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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立文,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传播史。近年来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著有《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误读”的方法》和《解构批评的道与谋》等书。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多项科研项目,曾获湖北省第八届屈原文艺奖、第六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一等奖等学术奖项。
近年来,在当代文坛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即一批曾以小说创作名世的先锋作家,如残雪、余华、马原、格非等人,均以跨界的姿态逐步转向了文学批评。尽管这些作家在批评实践中对象各异,怀抱亦自不同,但在批评方法上,却大多采用了一种以小说叙事去分析批评对象的话语方式,由是也造就了一个文体混杂的叙述景观:在批评者(抑或创作者)的叙述改造下,原本旨在阐释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承载了他们艺术想象力的小说创作。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上述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小说化,主要表现为以小说叙事的形式,在复述批评对象故事情节的批评过程中,融入了自身的艺术感觉与价值诉求。这是一种“复述”的艺术,即批评者“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1]把别人写下的故事缝缝补补再讲一遍,而且还在瞻前顾后的复述进程中左右逢源,通过不断融入自己的写作感觉与阅读经验,达到与批评对象展开精神对话的研究目标,如此多元复调的批评奇观自会令观者耳目一新。那么,批评究竟如何“小说”?此处仅以格非为例,来说明一下这种新型批评方法的特殊价值。
在格非的批评实践中,以小说的叙事方式去探讨批评对象的叙述方法,是这种小说式批评的一个主要特征。尽管格非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有析其思想要义、赏其美学韵味的批评取向,但他更关心的,却是那些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大师,例如福楼拜、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究竟是用什么叙述方法对一个故事、某段情境,甚至一种情绪进行了结构、营造和铺排?作为批评者的格非,实际上最想弄清楚的问题是,那些文学大师为何要如此这般地去进行叙述?而这种叙述给读者造成的阅读感受又是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所讨论的叙述问题,本身就暗含了叙述方法和叙述功能这两个层次。他复述经典的目的,是要在还原作品故事情节、辨析某段叙事情境的基础上,提炼出原作者的叙述方法,并讨论这一方法的功能性效果。就此而言,由叙述方法的提炼到叙述功能的说明,便构成了格非在批评实践中最为基本的叙述逻辑。与学院派批评擅用的叙事学方法不同,格非在批评实践中对叙述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一种对原作故事情节的追踪复述。在这当中,虽然也有对叙述视角、叙述结构以及叙述人称等叙事理论问题的探讨,但其批评方式却更加侧重于批评者个人的写作经验与原作叙事进程之间的交叉和融会。而这一特征,显然反映了格非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
在《塞壬的歌声》中,格非对于卡夫卡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多次分析。其中,《城堡的叙事分析》一文正属于一种典型的小说式批评。由于格非的批评目标在于对卡夫卡小说叙事方法的提炼,故而他对卡夫卡作品思想主题的理解反倒成为了一个相对次要的目标。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格非对于卡夫卡小说的分析,并非是一种观念主导下的逻辑推演——从一个设定的思想主题出发,逻辑性地证明这一主题的客观存在,往往是学院派批评家一种常见的思维模式。但小说家的艺术经验,却让格非将批评的目光时刻聚焦于作品细节的叙述性问题。他认为,《城堡》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奇特的喜剧作品。K、弗丽达、克拉姆以及奥尔珈一家,都是一些渴求在体制内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人物。然而,人生的荒诞际遇和人物彼此之间难以言说的复杂关系,却让他们无地彷徨。这种游弋于体制内外的漂泊感,最终造成了人物的精神迷失。而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恰在于细致描绘了这些人物如何“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没有可能实现的目标”。[2]由于目标的无法实现,故而人物的所有举动都变得荒诞可笑,喜剧之意亦于焉而起。卡夫卡所做的,就是为这一喜剧设置了“前所未有的形式维度”。[3]而格非的小说式批评,重点就在于对这一“形式维度”的发现,亦即对卡夫卡以何种叙事方法营构作品喜剧效果的叙事追踪。
在复述卡夫卡作品的过程中,格非首先以小说家最为本能的结构意识切入作品。由于《城堡》这部作品的结构方法本身就较为复杂,因此若想追踪卡夫卡营造喜剧效果的叙事方法,格非就不能对原作进行亦步亦趋式地复述,否则那种“影响的焦虑”,难免会阻碍格非对于原作叙事方法的提炼。他的做法,就是以人物类型为标准去分解原作的结构方式。这当然是一种小说家常见的结构意识,即以《城堡》中不同人物的精神嬗变为依据,将原作浑然一体的结构方式分解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这一点反映在格非批评文本的标题上,即为“K的迷失”、“弗丽达:另一种迷失”、“影子的影子——谁是克拉姆”、“宽恕的前提——奥尔珈一家的命运”,以及“卡夫卡:被照亮的道路”。从格非每一节的分析过程来看,他实际上借用了“成长小说”的结构方式,即以某一人物为中心,通过他或她的人生际遇、情感纠葛,以及精神迷乱,生动描绘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灵魂内部的风景。只不过与习见的成长小说相比,格非在每一节内对某一人物精神历程的批评叙述,大多采用了一种倒置的结构方式,即从讲述人物混沌未开的灵魂风景开始,通过追踪其一系列的人生变故,最终描绘了人物的精神迷失。而人物这种从混沌到迷失的精神历程,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人生的毁灭,但在现代小说家,尤其是卡夫卡这样致力于勘查人物生存状态的艺术家来看,却是人物摆脱自欺式异化境地,以精神迷失的形式批判体制等异己之物,进而自证其精神觉醒的“成长”故事。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格非在批评文本的每一小节都讲述了人物的精神迷失(成长)后,他最终将批评的目光聚焦于卡夫卡身上。从对人物精神迷失的分析到对卡夫卡心中“复活”的“被遮蔽的理想”的发现,格非最终用一种拼贴的结构形式,将人物与作家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也令卡夫卡的精神光芒贯注到了每一个人物身上,那份现代小说家特有的对于小说人物的叙事关怀,也因这样的一种结构形式而被发掘出来。从这个角度说,格非对于《城堡》的叙事分析,无疑是一种倒置与拼贴成长小说叙事结构的小说式批评。
近年来,在当代文坛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即一批曾以小说创作名世的先锋作家,如残雪、余华、马原、格非等人,均以跨界的姿态逐步转向了文学批评。尽管这些作家在批评实践中对象各异,怀抱亦自不同,但在批评方法上,却大多采用了一种以小说叙事去分析批评对象的话语方式,由是也造就了一个文体混杂的叙述景观:在批评者(抑或创作者)的叙述改造下,原本旨在阐释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承载了他们艺术想象力的小说创作。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上述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小说化,主要表现为以小说叙事的形式,在复述批评对象故事情节的批评过程中,融入了自身的艺术感觉与价值诉求。这是一种“复述”的艺术,即批评者“用写作者的感觉去追随别人的写作。”[1]把别人写下的故事缝缝补补再讲一遍,而且还在瞻前顾后的复述进程中左右逢源,通过不断融入自己的写作感觉与阅读经验,达到与批评对象展开精神对话的研究目标,如此多元复调的批评奇观自会令观者耳目一新。那么,批评究竟如何“小说”?此处仅以格非为例,来说明一下这种新型批评方法的特殊价值。
在格非的批评实践中,以小说的叙事方式去探讨批评对象的叙述方法,是这种小说式批评的一个主要特征。尽管格非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有析其思想要义、赏其美学韵味的批评取向,但他更关心的,却是那些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大师,例如福楼拜、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究竟是用什么叙述方法对一个故事、某段情境,甚至一种情绪进行了结构、营造和铺排?作为批评者的格非,实际上最想弄清楚的问题是,那些文学大师为何要如此这般地去进行叙述?而这种叙述给读者造成的阅读感受又是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所讨论的叙述问题,本身就暗含了叙述方法和叙述功能这两个层次。他复述经典的目的,是要在还原作品故事情节、辨析某段叙事情境的基础上,提炼出原作者的叙述方法,并讨论这一方法的功能性效果。就此而言,由叙述方法的提炼到叙述功能的说明,便构成了格非在批评实践中最为基本的叙述逻辑。与学院派批评擅用的叙事学方法不同,格非在批评实践中对叙述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一种对原作故事情节的追踪复述。在这当中,虽然也有对叙述视角、叙述结构以及叙述人称等叙事理论问题的探讨,但其批评方式却更加侧重于批评者个人的写作经验与原作叙事进程之间的交叉和融会。而这一特征,显然反映了格非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
在《塞壬的歌声》中,格非对于卡夫卡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多次分析。其中,《城堡的叙事分析》一文正属于一种典型的小说式批评。由于格非的批评目标在于对卡夫卡小说叙事方法的提炼,故而他对卡夫卡作品思想主题的理解反倒成为了一个相对次要的目标。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格非对于卡夫卡小说的分析,并非是一种观念主导下的逻辑推演——从一个设定的思想主题出发,逻辑性地证明这一主题的客观存在,往往是学院派批评家一种常见的思维模式。但小说家的艺术经验,却让格非将批评的目光时刻聚焦于作品细节的叙述性问题。他认为,《城堡》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奇特的喜剧作品。K、弗丽达、克拉姆以及奥尔珈一家,都是一些渴求在体制内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人物。然而,人生的荒诞际遇和人物彼此之间难以言说的复杂关系,却让他们无地彷徨。这种游弋于体制内外的漂泊感,最终造成了人物的精神迷失。而卡夫卡的伟大之处,恰在于细致描绘了这些人物如何“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没有可能实现的目标”。[2]由于目标的无法实现,故而人物的所有举动都变得荒诞可笑,喜剧之意亦于焉而起。卡夫卡所做的,就是为这一喜剧设置了“前所未有的形式维度”。[3]而格非的小说式批评,重点就在于对这一“形式维度”的发现,亦即对卡夫卡以何种叙事方法营构作品喜剧效果的叙事追踪。
在复述卡夫卡作品的过程中,格非首先以小说家最为本能的结构意识切入作品。由于《城堡》这部作品的结构方法本身就较为复杂,因此若想追踪卡夫卡营造喜剧效果的叙事方法,格非就不能对原作进行亦步亦趋式地复述,否则那种“影响的焦虑”,难免会阻碍格非对于原作叙事方法的提炼。他的做法,就是以人物类型为标准去分解原作的结构方式。这当然是一种小说家常见的结构意识,即以《城堡》中不同人物的精神嬗变为依据,将原作浑然一体的结构方式分解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这一点反映在格非批评文本的标题上,即为“K的迷失”、“弗丽达:另一种迷失”、“影子的影子——谁是克拉姆”、“宽恕的前提——奥尔珈一家的命运”,以及“卡夫卡:被照亮的道路”。从格非每一节的分析过程来看,他实际上借用了“成长小说”的结构方式,即以某一人物为中心,通过他或她的人生际遇、情感纠葛,以及精神迷乱,生动描绘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灵魂内部的风景。只不过与习见的成长小说相比,格非在每一节内对某一人物精神历程的批评叙述,大多采用了一种倒置的结构方式,即从讲述人物混沌未开的灵魂风景开始,通过追踪其一系列的人生变故,最终描绘了人物的精神迷失。而人物这种从混沌到迷失的精神历程,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人生的毁灭,但在现代小说家,尤其是卡夫卡这样致力于勘查人物生存状态的艺术家来看,却是人物摆脱自欺式异化境地,以精神迷失的形式批判体制等异己之物,进而自证其精神觉醒的“成长”故事。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格非在批评文本的每一小节都讲述了人物的精神迷失(成长)后,他最终将批评的目光聚焦于卡夫卡身上。从对人物精神迷失的分析到对卡夫卡心中“复活”的“被遮蔽的理想”的发现,格非最终用一种拼贴的结构形式,将人物与作家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也令卡夫卡的精神光芒贯注到了每一个人物身上,那份现代小说家特有的对于小说人物的叙事关怀,也因这样的一种结构形式而被发掘出来。从这个角度说,格非对于《城堡》的叙事分析,无疑是一种倒置与拼贴成长小说叙事结构的小说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