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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加拿大总督（David Johnston，戴维·约翰斯顿，中文名“江山”） 在中山大学演讲时盛赞“30年来整整一代中国人都掌握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认为中加两国高校都应引导学生学好外语，以“知识外交”来加强中加两国关系。
此时正值全国多省市酝酿高考改革，拿英语科目“开刀”之际，北京市、江苏省宣布小学三年级前不教英语，并大幅降低高考中的英语科目分值。江山的发言让中国人意识到，英语在中国30多年的强力推动下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另外一些事实则表明，英语已经成为教育不公的焦点，城乡学生英语水平差距巨大，导致重点大学农村学生大幅减少。要不要降低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以促进教育公平？
英语让中国人融入世界
据中国前世贸谈判负责人龙永图透露，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共有6种：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但是规范的国际协议正式文本以英文为正本，中文版本只是参考版本。中国谈判代表们一开始没有这个意识，拿着中文版本就去和别的国家谈判，经人提醒，才意识到中文虽然是工作语言，但不是签约语言。幸好中国谈判代表们英语都还好，赶紧找到英文正本大量复印，发到代表团人手一份，重新谈判。
这些“英文都还不错的中国世贸谈判代表”，就是江山所说的“整整一代人学会英语”中的佼佼者。在江山看来，这是中国教育在过去30年中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江山说，教育是“知识外交”，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现有思路、开展可靠实践、做出明智选择；同时，它也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魅力，从而促进各国人们的和谐，强化他们通过教育来改善生活的愿望。他强调：“过去30年，整整一代中国人已掌握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这些人达数千万之多。你们在语言研究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种努力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江山介绍，目前，大约有8.4万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占加拿大整个国际留学生的三分之一。同时，大约也有3400名加拿大学生在中国学习知识和研究科学。“未来五年，我们双方的留学生必须达到10万名，甚至更多。”江山表示，加拿大人也在学外语——汉语：“我的3个女儿都曾在中国留学；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动员、吸引更多的加拿大年轻人到中国来上大学、拿学位，更重要的是获取国际经验，了解中国。这些对他们的未来和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江山也注意到中国城市学生英语学得好，农村学生英语水平差，造成了高考录取不均衡的现象。江山在演讲中提出，教育不应成为一种特权，城市和农村所有的公民，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应该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包括英语。为了公平，应该让农村学生得到更好的英语教学，而不是取消城市学生的英语教学。
削足适履能缩小差距？
30年英语教学强势地位，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但国内的人们对此感觉并不那么清晰。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城乡之间英语教学差距导致的不平等。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揭示，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学生高考中的英语、数学等科目中输给了城市学生。为削平差距，教育部此前已经取消了奥数加分，现在轮到英语了。
城乡学生之间的英语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据北京义务教育升学专家闻风介绍：在北京东西城区和海淀区，近半小学生参加的英语课外培训，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达到了英国大学入学的英语水平。而很多农村学生，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也表明，尽早开始学英语的效果更好。农村学生学习英语难，首先在于环境。由于农村生活中几乎完全没有英语元素，对于某些农村学生来说，英语几乎就相当于“天书”——完全没有实际用处。而城市学生的生活中充满国际元素，英语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京源中学为例：操场上每周末自发进行的业余足球比赛，场上球员来自非洲、北美、北欧，有英超联赛的退役球员，还有来自蒙古国的初中女孩上场参赛。如果不讲英语的话，场上队员的位置都无法确定。这种环境产生的差距，是课堂教学无法弥补的。单靠加大资金投入也难以完全解决问题。那么，如何让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高考面前回到同一门槛上来？答案只有一个：限高。
现在正在展开的降低英语地位的“教学改革”，表面上是一场英语地位之争，实际上是城乡高考的公平之争。背后隐藏的则是教育观念和政策的理念之争：是削足适履以保证公平，还是继续加大投入保证全国的学生获得充足教育？充足教育理论的核心是：既不能让一个学生因资源不足掉队，也不能因教育资源不足而埋没人才。这要求全社会对每个学生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服务，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行游泳”。这需要很多的资金来保证实施。虽然国际上已经普遍认可充足教育理论，但该理论在中国不适用，原因就是没钱。我国教育经费提升是一个历史性难题。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教育经费开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到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用了30多年。让全国农村学生得到更多英语教育，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在现行体制下，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英语可取代？
我国教育界面临的一个难题表明：英语降分并非明智之举。这个难题就是：英语减分之后给谁加分？ 北京降低英语分数后，提高了语文的分值比重。令人意外的是，提倡削弱英语地位的前教育部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不应增加语文分值，应增加国学比重。至于什么是国学，王旭明并未展开说明。关于什么是国学，中国知识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康有为曾引用孔子在《礼记》《论语》中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国学的核心是儒学。”而当前学校中的国学教育主要是《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教材，并未涉及《礼记》这样的儒学经典。四书五经本身可以有多种解读。什么是国学的核心？这个答案不揭晓，就不可能出现令人信服的国学教材。 王旭明降低英语地位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加强母语教育。大部分中国人的母语并不是普通话，而是各地方言。在学校中推行普通话汉语拼音教学和简单英语教学对来自中国南方和西部的一二年级小学生来说，其实区别不大。
削弱英语的政策以前也曾出现，并以失败告终。1975年1月上演的电影《决裂》记录了从1958年开始的上一次高考取消英语的尝试。电影中，某农业大学招生办的孙主任坚持录取标准，要求学生有高中文凭，还要参加英语等科目的入学考试。而新上任的龙校长则打断高考，敞开考场大门，对一位贫农出身的初中辍学生大手一挥，说：“你被录取了！”根据该片的宣传资料，“这部影片很好地宣传了当时的平等教育观念”。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片面追求平等的改革，注定失败。1977年恢复高考后，英语和语文、数学等科目一起成为高考主要科目，从此开始了被江山称赞为“伟大成就”的英语教育。
此次英语地位再次被削弱，主张者多是在文革期间接受中小学教育的那一批人。前不久，王旭明再次在微博上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他甚至主张中考和高考取消英语科目。一个多月后，北京市出台的中高考调整方案与他的倡议有很多相似之处。王旭明本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两年，其整个中小学阶段都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度过的。英语对那个时期的人来说不止是一个笑话，更是一个悲剧。
重要的是应学外语
在王旭明呼吁取消英语考试的微博下面有这样两条留言：“用足球做个形象的比喻，不学英语的是河南建业队，参加的是中国第二等级联赛，目的是把其它中国球队打败，升级中超联赛；学英语的，是广州恒大，参加的是亚冠决赛，目的是在亚洲夺冠后参加世界俱乐部杯。”“在高考中削弱英语，打败的是英语更好的中国对手；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在国际考场上战胜其它国家的对手。”
在国际上，不只是中国学生在学外语。在中国讨论英语改革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对国民英语教育进行着改变：文部科学省已决定强化小学英语教育，打算在2020年前，把英语列入五年级和六年级必修课，同时，要求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改革后，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每周将上一或二节英语课。目前，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周上一次英文课，文部科学省计划将英文课增加到每周3次，并将英文作为成绩评价对象。同时，文部科学省还将重新审查教育人员的英文指导能力。
文部省在反省自己的英语教育失败时指出：很多国家从小学的中低年级就开始英语教育，日本还是从初中开始，并且还是哑巴英语模式。日本文部省对比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教育内容，如中国内地在基础教育阶段教授英语的单词量是6150个，中国台湾是5180个，韩国是8200个，而日本因为起点较晚，所以在中学教授的单词仅3080个。德国的英语教授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法国则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通过这样的对比和考察，日本文部省提出了英语能力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
在国外，法国小学生不仅学外语，还学第二外语和第三外语。今年4月的法国《世界报》报道，有593所法国小学把汉语普通话从第三外语提前到第二外语，个别小学校甚至把汉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教学。整个欧洲，有90%的中小学生学外语，并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欧洲非英语国家数量很多，这些国家的小学生学英语正越来越低龄化。目前，大约有90%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欧洲有13个国家强制将英语定为学生的第一外语。在英国，规定强制学生从7岁开始学外语。2012年11月，英国政府称，自2014年9月起，全国7至11岁的小学生须从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以及有助于理解现代语法词汇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这7门语言中选择一门作为必修课。英国小学要强化包括汉语在内的外语教学，我们为什么要弱化英语？英国的小学外语教学政策表明，不论学什么外语，重要的是要学外语。
此时正值全国多省市酝酿高考改革，拿英语科目“开刀”之际，北京市、江苏省宣布小学三年级前不教英语，并大幅降低高考中的英语科目分值。江山的发言让中国人意识到，英语在中国30多年的强力推动下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另外一些事实则表明，英语已经成为教育不公的焦点，城乡学生英语水平差距巨大，导致重点大学农村学生大幅减少。要不要降低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以促进教育公平？
英语让中国人融入世界
据中国前世贸谈判负责人龙永图透露，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共有6种：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但是规范的国际协议正式文本以英文为正本，中文版本只是参考版本。中国谈判代表们一开始没有这个意识，拿着中文版本就去和别的国家谈判，经人提醒，才意识到中文虽然是工作语言，但不是签约语言。幸好中国谈判代表们英语都还好，赶紧找到英文正本大量复印，发到代表团人手一份，重新谈判。
这些“英文都还不错的中国世贸谈判代表”，就是江山所说的“整整一代人学会英语”中的佼佼者。在江山看来，这是中国教育在过去30年中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江山说，教育是“知识外交”，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现有思路、开展可靠实践、做出明智选择；同时，它也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魅力，从而促进各国人们的和谐，强化他们通过教育来改善生活的愿望。他强调：“过去30年，整整一代中国人已掌握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这些人达数千万之多。你们在语言研究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种努力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江山介绍，目前，大约有8.4万名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占加拿大整个国际留学生的三分之一。同时，大约也有3400名加拿大学生在中国学习知识和研究科学。“未来五年，我们双方的留学生必须达到10万名，甚至更多。”江山表示，加拿大人也在学外语——汉语：“我的3个女儿都曾在中国留学；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动员、吸引更多的加拿大年轻人到中国来上大学、拿学位，更重要的是获取国际经验，了解中国。这些对他们的未来和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江山也注意到中国城市学生英语学得好，农村学生英语水平差，造成了高考录取不均衡的现象。江山在演讲中提出，教育不应成为一种特权，城市和农村所有的公民，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应该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包括英语。为了公平，应该让农村学生得到更好的英语教学，而不是取消城市学生的英语教学。
削足适履能缩小差距？
30年英语教学强势地位，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但国内的人们对此感觉并不那么清晰。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城乡之间英语教学差距导致的不平等。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揭示，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学生高考中的英语、数学等科目中输给了城市学生。为削平差距，教育部此前已经取消了奥数加分，现在轮到英语了。
城乡学生之间的英语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据北京义务教育升学专家闻风介绍：在北京东西城区和海淀区，近半小学生参加的英语课外培训，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达到了英国大学入学的英语水平。而很多农村学生，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也表明，尽早开始学英语的效果更好。农村学生学习英语难，首先在于环境。由于农村生活中几乎完全没有英语元素，对于某些农村学生来说，英语几乎就相当于“天书”——完全没有实际用处。而城市学生的生活中充满国际元素，英语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京源中学为例：操场上每周末自发进行的业余足球比赛，场上球员来自非洲、北美、北欧，有英超联赛的退役球员，还有来自蒙古国的初中女孩上场参赛。如果不讲英语的话，场上队员的位置都无法确定。这种环境产生的差距，是课堂教学无法弥补的。单靠加大资金投入也难以完全解决问题。那么，如何让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高考面前回到同一门槛上来？答案只有一个：限高。
现在正在展开的降低英语地位的“教学改革”，表面上是一场英语地位之争，实际上是城乡高考的公平之争。背后隐藏的则是教育观念和政策的理念之争：是削足适履以保证公平，还是继续加大投入保证全国的学生获得充足教育？充足教育理论的核心是：既不能让一个学生因资源不足掉队，也不能因教育资源不足而埋没人才。这要求全社会对每个学生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服务，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自行游泳”。这需要很多的资金来保证实施。虽然国际上已经普遍认可充足教育理论，但该理论在中国不适用，原因就是没钱。我国教育经费提升是一个历史性难题。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教育经费开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到实现这一历史性目标，用了30多年。让全国农村学生得到更多英语教育，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在现行体制下，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英语可取代？
我国教育界面临的一个难题表明：英语降分并非明智之举。这个难题就是：英语减分之后给谁加分？ 北京降低英语分数后，提高了语文的分值比重。令人意外的是，提倡削弱英语地位的前教育部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不应增加语文分值，应增加国学比重。至于什么是国学，王旭明并未展开说明。关于什么是国学，中国知识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康有为曾引用孔子在《礼记》《论语》中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国学的核心是儒学。”而当前学校中的国学教育主要是《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教材，并未涉及《礼记》这样的儒学经典。四书五经本身可以有多种解读。什么是国学的核心？这个答案不揭晓，就不可能出现令人信服的国学教材。 王旭明降低英语地位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是加强母语教育。大部分中国人的母语并不是普通话，而是各地方言。在学校中推行普通话汉语拼音教学和简单英语教学对来自中国南方和西部的一二年级小学生来说，其实区别不大。
削弱英语的政策以前也曾出现，并以失败告终。1975年1月上演的电影《决裂》记录了从1958年开始的上一次高考取消英语的尝试。电影中，某农业大学招生办的孙主任坚持录取标准，要求学生有高中文凭，还要参加英语等科目的入学考试。而新上任的龙校长则打断高考，敞开考场大门，对一位贫农出身的初中辍学生大手一挥，说：“你被录取了！”根据该片的宣传资料，“这部影片很好地宣传了当时的平等教育观念”。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片面追求平等的改革，注定失败。1977年恢复高考后，英语和语文、数学等科目一起成为高考主要科目，从此开始了被江山称赞为“伟大成就”的英语教育。
此次英语地位再次被削弱，主张者多是在文革期间接受中小学教育的那一批人。前不久，王旭明再次在微博上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他甚至主张中考和高考取消英语科目。一个多月后，北京市出台的中高考调整方案与他的倡议有很多相似之处。王旭明本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两年，其整个中小学阶段都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度过的。英语对那个时期的人来说不止是一个笑话，更是一个悲剧。
重要的是应学外语
在王旭明呼吁取消英语考试的微博下面有这样两条留言：“用足球做个形象的比喻，不学英语的是河南建业队，参加的是中国第二等级联赛，目的是把其它中国球队打败，升级中超联赛；学英语的，是广州恒大，参加的是亚冠决赛，目的是在亚洲夺冠后参加世界俱乐部杯。”“在高考中削弱英语，打败的是英语更好的中国对手；只有学好英语，才能在国际考场上战胜其它国家的对手。”
在国际上，不只是中国学生在学外语。在中国讨论英语改革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在对国民英语教育进行着改变：文部科学省已决定强化小学英语教育，打算在2020年前，把英语列入五年级和六年级必修课，同时，要求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改革后，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每周将上一或二节英语课。目前，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周上一次英文课，文部科学省计划将英文课增加到每周3次，并将英文作为成绩评价对象。同时，文部科学省还将重新审查教育人员的英文指导能力。
文部省在反省自己的英语教育失败时指出：很多国家从小学的中低年级就开始英语教育，日本还是从初中开始，并且还是哑巴英语模式。日本文部省对比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教育内容，如中国内地在基础教育阶段教授英语的单词量是6150个，中国台湾是5180个，韩国是8200个，而日本因为起点较晚，所以在中学教授的单词仅3080个。德国的英语教授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法国则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通过这样的对比和考察，日本文部省提出了英语能力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
在国外，法国小学生不仅学外语，还学第二外语和第三外语。今年4月的法国《世界报》报道，有593所法国小学把汉语普通话从第三外语提前到第二外语，个别小学校甚至把汉语作为第一外语进行教学。整个欧洲，有90%的中小学生学外语，并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欧洲非英语国家数量很多，这些国家的小学生学英语正越来越低龄化。目前，大约有90%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欧洲有13个国家强制将英语定为学生的第一外语。在英国，规定强制学生从7岁开始学外语。2012年11月，英国政府称，自2014年9月起，全国7至11岁的小学生须从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以及有助于理解现代语法词汇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这7门语言中选择一门作为必修课。英国小学要强化包括汉语在内的外语教学，我们为什么要弱化英语？英国的小学外语教学政策表明，不论学什么外语，重要的是要学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