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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核心思想。其核心观点为：将翻译视为译者与原文视域、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本文将以视域融合为视角，从译者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三个方面对比分析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的李文俊译本和蓝仁哲译本的译者主体性（下文简称李译本和蓝译本），同时论证，翻译不单是追求原文与译文意义对等的过程，而是译者与原文视域、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
【关键词】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视域融合 《我弥留之际》 李文俊 蓝仁哲 译者主体性
一、简介
《我弥留之际》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30年发表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作为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重要作品之一，该小说以多角度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男主人公安斯·本德伦为履行他对亡妻的承诺，在女主人公也就是他的妻子艾迪死后，把她的尸体送往故里杰弗逊安葬的故事。
李文俊，广东中山人，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因翻译了福克纳最难译的四部作品而为人熟知，此外他还编著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关于《我弥留之际》的李译本有很多种，本文选取的是2015年由重庆大学/楚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那一版。
蓝仁哲，四川省资阳县人，曾任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在加拿大研究方面颇有成就，译过福克纳的《野棕榈》、《八月之光》，而《我弥留之际》是他最后一本译作。本文所选的是译林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那一版。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需以原著为中心，严格受到原文的限制，不能随意加入个人主观的思想和看法。由此看来，译者不过是原文意义的“搬运工”，翻译时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的涌现，翻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译者这一角色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恰好为深化翻译研究者对译者主体性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将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角度对比分析《我弥留之际》两个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同时验证翻译过程其实就是译者和原文视域、和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
二、理论框架
20世纪60年代，阐释学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盛行于西方哲学界。它的核心在于强调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理解的历史性、偏见及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理解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它就必然受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理解的历史性。而正是这一历史性，造成了人们的“偏见”。在伽达默尔看来，“偏见”即是人们在解释的过程中无法完全保持客观的立场，总会因其具有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掺杂些许主观因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偏见”并不都是消极错误的，应提倡“合法的偏见”，摒弃“盲目的偏见”。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视域即“在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上所能看到的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东西”。文本作为原作者的创作成果，是原作者视域的集中体现。阐释者在理解文本之前，因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具有相应的视域。理解的过程即是原文视域与阐释者视域交互碰撞融合的过程。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翻译中，即可将翻译理解为译者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的过程。译者的视域来源于译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即理解的历史性。因此，译者的视域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译者带着由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视域去理解文本的意义，寻找自身视域与文本视域的重叠部分，并加以修饰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视域，译文也随之诞生。
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在翻译中的应用极大的颠覆了传统了翻译观，提升了译者的地位，也为翻译研究者更好的理解译者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译者不再是原文、原文作者、原文意义的“奴隶”，而是与之有着平等地位的创作主体。根据许钧教授的观点，译者是狭义的翻译主体，而原作和读者是广义的翻译主体。在他看来，翻译活动的构成包含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包括原语和译语的语言文化规范）等因素之间相互涉及相互制约。换言之，这些因素作用于翻译过程中的某一特定环节，成为翻译整体活动的一部分，而译者主体性自始至终存在于整个翻译过程中，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译者阅读理解原文的过程，就是将自身的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之后将自己的理解用目的语表达的过程，即为自身视域与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接下来笔者将以视域融合的视角、从译者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以及读者意识三方面来对比分析《我弥留之际》的李译本和蓝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三、对比分析
1.译者的历史意识。伽达默尔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概念发展到翻译研究当中，简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定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每个个体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带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而这一“历史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译者和原文、译文视域融合过程中。笔者选择的两个中译本均为2012年完稿、2015年出版，而21世纪，中国译者的中心任务不再是单一翻译原文文本，而应联系当下社会需求辅助其他手段完善译作。在这一方面，两个译本都采用了撰写译序、增加主要人物列表以及添加注解的方法。此外，蓝译本还在译文最后附上了一篇译后记。撰写译序介绍原作的时代背景、主题、主要任务的性格等等，让读者对作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人物关系产生疑惑时， 任务列表可以帮助理清脉络而注解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作中因历史文化背景而难理解的生涩词汇。由此看来，翻译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符合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才能得到讀者的广泛认可。
2.译者的文化意识。翻译，作为一种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必然与文化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翻译这一过程涉及原文文化、译者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顾名思义，翻译首先是原文与译者和译文视域中的文化意识融合，然后再是译者与目标语视域中的文化意识融合的过程。因此，译者在原文到译文的翻译过程中承担着桥梁的作用。因而，译者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既能理解原语文化，又能掌握目的语文化，同时还拥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笔者所选两个译本均都注重文化意识的融合。鉴于四川方言中具有丰富的语气词，蓝先生这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将原作中翻译得特别有四川方言的通俗感，更接地气些。而李先生生于上海，从高中就开始翻译工作，于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较高的教育背景外加实践经验，使得李先生的语言更接近于较为大众化的普通话。 例一
原文：“Well，” I say， “I reckon she never had no use for them now.” （1962：1）
李译本：“唉，”我说，“我想事到如今，这些蛋糕对她来说也没用了。” （2015：10）
蓝译本：“唉，”我说，“我看现在，她买了根本没有用场。”（2015：4）
例二
原文：Warmish-cool， with a faint taste ……（1962：2）
李译本：凉凉的，却又有一点儿暖意，有一股淡淡的香味……（2015：13）
蓝译本：喝起来温凉温凉的，还暗带一丝儿香味……（2015：7）
例三
原文：My mother is a fish. （1962：22）
李译本：我妈是一条鱼。（2015：84）
蓝译本：俺娘是条鱼。（2015：70）
以上三个例子，从“I reckon-我看现在-我想事到如今”、“no use-没用了-没有用场”，到“Warmish-cool-涼凉的，却又有一点儿暖意-喝起来温凉温凉的”、“with a faint taste-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还暗带一丝儿香味”，再到“My mother-我妈-俺娘”，都可以看出李译本语言更为平实，没有显著的方言特色。而蓝译本的语言更为通俗，易被读者所接受，这是蓝先生所独具的四川文化背景与原文视域成功融合的结果。蓝译本的另外一个与译者自身文化背景有关的特点是语气词的频繁使用，诸如“吧、呢、呀、啰、啦”等等。由此看来，相较于李译本，蓝译本的译者文化意识与原作的融合更多一些。
3.译者的读者意识。翻译的意义在于读者能够理解译文。在翻译开始之前，译者就应该明确译文的读者群体。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自始至终都要考虑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译文的接受度。李修群认为，译者对于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因而，译者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翻译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 “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由此看来，翻译也包含了译者与预设读者视域碰撞交融的过程。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译者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就《我弥留之际》的两个中译本而言，李译本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力求忠实于原文，因而面向的是受到过一定英语文化教育的读者群体。而蓝译本多采用意译、仿译的翻译方法，在追求“信”的同时，不屈从原文的限制，将言外之意也展现出来，降低了读者理解原文的难度，因而面向的是学习过汉字的读者群体，即是没有接受过英语文化的教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蓝译本理解原作的所要表达的主旨。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实例对两个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发挥进行对比分析。
例四
原文：Jewel and I come up from the field， following the path in single file. Although I am fifteen feet ahead of him， anyone watching us from the cottonhouse can see Jewel’s frayed and broken straw hat a full head above my own. （1962：1）
李译本：朱厄尔和我从地里走出来，在小路上走成单行。（2015：7）
蓝译本：我和珠尔从地里走上小路，一前一后走着。（2015：1）
这是小说的开端，以女主人公艾迪·本德伦的次子达尔的视角，描述了达尔和弟弟珠尔正在回家的小路上。
对于Jewel这一姓名，李译为朱厄尔，蓝译为珠尔。前者为异化音译，后者为归化音译加意译。“珠尔”既满足了忠实于原文的要求，也透露出珠尔在其母亲艾迪心中的地位——像“珠宝”一样珍贵。因此，蓝译本拉近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即使是未受过英语文化教育的读者，也能深入理解译文。另外，李先生将Jewel and I”逐词译为“朱厄尔和我”，而蓝先生考虑到了汉语的表达习惯，将其仿译为“我和珠尔”，更贴近于目标语。此外，对于词组“following the path in single file”， 李译本忠实于原文的结构进行翻译，而蓝先生采用了分译的翻译技巧，将其拆分开来，使译文的表达更为地道，更能为读者群体所接受。综上看来，在翻译此文的过程中，蓝先生与读者群体的视域融合更多一些，其读者意识也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一些。
四、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角度分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我弥留之际》李译本和蓝译本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蓝先生在这三个意识方面的融合要多一些，在其译作中其译者主体性也体现得更多一些。此外，本文还成功论证了：从阐释学角度来看，翻译的本质其实是译者与原文视域、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译者作为原作与译作的中间人，其主导地位不容忽视。因而，译者应坚持丰富自身的历史文化等视域，在翻译中充分利用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自身视域与原作、目的语的视域融合的能力。
参考文献：
[1]Faulkner，William.As I Lay Dying[M].New York：Vintage，1962.
[2]Gadamer，H.Georg.Truth and Method[M].London：Sheed and Ward Ltd，1975.
[3]福克纳.蓝仁哲译.我弥留之际[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4]福克纳.李文俊译.我弥留之际[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关键词】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视域融合 《我弥留之际》 李文俊 蓝仁哲 译者主体性
一、简介
《我弥留之际》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30年发表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作为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重要作品之一，该小说以多角度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男主人公安斯·本德伦为履行他对亡妻的承诺，在女主人公也就是他的妻子艾迪死后，把她的尸体送往故里杰弗逊安葬的故事。
李文俊，广东中山人，中国著名翻译家。他因翻译了福克纳最难译的四部作品而为人熟知，此外他还编著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关于《我弥留之际》的李译本有很多种，本文选取的是2015年由重庆大学/楚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那一版。
蓝仁哲，四川省资阳县人，曾任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在加拿大研究方面颇有成就，译过福克纳的《野棕榈》、《八月之光》，而《我弥留之际》是他最后一本译作。本文所选的是译林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那一版。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需以原著为中心，严格受到原文的限制，不能随意加入个人主观的思想和看法。由此看来，译者不过是原文意义的“搬运工”，翻译时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的涌现，翻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译者这一角色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恰好为深化翻译研究者对译者主体性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将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角度对比分析《我弥留之际》两个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同时验证翻译过程其实就是译者和原文视域、和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
二、理论框架
20世纪60年代，阐释学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盛行于西方哲学界。它的核心在于强调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理解的历史性、偏见及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理解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它就必然受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理解的历史性。而正是这一历史性，造成了人们的“偏见”。在伽达默尔看来，“偏见”即是人们在解释的过程中无法完全保持客观的立场，总会因其具有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掺杂些许主观因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偏见”并不都是消极错误的，应提倡“合法的偏见”，摒弃“盲目的偏见”。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视域即“在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上所能看到的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东西”。文本作为原作者的创作成果，是原作者视域的集中体现。阐释者在理解文本之前，因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具有相应的视域。理解的过程即是原文视域与阐释者视域交互碰撞融合的过程。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翻译中，即可将翻译理解为译者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的过程。译者的视域来源于译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即理解的历史性。因此，译者的视域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译者带着由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视域去理解文本的意义，寻找自身视域与文本视域的重叠部分，并加以修饰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视域，译文也随之诞生。
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在翻译中的应用极大的颠覆了传统了翻译观，提升了译者的地位，也为翻译研究者更好的理解译者主体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译者不再是原文、原文作者、原文意义的“奴隶”，而是与之有着平等地位的创作主体。根据许钧教授的观点，译者是狭义的翻译主体，而原作和读者是广义的翻译主体。在他看来，翻译活动的构成包含原作者、译者、读者、接受环境（包括原语和译语的语言文化规范）等因素之间相互涉及相互制约。换言之，这些因素作用于翻译过程中的某一特定环节，成为翻译整体活动的一部分，而译者主体性自始至终存在于整个翻译过程中，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译者阅读理解原文的过程，就是将自身的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之后将自己的理解用目的语表达的过程，即为自身视域与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接下来笔者将以视域融合的视角、从译者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以及读者意识三方面来对比分析《我弥留之际》的李译本和蓝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三、对比分析
1.译者的历史意识。伽达默尔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概念发展到翻译研究当中，简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定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每个个体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带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而这一“历史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译者和原文、译文视域融合过程中。笔者选择的两个中译本均为2012年完稿、2015年出版，而21世纪，中国译者的中心任务不再是单一翻译原文文本，而应联系当下社会需求辅助其他手段完善译作。在这一方面，两个译本都采用了撰写译序、增加主要人物列表以及添加注解的方法。此外，蓝译本还在译文最后附上了一篇译后记。撰写译序介绍原作的时代背景、主题、主要任务的性格等等，让读者对作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人物关系产生疑惑时， 任务列表可以帮助理清脉络而注解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作中因历史文化背景而难理解的生涩词汇。由此看来，翻译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符合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才能得到讀者的广泛认可。
2.译者的文化意识。翻译，作为一种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必然与文化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翻译这一过程涉及原文文化、译者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顾名思义，翻译首先是原文与译者和译文视域中的文化意识融合，然后再是译者与目标语视域中的文化意识融合的过程。因此，译者在原文到译文的翻译过程中承担着桥梁的作用。因而，译者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既能理解原语文化，又能掌握目的语文化，同时还拥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笔者所选两个译本均都注重文化意识的融合。鉴于四川方言中具有丰富的语气词，蓝先生这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将原作中翻译得特别有四川方言的通俗感，更接地气些。而李先生生于上海，从高中就开始翻译工作，于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较高的教育背景外加实践经验，使得李先生的语言更接近于较为大众化的普通话。 例一
原文：“Well，” I say， “I reckon she never had no use for them now.” （1962：1）
李译本：“唉，”我说，“我想事到如今，这些蛋糕对她来说也没用了。” （2015：10）
蓝译本：“唉，”我说，“我看现在，她买了根本没有用场。”（2015：4）
例二
原文：Warmish-cool， with a faint taste ……（1962：2）
李译本：凉凉的，却又有一点儿暖意，有一股淡淡的香味……（2015：13）
蓝译本：喝起来温凉温凉的，还暗带一丝儿香味……（2015：7）
例三
原文：My mother is a fish. （1962：22）
李译本：我妈是一条鱼。（2015：84）
蓝译本：俺娘是条鱼。（2015：70）
以上三个例子，从“I reckon-我看现在-我想事到如今”、“no use-没用了-没有用场”，到“Warmish-cool-涼凉的，却又有一点儿暖意-喝起来温凉温凉的”、“with a faint taste-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还暗带一丝儿香味”，再到“My mother-我妈-俺娘”，都可以看出李译本语言更为平实，没有显著的方言特色。而蓝译本的语言更为通俗，易被读者所接受，这是蓝先生所独具的四川文化背景与原文视域成功融合的结果。蓝译本的另外一个与译者自身文化背景有关的特点是语气词的频繁使用，诸如“吧、呢、呀、啰、啦”等等。由此看来，相较于李译本，蓝译本的译者文化意识与原作的融合更多一些。
3.译者的读者意识。翻译的意义在于读者能够理解译文。在翻译开始之前，译者就应该明确译文的读者群体。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自始至终都要考虑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译文的接受度。李修群认为，译者对于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文学能力、审美水平等的了解与把握，将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创造。因而，译者与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翻译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 “不断地使译文与心目中的预设读者进行交流、对话，考虑到读者的需求与接受水平”。由此看来，翻译也包含了译者与预设读者视域碰撞交融的过程。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译者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就《我弥留之际》的两个中译本而言，李译本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力求忠实于原文，因而面向的是受到过一定英语文化教育的读者群体。而蓝译本多采用意译、仿译的翻译方法，在追求“信”的同时，不屈从原文的限制，将言外之意也展现出来，降低了读者理解原文的难度，因而面向的是学习过汉字的读者群体，即是没有接受过英语文化的教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蓝译本理解原作的所要表达的主旨。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实例对两个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发挥进行对比分析。
例四
原文：Jewel and I come up from the field， following the path in single file. Although I am fifteen feet ahead of him， anyone watching us from the cottonhouse can see Jewel’s frayed and broken straw hat a full head above my own. （1962：1）
李译本：朱厄尔和我从地里走出来，在小路上走成单行。（2015：7）
蓝译本：我和珠尔从地里走上小路，一前一后走着。（2015：1）
这是小说的开端，以女主人公艾迪·本德伦的次子达尔的视角，描述了达尔和弟弟珠尔正在回家的小路上。
对于Jewel这一姓名，李译为朱厄尔，蓝译为珠尔。前者为异化音译，后者为归化音译加意译。“珠尔”既满足了忠实于原文的要求，也透露出珠尔在其母亲艾迪心中的地位——像“珠宝”一样珍贵。因此，蓝译本拉近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即使是未受过英语文化教育的读者，也能深入理解译文。另外，李先生将Jewel and I”逐词译为“朱厄尔和我”，而蓝先生考虑到了汉语的表达习惯，将其仿译为“我和珠尔”，更贴近于目标语。此外，对于词组“following the path in single file”， 李译本忠实于原文的结构进行翻译，而蓝先生采用了分译的翻译技巧，将其拆分开来，使译文的表达更为地道，更能为读者群体所接受。综上看来，在翻译此文的过程中，蓝先生与读者群体的视域融合更多一些，其读者意识也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一些。
四、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角度分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我弥留之际》李译本和蓝译本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蓝先生在这三个意识方面的融合要多一些，在其译作中其译者主体性也体现得更多一些。此外，本文还成功论证了：从阐释学角度来看，翻译的本质其实是译者与原文视域、目的语视域融合的过程。译者作为原作与译作的中间人，其主导地位不容忽视。因而，译者应坚持丰富自身的历史文化等视域，在翻译中充分利用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自身视域与原作、目的语的视域融合的能力。
参考文献：
[1]Faulkner，William.As I Lay Dying[M].New York：Vintage，1962.
[2]Gadamer，H.Georg.Truth and Method[M].London：Sheed and Ward Ltd，1975.
[3]福克纳.蓝仁哲译.我弥留之际[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4]福克纳.李文俊译.我弥留之际[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