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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史研究如今已成为历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反映了史学工作者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和对现代化过程中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忧虑。总结历史上防灾抗灾经验教训，分析先人在灾荒面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便更好地借鉴历史，服务当下，启迪未来，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山西大学郝平的著作《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以下简称《丁戊奇荒》，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是近年来出版的同类著作中令人感觉耳目一新之作。
一
研究视角新颖是该书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在以往的灾荒史研究中，常常存在着重政策制度轻思想行为、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很多研究者多从技术层面关注灾荒的频次、成因、危害及救灾政策和措施等内容，而对于灾荒中的“人”关注不够，常常出现“见灾不见人”的情形，从而使灾荒史研究变成了一个个“历史中的灾荒”的不断重现，忽视了灾荒中以“人”为中心的鲜活历史，研究的趋同性、平面化日益突出。读了《丁戊奇荒》，感觉焕然一新。该书以灾荒为场景，以“人”为切入点，突破了“丁戊奇荒”研究的模式化倾向。作者在书中将山西督抚大员、州县官吏、绅商富户和底层百姓等各色人等，一一置入丁戊奇荒场景，对每一群体的应对方式和所起作用进行客观分析。如此宏大场景，众多人物，作者以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生动而不枯燥，严谨而不随意。读后令人沉思，促人思考。
在复杂的抗灾救灾过程中，最难以把握的是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方式，它需要研究者有充分的驾驭和分析材料的能力，通过材料来反映充满活力的人的世界，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体察能力。《丁戊奇荒》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透视了社会各阶层对于灾荒的反应和救灾的心态，如处于灾荒现场的山西地方官如何施救等。作者对山西47个州县的父母官在救荒中的措施一一考察，并结合流传于民间的竹枝词——《丁丑大稷清官图》，论述了清末赈灾基层官员尽职尽责的一面，这是对以往研究中遇灾必笼统地谴责地方官员贪渎的程式化结论的纠正。作者不仅注意对47名地方官进行“面”上考察，还集中“点”上进行探究。作者选择山西上、中、下三级官僚代表人物曾国荃、马丕瑶、于钟德，结合他们官场履迹，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他们的赈灾思想和赈灾措施，特别是曾国荃作为一省之长，为惩清吏治，大刀阔斧地将40余名或办赈不力或品行不端或处事不当或贪赃侵吞的官员清出官场，为山西赈灾营造了一个相对廉洁的官场氛围。（P199）作者通过对上述人物的深入研究，使读者看到了救灾工作复杂的一面，避免了就灾说灾的一套概念化表述和简单的制度政策罗列，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有骨有肉，深刻而真实。
二
研究内容和方法新颖是《丁戊奇荒》给读者的又一印象。众所周知，任何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存在着利益相关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博弈。如果史学研究者不能看到救荒过程中政府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基层官员的众多面相，不能看到制度政策制定过程背后体现出来的碰撞，以及中央与地方在责任承担方面的角力，仅就制度和政策本身来说事，则很难理解政策所反映出的深刻内容，研究也就不免流于肤浅。从这一点来说，灾荒史研究不仅仅是灾荒本身的研究，也是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政策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这种研究离不开对各阶官员所处角色的分析。
作者运用心理学方法，在分析灾荒地官员的心理时指出：每当灾荒发生，受灾官员有一种试图将赈灾负担转嫁给省府乃至朝廷的心理。此种心态使得各层阶官府之间存在着博弈心态。博弈的结果是，或使受灾州县多拨赈银或夸大灾情多得赈款，或被上级查获，被严厉斥责或被革职。而同时上级政府通过强行捐输、实职捐纳把赈灾的责任推卸给地方。（P201）作者数言将官场心态分析得入木三分。
传统中国虽然是一个上下有序的社会，可是，各级官员出于不同目的，在施政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例如，巡抚曾国荃与地方州县官员在如何对待富户捐输，如何依靠绅士赈灾及是否禁种鸦片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歧基点在于是否依靠民间力量来赈灾及以何种方式来救灾。分歧的化解或延续、政策出台或难产就是各级官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只有看到这种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丁戊奇荒》详尽地将这种分歧原因和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动态地展现出来，再现了灾荒中复杂的历史。
《丁戊奇荒》中有许多精辟观点，同样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在探讨各级官员救济措施时，作者写道，地方官员救济措施显得“传统”，可能是他们的赈灾理念有些“保守”，“但将儒家文化视为圭臬的州县官员，他们在大灾荒救济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甚至生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P215）再比如，传教士首次参与了这次救灾，但对于这一新鲜事物，在山西官书——地方志中很少记载，作者认为“修志者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灾害史研究同传统史学一样，在考察中要注意关照大历史的背景，才能看得更为清楚”。（P238）作者的这一看法是中肯的。类似的精彩观点，书中还有许多。作者既关照到大历史，又能体会到当事者的心迹，显示了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把握能力。记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思维任意褒贬历史中的角色，而要客观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贡献。学会与古人对话，抱着同情的理解心态来体会和研究古人，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较高境界，《丁戊奇荒》体现了这种境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
《丁戊奇荒》用较大篇幅关注官府应对灾荒的同时，又能将关注点转移到民间，从社会视角研究灾荒中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较好地实现社会史研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使研究体现出整体性，研究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农耕社会在近代发生质的蜕变，晚清逐步出现了官僚体制之外的民间社会，买办、绅商、华侨等成为这一新型社会阶层的最早成员，他们参与赈灾成为了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表征。比如绅商参与赈灾，已有学者专门研究，但《丁戊奇荒》没有拘泥于已有窠臼，简单地论述绅商如何救灾，而是将地方绅商细分为士绅、商人、富户三种。尽管这种划分偶有交叉，但由于他们的经历、身份、功名不同，在参与救灾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士绅将社会道义和责任内化为德行和操守，在救灾中承担起基层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商人一般被认为是重利轻义的一个群体，但是在乡商人与在外商人以不同形式参与赈灾救济，或是响应官府号召就地捐输，救济乡邻，或是在外乡收留逃荒，安置同乡，表现了晋商在危难时期的社会责任感。地方富户常被赋以为富不仁的形象，这多少带有一些阶级分析的意味。事实上，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比如“慈善”就是利益协调机制的一种表现。当灾荒降临时，富户会通过施赈等善行来积德行善，从而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这种层层入理的分析，避免了大而化之的笼统概述，使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设身处地去思考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言行，从而更好地反思今天我们所应承当的社会担当。 灾荒发生后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生活在乡村的底层民众，他们在灾荒面前思想信念和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许多研究者过于强调灾荒发生后社会的不稳定性，比如灾民为匪为盗，社会陷入非理性乃至疯狂状态等。恶性事件增多是社会自救的一种非正常反应，那么，更多的非匪非盗者行为如何？民众在灾荒侵袭下的思想、信念是否全然崩溃？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者对灾荒中真正主角——灾民如何抗灾度荒关注不够，以致于造成了灾后必是盗匪横行的世界这样一种印象。灾后盗匪增多这种现象尽管存在，但不是灾荒中的全部历史。《丁戊奇荒》作者从地方文献中仔细爬梳，为我们还原了灾荒中另一面真实的历史：经过千百年儒家教化下的灾区民众，既有捍卫“孝悌”而舍命奉侍父母长辈者，也有为了“气节”而舍生取义者，还有面对饥荒的“节妇”“烈女”为了忠贞而凛然赴死者。作者对底层民众应对灾荒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认真分析梳理，使读者看到了在非常情势下，道德规范、礼仪情操支撑社会运行机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面临各种大灾大难大衰乱而能够延续，正是因为有千百万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辉煌业绩、甚至史书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载的平凡民众，隐隐中传承着舍生取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悲惨中包含着坚韧，灾难中孕育着希望，这是《丁戊奇荒》给读者带来的又一强烈感受。
四
客观存在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和学者研究的历史被称为历史三重性。由于文献记载者的思想和目的不同，在记载中会有意识地过滤掉一些内容，使得留存的许多文献并不能全部真实地再现历史。研究灾荒史，也面临同样问题，一方面是资料分散，另一方面是现存的资料不能反映历史全貌，比如山西地方志对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参与赈灾就有意识地略写，这与晚清对西方传教士存在着排斥心理有关。如果研究者不能把握这一时代背景，仅仅根据留存的官方资料来书写这段历史，难免会失于偏颇。所以，历史研究者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天南地北找资料的精神，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历史，再现客观存在的整体史，否则就会以偏概全。钱穆先生曾说：“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他还说：“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P55-56）《丁戊奇荒》在材料运用上就不限方志、报刊、档案等官方文献，作者还深入民间，走向田野，花费十年时间搜集了碑刻80余通，各类抄本、刻本20余种，包括记文、歌谣、竹枝词、唱词等各种形式的田野资料。作者还采集整理了20余万字的访谈笔记。正是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官方与民间文献，在民间“采风”过程中感悟和体验历史，才能够在研究中纵横结合、有点有面、有骨有肉地再现“灾荒中的历史”。一部好的著作可以给读者启示，引发读者思考，《丁戊奇荒》正是这样一部历史著作。
学术研究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业。《丁戊奇荒》尽管在研究视角、方法、内容和材料使用上让读者眼前一亮，然而，书中有些内容还略显单薄，比如地方绅商救灾，没有充分展开，显得言犹未尽。再比如，丁戊奇荒之后山西曾有大灾荒发生，尤其是1900年和民国初期的大灾荒对山西影响也很大，如果作者能考察一下丁戊奇荒中出现的新的救灾因素在后来灾荒中是否有所体现、有哪些体现，通过纵向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光绪初年的灾荒救济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当然，瑕不掩瑜，该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学术前沿性的灾荒史研究上乘之作，将推动中国灾荒史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一
研究视角新颖是该书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在以往的灾荒史研究中，常常存在着重政策制度轻思想行为、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很多研究者多从技术层面关注灾荒的频次、成因、危害及救灾政策和措施等内容，而对于灾荒中的“人”关注不够，常常出现“见灾不见人”的情形，从而使灾荒史研究变成了一个个“历史中的灾荒”的不断重现，忽视了灾荒中以“人”为中心的鲜活历史，研究的趋同性、平面化日益突出。读了《丁戊奇荒》，感觉焕然一新。该书以灾荒为场景，以“人”为切入点，突破了“丁戊奇荒”研究的模式化倾向。作者在书中将山西督抚大员、州县官吏、绅商富户和底层百姓等各色人等，一一置入丁戊奇荒场景，对每一群体的应对方式和所起作用进行客观分析。如此宏大场景，众多人物，作者以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生动而不枯燥，严谨而不随意。读后令人沉思，促人思考。
在复杂的抗灾救灾过程中，最难以把握的是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方式，它需要研究者有充分的驾驭和分析材料的能力，通过材料来反映充满活力的人的世界，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体察能力。《丁戊奇荒》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透视了社会各阶层对于灾荒的反应和救灾的心态，如处于灾荒现场的山西地方官如何施救等。作者对山西47个州县的父母官在救荒中的措施一一考察，并结合流传于民间的竹枝词——《丁丑大稷清官图》，论述了清末赈灾基层官员尽职尽责的一面，这是对以往研究中遇灾必笼统地谴责地方官员贪渎的程式化结论的纠正。作者不仅注意对47名地方官进行“面”上考察，还集中“点”上进行探究。作者选择山西上、中、下三级官僚代表人物曾国荃、马丕瑶、于钟德，结合他们官场履迹，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他们的赈灾思想和赈灾措施，特别是曾国荃作为一省之长，为惩清吏治，大刀阔斧地将40余名或办赈不力或品行不端或处事不当或贪赃侵吞的官员清出官场，为山西赈灾营造了一个相对廉洁的官场氛围。（P199）作者通过对上述人物的深入研究，使读者看到了救灾工作复杂的一面，避免了就灾说灾的一套概念化表述和简单的制度政策罗列，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有骨有肉，深刻而真实。
二
研究内容和方法新颖是《丁戊奇荒》给读者的又一印象。众所周知，任何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存在着利益相关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博弈。如果史学研究者不能看到救荒过程中政府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基层官员的众多面相，不能看到制度政策制定过程背后体现出来的碰撞，以及中央与地方在责任承担方面的角力，仅就制度和政策本身来说事，则很难理解政策所反映出的深刻内容，研究也就不免流于肤浅。从这一点来说，灾荒史研究不仅仅是灾荒本身的研究，也是对政府决策过程和政策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这种研究离不开对各阶官员所处角色的分析。
作者运用心理学方法，在分析灾荒地官员的心理时指出：每当灾荒发生，受灾官员有一种试图将赈灾负担转嫁给省府乃至朝廷的心理。此种心态使得各层阶官府之间存在着博弈心态。博弈的结果是，或使受灾州县多拨赈银或夸大灾情多得赈款，或被上级查获，被严厉斥责或被革职。而同时上级政府通过强行捐输、实职捐纳把赈灾的责任推卸给地方。（P201）作者数言将官场心态分析得入木三分。
传统中国虽然是一个上下有序的社会，可是，各级官员出于不同目的，在施政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例如，巡抚曾国荃与地方州县官员在如何对待富户捐输，如何依靠绅士赈灾及是否禁种鸦片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分歧基点在于是否依靠民间力量来赈灾及以何种方式来救灾。分歧的化解或延续、政策出台或难产就是各级官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只有看到这种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丁戊奇荒》详尽地将这种分歧原因和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动态地展现出来，再现了灾荒中复杂的历史。
《丁戊奇荒》中有许多精辟观点，同样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在探讨各级官员救济措施时，作者写道，地方官员救济措施显得“传统”，可能是他们的赈灾理念有些“保守”，“但将儒家文化视为圭臬的州县官员，他们在大灾荒救济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甚至生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P215）再比如，传教士首次参与了这次救灾，但对于这一新鲜事物，在山西官书——地方志中很少记载，作者认为“修志者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灾害史研究同传统史学一样，在考察中要注意关照大历史的背景，才能看得更为清楚”。（P238）作者的这一看法是中肯的。类似的精彩观点，书中还有许多。作者既关照到大历史，又能体会到当事者的心迹，显示了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把握能力。记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思维任意褒贬历史中的角色，而要客观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贡献。学会与古人对话，抱着同情的理解心态来体会和研究古人，是史学研究的一种较高境界，《丁戊奇荒》体现了这种境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
《丁戊奇荒》用较大篇幅关注官府应对灾荒的同时，又能将关注点转移到民间，从社会视角研究灾荒中的社会动员和参与，较好地实现社会史研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使研究体现出整体性，研究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农耕社会在近代发生质的蜕变，晚清逐步出现了官僚体制之外的民间社会，买办、绅商、华侨等成为这一新型社会阶层的最早成员，他们参与赈灾成为了民间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表征。比如绅商参与赈灾，已有学者专门研究，但《丁戊奇荒》没有拘泥于已有窠臼，简单地论述绅商如何救灾，而是将地方绅商细分为士绅、商人、富户三种。尽管这种划分偶有交叉，但由于他们的经历、身份、功名不同，在参与救灾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士绅将社会道义和责任内化为德行和操守，在救灾中承担起基层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商人一般被认为是重利轻义的一个群体，但是在乡商人与在外商人以不同形式参与赈灾救济，或是响应官府号召就地捐输，救济乡邻，或是在外乡收留逃荒，安置同乡，表现了晋商在危难时期的社会责任感。地方富户常被赋以为富不仁的形象，这多少带有一些阶级分析的意味。事实上，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比如“慈善”就是利益协调机制的一种表现。当灾荒降临时，富户会通过施赈等善行来积德行善，从而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这种层层入理的分析，避免了大而化之的笼统概述，使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设身处地去思考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言行，从而更好地反思今天我们所应承当的社会担当。 灾荒发生后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生活在乡村的底层民众，他们在灾荒面前思想信念和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许多研究者过于强调灾荒发生后社会的不稳定性，比如灾民为匪为盗，社会陷入非理性乃至疯狂状态等。恶性事件增多是社会自救的一种非正常反应，那么，更多的非匪非盗者行为如何？民众在灾荒侵袭下的思想、信念是否全然崩溃？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者对灾荒中真正主角——灾民如何抗灾度荒关注不够，以致于造成了灾后必是盗匪横行的世界这样一种印象。灾后盗匪增多这种现象尽管存在，但不是灾荒中的全部历史。《丁戊奇荒》作者从地方文献中仔细爬梳，为我们还原了灾荒中另一面真实的历史：经过千百年儒家教化下的灾区民众，既有捍卫“孝悌”而舍命奉侍父母长辈者，也有为了“气节”而舍生取义者，还有面对饥荒的“节妇”“烈女”为了忠贞而凛然赴死者。作者对底层民众应对灾荒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认真分析梳理，使读者看到了在非常情势下，道德规范、礼仪情操支撑社会运行机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面临各种大灾大难大衰乱而能够延续，正是因为有千百万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辉煌业绩、甚至史书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载的平凡民众，隐隐中传承着舍生取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悲惨中包含着坚韧，灾难中孕育着希望，这是《丁戊奇荒》给读者带来的又一强烈感受。
四
客观存在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和学者研究的历史被称为历史三重性。由于文献记载者的思想和目的不同，在记载中会有意识地过滤掉一些内容，使得留存的许多文献并不能全部真实地再现历史。研究灾荒史，也面临同样问题，一方面是资料分散，另一方面是现存的资料不能反映历史全貌，比如山西地方志对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参与赈灾就有意识地略写，这与晚清对西方传教士存在着排斥心理有关。如果研究者不能把握这一时代背景，仅仅根据留存的官方资料来书写这段历史，难免会失于偏颇。所以，历史研究者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天南地北找资料的精神，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历史，再现客观存在的整体史，否则就会以偏概全。钱穆先生曾说：“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他还说：“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P55-56）《丁戊奇荒》在材料运用上就不限方志、报刊、档案等官方文献，作者还深入民间，走向田野，花费十年时间搜集了碑刻80余通，各类抄本、刻本20余种，包括记文、歌谣、竹枝词、唱词等各种形式的田野资料。作者还采集整理了20余万字的访谈笔记。正是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官方与民间文献，在民间“采风”过程中感悟和体验历史，才能够在研究中纵横结合、有点有面、有骨有肉地再现“灾荒中的历史”。一部好的著作可以给读者启示，引发读者思考，《丁戊奇荒》正是这样一部历史著作。
学术研究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业。《丁戊奇荒》尽管在研究视角、方法、内容和材料使用上让读者眼前一亮，然而，书中有些内容还略显单薄，比如地方绅商救灾，没有充分展开，显得言犹未尽。再比如，丁戊奇荒之后山西曾有大灾荒发生，尤其是1900年和民国初期的大灾荒对山西影响也很大，如果作者能考察一下丁戊奇荒中出现的新的救灾因素在后来灾荒中是否有所体现、有哪些体现，通过纵向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光绪初年的灾荒救济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当然，瑕不掩瑜，该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学术前沿性的灾荒史研究上乘之作，将推动中国灾荒史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