现代作家这一时期整体的内心变化和生命体验。实际上，中国的现代作家们在40年代大都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迁徙流亡，并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40年代的文学创作。通过分析40年代作家经历的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进而管窥40年代作家的思想变化与创作变化，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作家迁徙与文学关系提供基本参照。这就是分析40年代作家迁徙中生命体验的意义。
{1} 李泽淳：《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07页。
{2} 陈辽：《叶圣陶传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4}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第273页。
{5} 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6}{7} 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文艺月报》1942年6月15日。转引自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第354页。
{8} 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选自《花椒红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9} 茅盾：《〈呼兰河传〉序》，张毓茂、阎志宏：《萧红文集·长篇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