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文 导语：同斯诺登一样滞留在机场国际中转区的大有人在，这些“无家可归”的黑户们只能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个狭小而封闭的空间中。
　　尽管各种传言称他将前往古巴、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但从6月23日离开香港、飞抵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以来，美国“棱镜门”的泄密者斯诺登一直停留在那里的国际中转区，理论上他甚至没有进入俄罗斯境内。
　　7月12日，斯诺登主动在中转区与俄罗斯和国际人权组织代表、知名律师、杜马议员等会面，重提向俄罗斯申请政治避难。俄媒称，“乘客”斯诺登感觉良好、身体健康。他住在便利的胶囊旅馆里，可以洗澡、理发，不过一切都需要自费。他也可以进入“为值班员工准备的特殊休息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
　　外界在关注斯诺登命运的同时，也对机场的国际中转区产生了兴趣。尽管斯诺登已经在莫斯科的机场中转区停留了一个月有余，但《华盛顿邮报》称：“迄今为止，斯诺登滞留机场的时间同他的前辈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在滞留机场这件事上，斯诺登有哪些“前辈”？他们又为何被困机场？
　　苦守戴高乐机场18年
　　在斯诺登之前，“赖”在机场国际中转区的人中最著名也是滞留时间最久的，是伊朗人迈尔汉·卡里米·纳赛里。他于1977年被伊朗驱逐出境，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待就是18年，成为多部电影的原型，其中就包括2004年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
　　1977年，纳赛里刚从英国学成归国，因为参加了一场反对伊朗国王的抗议，他被驱逐出境。没有护照的纳赛里开始向欧洲国家寻求难民地位，但反复被拒。1981年，他的难民身份终于被比利时承认，纳赛里可以申请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公民。
　　作为英伊混血，纳赛里决定去英国“寻亲”，但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1988年，他在巴黎时行李被偷，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件全部消失。不甘心的纳赛里仍买了一张飞往英国的机票，结果未能登上飞机，被直接送回了戴高乐机场。
　　法国警察以“非法入境”为由逮捕了他，但因为他没有任何身份文件，警方不知道该将纳赛里遣送回哪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纳赛里在戴高乐机场暂时安顿下来。一个律师志愿帮他打官司，1992年，法国一家法院判决纳赛里是“合法入境”，法国不能驱逐他。
　　可是，法院虽不允许驱逐他，却也没发放给他法国的难民身份或允许他登上英国飞机的签证。当初给他发放难民证件的比利时又踢起了皮球，刻意不给他换领新的文件。纳赛里仍是个“黑户”，除了机场他哪儿也去不了。就这样，纳赛里在机场彻底住下了。
　　和电影中描述的一样，纳赛里的生活作息很规律：每天5点半，他会赶在机场迎来大批乘客前起床、洗漱完毕，然后靠阅读打发时间。他读许多报纸和杂志，还喜欢和书店的员工探讨书籍。有时，会有旅客过来和他喝杯咖啡聊聊天。晚上，等机场的商店关门后，他就洗漱就寝。
　　纳赛里每周洗一次衣服，然后把它们晾在卫生间里。他的衣服干净整洁，胡子也刮得很利落。他把唯一的一件西装挂在手推车上，还用塑料袋罩着，像刚从干洗店拿出来一样，所有行李也都整齐地放在行李箱里。
　　作为机场的“钉子户”，纳赛里还与工作人员成了朋友。“他不会伤害任何人，”机场一家饭店的老板斯塔尔说，“每个人都很照顾他。”机场的牧师每周都会过来探望他几次，医生也不时过来帮他检查身体。有时，好心的旅客会给他一些衣物，不过他总是拒绝，理由是他不是乞丐。有几次，他还将捡到的旅客丢失的钱财交给警察。
　　2004年，《幸福终点站》上映，纳赛里成了全球名人，因为影片就是以他为原型。而习惯了机场生活的纳赛里越来越抗拒离开。法国后来给他发放了居留许可，这样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但纳赛里拒绝签字，因为文件将他的国籍写成了伊朗，他希望改成英国。
　　为纳赛里拍摄过纪录片的伊朗导演库洛斯认为，长期在封闭的空间里度日，已经让纳赛里害怕外面的生活。2006年的一天，纳赛里的传奇被迫终结：他因生病住院，出院后被送到巴黎的一家收容站。自此，他离开了生活18年之久的机场中转区，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逃离机场这座监狱
　　相比于纳赛里，巴勒斯坦难民默罕默德·阿里·巴尼什没什么名气。但他几乎是和斯诺登在同一时期停留在机场的中转区，两人相距2000多公里。据BBC报道，巴尼什已经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停留了四个多月，他说：“在机场里生活让我抓狂。”
　　每天早晨，巴尼什都会在机场的广播声音中醒来。那个无数次高声播报航班信息、“闸门即将关闭”以及海关规章的单调女声，对他来说成了条件反射，“我快要疯了。”他被限制在机场中转区一间两三平米的小屋里，没有窗户，他的脸苍白而浮肿。
　　阿拉木图国际机场的规模不大，也没有众多供旅客休闲、购物的场所。对于被迫停留在这里的巴尼什而言，四个多月实在是一种煎熬，他甚至无权走进那些免税店或高价的咖啡厅换换心情。
　　巴尼什今年26岁，出生在伊拉克。如今他待在机场工作人员所谓的“无菌区”中，因为没有签证，他不能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同时因为没有能进入其他国家的签证，以色列不允许他前往巴勒斯坦的领地，而联合国机构认为由于没有一名亲属身在伊拉克，让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也不安全。
　　巴尼什曾经在迪拜担任室内装饰设计师，成家立业的愿望驱动着他来到哈萨克斯坦，他的女朋友奥莉希娅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两人在迪拜相遇，陷入爱河的他们打算到女方的国家哈萨克斯坦登记结婚。但到达机场后，巴尼什丢了难民旅行证，而他的哈萨克以及阿联酋签证都已过期。
　　巴尼什曾飞往伊斯坦布尔，希望在那里更新他的哈萨克斯坦签证，但被土耳其拒绝入境。“我被驱逐回阿拉木图，但在这里我也没有签证，所以他们又把我送回伊斯坦布尔。就这样，我在这两座城市间往返了四五次。”
　　最终，哈萨克斯坦的入境管理部门让巴尼什留在机场中转区，那里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的领土。机场为巴尼什提供的房间充满浓重的烟味，里面有一张上下铺，一个破旧的沙发，靠墙的桌子上摆着一本《古兰经》。门半开着，一拨又一拨乘客从门前经过，走向入境检查处。
　　巴尼什的每日三餐都是阿斯塔纳航空的飞机餐，这更让他觉得自己身陷囹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送来用小盒子装着的沙拉和蛋糕。整个六月我都在吃牛肉和蘑菇汤，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吃牛肉了。”
　　机场的安保人员会监视巴尼什每次在房间之外的活动。他可以偶尔到自动售卖机那里买杯咖啡，或者去行李托运部的浴室里洗个澡。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察或保安随身跟随。他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机会，就是到走廊那里眺望机场跑道；而想同与外界联系，就只能靠偶尔收到的机场免费wifi登陆Skype。“我和表哥亚瑟交待了我的情况，他住在挪威。我没有别的家人，父母在我16岁时去世了。”
　　自从受限于中转区以来，巴尼什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逃”出去。“我想念阳光和室外的生活。看着所有人都能离开这座机场而我哪儿也去不了，这种心情简直糟透了。”
　　通过一扇自动门走上台阶，就是旅客乘坐接驳班车的地方，巴尼什的行动范围到此为止。飞机引擎发出的声音响彻云霄，机场远处是阿拉木图市的连绵群山。“每次来到这儿我都很愤怒，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被关在一座监狱里。”
　　抽文：
　　本来为方便而设立的国际中转区，却因为特殊的法律地位而又制造了不便。
　　插排：
　　机场国际中转区就是在机场抵达口和入境口之间的区域。由于未通过入境口，因此乘客不必持有转机国的签证，就可以通过该区域方便地转机。对于国际中转区的法律地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法律定性。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没有入境，所以中转区是处于外交中立的地位。它在法律上不属于当地国领土，所以当地国无权进行干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机场的国际中转区是当地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属于他们的司法管辖权之内。因为这样模糊的定位，所以机场的国际中转区就成为某种特殊情况下的难民收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