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马上就要过农历年了，世界并不安乐祥和，国共内战仍在鏖战。此后四天，历经三个月的平津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
　　此时，国统区党心、军心、民心涣散，从政府大员到民间平民都在紧急向台湾转移，一股逃难潮涌动，来往海峡两岸的轮船穿梭不息，最多的一天，高达 55艘，但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难求，往往需要人情关系才能买到票或是通融上船。在这条忙碌的航线上，投入营运不到半年的太平轮，已经来回往返了35趟。
　　当天16时，太平轮满载近千乘客，其中船员124名，有票的508人，还有300多人没有票，通过各种途径强行登船，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在舟山群岛海域与北上的建元轮发生撞击，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近千名乘客随之罹难。当时官方认定，幸存者仅36人，被称为是东方“泰坦尼克事件”。

踏上了悲剧的航程

　　葛克是这次海难中的生还者之一，也是生还者中最有名的人。当年，他是南京政府国防部少校参谋，时年34岁，本来打算带妻子儿女坐这趟太平轮，赶到台湾过年，却没想踏上了悲剧的航程。
　　船难发生后不久，葛克参与了受难者家属善后委员会，出庭作证并写下证词，让我们在65年后，得以一睹悲剧发生时的惨状：
　　我偕妻与子女购妥船票于26日上船，原定27日下午2时启碇，不知何故竟迟至4时20分才启碇离沪，行约8小时后于蒙睡中船身砰然震动，初以为搁浅，继乃得悉与另一轮船碰撞。建元轮被撞后立即下沉，太平轮尚以为本身无恙，茶房对船员及茶役等，亦告知旅客安心，继续行驶，那时下舱已有浸水进入，余乃挽内子及三小儿随众客挤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挤满，无法插入，是时余抱长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
　　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漂浮水面，获一木箱，乃向灯塔方向划行。奈适退潮之际，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寻他物，回顾适有一大木板，离身不远，遂乃弃箱就板，后又续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于海中，乃开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挣扎，落水时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极大打击，而天气寒冷，全身又湿透……
　　東方渐白，遂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乃勉力嘶喊呼救……
　　葛克们所见的巨轮是闻讯赶来援救的澳大利亚军舰华伦孟卡号，澳大利亚军人把漂散在海面上的生还者救上军舰，给他们热食热饮，把每一个人的衣服烘干，将他们送回上海。
　　比泰坦尼克号更让人心绪难平
　　这是一起人祸而非天灾。档案记载，“当晚，星斗满天，海面风平浪静且没有雾。”然而，据葛克后来回忆，太平轮的沉没似乎有某种必然。他说：“船公司不守时间，是最大的错误，船上管理不得当，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与船同时下沉，载重逾量，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这次许多人死于非命，中联公司当不能脱卸责任。”
　　当时轮船管理相当混乱，事发之后，低估了事故的严重性，没有启动必要的事故救援措施。一位名叫周侣云的女生在生还后写给父母的信，也印证了这一点：“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
　　生还者之一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说，开船那天正是小年夜，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欢乐气氛中，喝酒作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船上大副、二副当晚也在喝酒赌钱，理应接班的三副却并未到岗，驾驶舱轮空。船员如此尸位素餐，渎职违规，不出事是万幸，出事是必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艘轮船相撞后几分钟，路过事发海域的盛京轮收到建元轮发出的求救信号及时赶到，盛京轮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救援时，太平轮船长给出的回复竟是：一切都好。于是，盛京轮开走，一个绝好的施救机会被轻易放走，这才有了葛克们生死挣扎的惨烈一幕，也才让这一起海难变得尤为让人心痛，它不是天灾，是人祸造成的，又因置于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悲怆，比泰坦尼克号更让人心绪难平。

没什么比“太平”更可贵

　　华伦孟卡号到达上海后，葛克们被送进医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任新妻子，在太平轮事故中遇难的袁家艺的妹妹袁家姞。当年，她是刚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学生，当她得知太平轮事故后，急忙赶往医院去探望生还者，但是没有见到她的兄长，她见到了葛克，说了一句不知是悲伤还是羡慕的话：“你怎么没死？”
　　回到台湾，葛克继续在军中就职，袁家姞在建中教英文，两人频繁交往，次年结婚，生下两名子女，女儿是著名演员葛蕾。一场海难让两人相识相爱，最后走到一起，可谓离乱中的温暖，悲伤中的喜悦，留在他们生命中的忍痛恐怕是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
　　另一个生还者王兆兰也是如此，她是生还者中最年轻的人，她和上面提到的周侣云是仅有的两名生还女性。
　　据张典婉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一书中介绍，王兆兰年幼时，父母在上海开餐厅。1948年4月，王兆兰的父亲跑到台北开餐厅，打下了一点基础。1949年开年，战争的阴云笼罩上海，父亲赶紧催母亲把一家人搬到台湾，把所有家当都带上，作彻底的逃离。
　　他们原本买了机票，但发现飞机没办法携带太多家当，又换买了太平轮的船票，家中的衣物、家产悉数装带上船。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海绝不少见，尤其是在最后的逃难日子里，富人把家中值钱的东西装进皮箱，用车运到码头，上了船之后，甚至连车都不要了。
　　当海难来临时，王兆兰掉进海里，不会游泳的她，呛了几口水，又被浪卷起来，此时幸运之神垂青了她，被人拉起。如今回忆起来，惨痛的一幕仍深深绞割她的心灵：“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的手松开了，弟弟也不见了，我被人拉上木箱上，我呆呆地看着海，清晨太阳出来了，有艘船经过，大家说喊哪里！喊哪里！我喊不出来……”
　　大海吞噬了她的母亲，还有14岁的大妹王兆仙、10岁的小妹王兆菊和只有8岁的弟弟王兆章。她听到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带好弟弟妹妹呀！”可是她哪里带得好，财物、衣箱、亲人都没了，唯有思念和伤痛并没有随黑夜逝去。
　　得知噩耗的父亲，火速赶到上海，把王兆兰接回台北，为罹难的家人做了衣冠冢。劫后余生的父女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父亲持续忙碌他的餐厅生意，并娶了新的妻子，协助自己操持家务，抚养子女长大成人。
　　王兆兰则好好念了十年书，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师范大学。大学读图书资料专业，毕业后一直图书领域工作到退休，生养了四名子女，个个都很有成就，尤其个个平平安安，对于历经大难，死里逃生的王兆兰来说，没什么比“平安”、“太平”更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