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两岁时父母离异，留下尚未懂事的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小时候奶奶爱叫我山枣蛋蛋，奶奶常常说，我是她的眼泪点子，她心上老惦记我，我过得不好，她就过得不好。
　　记得那年腊月，我和奶奶去叔父家吃杀猪菜，一块瘦肉很多的“没娘骨”放在菜盆子里让人看着就流口水。贪嘴的堂弟用手抓起就啃。叔一把手夺回来说：“这是没娘骨你不能吃。”叔把夺回来的骨头放到我的碗里笑着说：“这块骨头肉多，花没有妈，让花吃。”已经懂事的我，瞬时不知所措，看着这块骨头，不想吃又不舍得放下。我知道我有妈，我妈没死，我妈还在这个世上，奶奶常常背着家人带我去见我妈。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叔瞪了我一眼，我因为害怕，哭得更凶了。奶奶一下子急了，放下碗筷就要领着我走。叔给奶奶说了半天好话，奶奶才留下吃了那顿饭。
　　吃过饭，回到汪石匠家的窑洞里，奶奶告诉我，那顿饭吃得她拐肠头子疼。我知道奶奶是见不得我哭，她心疼我。
　　我和奶奶借住在汪石匠家的窑洞里。爷爷为了供我读书，去了一个很远的村子揽工放羊。汪石匠家有三孔窑洞，我和奶奶住一孔，邻居婶家住两孔。我们缺米少面的时候总是和婶子借。婶给我们平舀一碗面粉，奶奶还的时候总是带冒一碗。我记得婶说过不要还了，就提醒奶奶要不别还了。奶奶认真道：“我的愣酸枣蛋蛋，不管东西多少，人要有信用，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句话我牢牢记在心里。每次给婶还东西，我都学着奶奶的话，“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婶摸着我的脑袋：“真是个好娃娃，长大给我们做媳妇”。听说做媳妇我就一溜烟逃跑了。
　　婶家大儿子小名叫伟伟，他比我大两岁，我俩从小青梅竹马，我们的爱情故事也是从大人们的玩笑中开始的。奶奶是一个编唱信天游高手，唱酒曲敬酒每曲不重复她能让你喝醉。奶奶经常这样戏逗我和伟：
　　酸汤荞面辣子红，
　　女娃子吊辫爱死人。
　　山疙瘩开花十里里的香，
　　伟娃和我的花儿结婚上。
　　……
　　奶奶的这些唱词传出去，村子里调皮捣蛋的孩子们总说我和伟是老婆汉子。那时候我们才几岁，每天的任务是去杨家洼子沟放驴。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有驴，每家的孩子都要出去放驴。大一点的孩子经常把我打扮成新媳妇的样子，让我骑在驴背上，伟一手捧着鲜花，一手牵着驴走在前面。其他孩子每人牵着一头驴跟上，从前沟走到后沟，又从后沟走到前沟，嘴巴齐声奏乐：“哇呜哇，咚咚嚓，娶的个新媳妇背坐下”……饥饿的毛驴可不愿意陪我们玩这乐此不疲的游戏，它们亮着大嗓门“哏嘎哏嘎”地叫唤，就像有人练习吹长号一样。如今想起那场面都让我哭笑不得、回味无穷。
　　我和伟在汪石匠家的窑洞里相伴长大。 那个年代，我们的童年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清一色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衫，单纯的眼睛里，含着一缕淳朴，几丝羞怯。家里都没有闹钟，但是，我们都会被同样悠扬的鸡鸣唤醒，然后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背着花布书包，赶往那六间承载着我们梦想和希望的大瓦房校舍上学。
　　这期間，我和伟几乎就是黏在一起的。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两家的炊烟也几乎总是在同一时刻袅袅而起，若是一不小心，两家的炊烟还会随风交织在一起，然后一道欢闹着，缭绕着。山坡上的苜蓿地是我们收获驴草的快乐牧场。307国道蜿蜒从山间通过，写在小面包车上的“绥德——靖边”是我们心中的远方。我俩经常在拔草休息的间隙，面对着长满山枣树的黄土崖，扯着嗓门互喊彼此的小名，然后聆听那悠长的回声……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说些什么话，只记得阳光毫不吝啬地晾晒着我们纯净的童年时光。
　　后来汪石匠家卖了窑洞，伟家盖了新房搬走了。我和爷爷奶奶没有住处，就搬回山顶上的旧土窑里。村子是个旧村子，其他人早就搬走了，如今只有我们三个人，点油灯，吃雨水，窑洞里胳膊粗的老鼠洞一个挨着一个，时有大花蛇悠哉悠哉地爬入。每个夜晚猫头鹰“咯咯吆，咯咯吆”叫个不停。后来，我习惯了这样的恐惧，也逐渐不再害怕，看到大花蛇爬进家里的老鼠洞，就拿块棉花淋上煤油，上面撒上辣椒面点燃放到老鼠洞口，然后拿个酒瓶在洞口等，大花蛇很快就会爬出来钻到瓶子里，用它泡酒还能治奶奶的老寒腿。
　　读初中的时候，我每天要上晚自习，十点多才放学。我家离学校大概有三公里路程。从校门口出来穿过一行笔直的杨树，村里的孩子都到家了，剩我一个人要经过一个乱坟峁子，爬一道坡才能回家。奶奶知道我害怕，一看到学校教室里的灯熄了，她就站在山顶上打着手电筒一个劲地喊我小名，花……
　　奶奶那温暖的呼喊，和我稚嫩的回应，在空旷幽暗的夜色中传递着祖孙俩彼此的牵挂，直到很多年后，都让我泪眼婆娑。
　　读完初中后，我失学了。比起读书，为年迈的爷爷奶奶分担生活的重压才是我的大事。不久，伟家就托媒人来提亲，还有几户条件好的人家也来提亲。我没图钱，也没拜金，选择嫁给伟。洞房花烛夜，伟问我为啥没嫁给有钱人家？我写了几句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信天游给他：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就盼过好光景。
　　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数上哥哥好。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弃哥哥穷。
　　看完我写给他的信天游，伟给了我一个丈夫的承诺，这些承诺当时看来很模糊，但却坚定而郑重，对我来说，那些承诺有没有兑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此将有一份踏实的依靠。对未来，我们充满了希望。
　　婚后第二年婆婆给我们分了两孔窑洞四亩田。四亩田难以维持生活，我们就从信用社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农运车跑运输，拉煤，装砖，贩西瓜啥都干。但是活少，累，也赚不了几个钱。
　　2003年，在亲戚的帮扶下，又贷了八万元钱，在靠近毛乌素沙漠的内蒙乌审旗无定河镇买了一百多亩沙梁地。离开了生我养育我的家乡。幻想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辽阔草原景象没有出现，浩瀚的沙漠充斥着整个田野，十里八里不见一户人家，更让人心烦的是每天都是黄风天气。惨淡的月光下，我偷偷地哭了，背井离乡的生活充满太多的无奈和心酸，我想回家，可是外债累累，一无所有该如何面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咬牙坚持干吧！ 　　春天，我们认真播种下一粒粒种子，看到庄稼苗都钻出地面的时候，我奔跑着和伟分享这份喜讯。每天我们都忙碌在地里，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机井里的凉水，精心侍弄着农田，不敢有一点粗心大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夏天，一场灰天黑地的老黄风过后，一尺多高的玉米大多被连根拔起，屋顶上的石碾瓦被吹得一块不剩……田野里一片狼藉，我们的心就像风打的禾苗一样，没有一点生机。村庄里传遍了我们破产的消息，要账的电话能打爆手机。
　　秋天，捡回地里的几颗庄稼，不敢有丝毫的浪费。
　　冬天，全家人穿着单薄的衣裳，门缝里穿进来刺骨的冷风，孩子被冻得瑟瑟发抖，孩子大哭我小哭。买不起取暖的煤块，只好一筐又一筐地捡柴烧。伟冒着寒风骑个破摩托四处奔波，想找些贷款却总是没有结果。伟要卖掉内蒙的土地，然后回家乡重新贩油，但是我不同意，我过够了那种担心受怕的日子。
　　那个冬天，我的奶奶也去世了。原打算过上好日子，好好孝敬疼我爱我，把我当命蛋蛋的奶奶，可我们还是这么潦倒，还没来得及尽孝的遗憾，生活的重压，对奶奶的思念，再加上外债，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生活琐碎我经常和伟拌嘴，打架，一直想哭，有时候真想一死了之。路遥的一本《人生》让我从痛苦的抑郁症中走了出来，我不能死，为我担保贷款的人多数都是我最亲的人：爷爷，父亲，姑姑，姨夫，叔叔……再难我也要说话算数，欠钱一定拼命挣钱来还，还不上我就打电话让他们知道我没忘，我不能丢掉他们对我的信任，人生路很长啊！失去诚信，不就等于终生破产么？
　　没有能力还本，我就拼命的挣钱还利息。去沙里刨药材，工地上提泥抱磚，给农户揽工干杂活。搬玉米手快到主人追不上我。揽计件活，我一个顶俩，尽管第二天腰疼得直不起来，但是计算着每日积攒起来的工资，想着快能还银行的利息，我的干劲儿就更大了。我常常徘徊在服装店的门口，看看里面挂的新款衣服，然后悄悄离开。想吃肉时就买来猪肝解馋。日子过得很苦，但是我们没有欠过人家一分利息。
　　2008年政府在我们的土地上免费安装了喷灌，荒凉的土地变成了产粮田，地里有了不菲的收入。亲人又给我们担保贷款，我们又开始新的创业。无定河镇耕地又多又平坦，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很大。我们买了一台拖拉机，之后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拖拉机、收获机、播种机、平地仪……伟成了专业农机手，开始了耕地生活。他每天鸡叫起，睡半夜，摇摆在拖拉机上。在忽冷忽热的二八月，他穿件背心却常常汗流满面，脸上的尘土都和成了泥巴。我也不闲着，家里的活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有心人天不负。我们的辛勤劳动和用心的服务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和赞扬，我们把欠人家几十万元贷款终于还清了。后来积攒下来的钱我们没去修一套阔气的房子住，而是投资到了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推平一座小山，整平几十亩土地，打了一口水井，盖了二十间猪棚，养几十头奶牛。我们过着两地奔跑的生活，每次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都忙碌在大片的庄稼地、养殖场里，我都眼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黄土崖上的山枣树枯了又绿，绿了又枯。如今，我们以诚信为本，从身无分文到踏步小康的农民。
　　此时，知了声声从窗外传来，天亮了，我的纪实文章已写到了结尾，关掉台灯，静坐窗前，大片的玉米即将成熟。想着远方，这个季节的山枣也从青涩变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