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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难得找到半日之闲，请您随便谈谈。作协代表大会刚刚开完，您很忙吧？
■作协代表大会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听了两个下午的报告。小组会和大会都未参加，只看了一些简报。但近来的确很忙——应该说，不是忙，而是乱。上了年纪忙不起了。连看看老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您最近主要忙些什么？
■这说来话长。逢年过节开纪念会等等总有人要我写文章。报刊杂志的编辑好象忘记了我已经过了八十岁。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想尽量减少对您的干扰，但见到您不时也参加一些会议、写一些文章，而且看来精神很不错，就不免……
■我倒不懒，有时也主动写些短文。但一写就会有连锁反应，替这家写了，别家就有意见，有人闯上门来逼稿，有人一天打几个电话。我最怕的是要我题辞，我的字写得很难看，这是有意让我出丑。一忙一乱连看报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最近看到聂绀弩同志的文章说他在监牢里一遍又一遍地读《资本论》的事，我深有同感。在监牢里读书可以不受干扰，读了以后还可以静静地反思一下。
□您现在读些什么？
■想读的书太多，而时间又太少，视力不好，一部江南的《蒋经国传》就化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现在在看《美中关系未来十年》。这样一部书十年前很快就可以看完的，而现在，看几页就被人打断……
□文艺方面的书呢？
■当然也看一些。只是想知道一点文艺界的信息，如青年作家的作品和评论文章。
□您觉得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得怎么样？
■当然开得很好。王蒙在闭幕词中说文艺界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可是我想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珍视这个黄金时代，这得来不易啊。
□是的。这个黄金时代得来十分不易，是党总结了几十年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文艺界必须着重反“左”的问题，文艺界才能开创新局面。
■这就是文艺界思想上拨乱返正的问题。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思想上理论上习惯上的拨乱反正要比政治上拨乱反正难得多。就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八年时间里来说，文艺界走过来的道路也很不平坦。“四人帮”倒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魂还没有散，首先碰上了两个“凡是”的问题。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返正是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才开始的。而思想理论上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之后是不是没有斗争了呢？不是。党中央决定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有许多人思想不通。直到一九八三年还有人重提“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一年冬，又出现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造成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气候，闹了二十七天。但其影响直到这次作协代表大会之前还暗潮汹涌，要不是党中央干预，“左”风是不可能压下去的。
□您认为这之间出现的哪些事最值得注意？
■这说来实在也有点奇怪，有一些口口声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人偏偏在政治上没有和中央保持一致。十二大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个方针政策在农业、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对这种方针政策的深远意义，文艺界的某些人似乎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各条战线上都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而文艺界则一股劲地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是搞活，一方面是“抓死”；一方面是开放，一方面是封闭。我去年春在某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答友人书》，引用了鲁迅的话：“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牛、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我说，对现代派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将彼俘来，为我所用。居然有人怕得发抖，一口咬住这是消化主义。消化有什么不好呢？消化者即取其精华排其糟粕。这也是封闭之一例。“抓死”的例子就更多，青年作家写了一些卫道士们看不惯的作品，有人就惶惶不可终日。一个青年演员写了一篇《我的路》，不仅报纸大张挞伐，甚至她的入党也成了问题，其罪名是个人奋斗。我说，最怕的是青年人不奋斗，现在提倡自学成材，“自学”不就是个人奋斗吗？
□确实很奇怪，科技方面自学成材者都受到表扬，而在文艺方面进行“个人奋斗”的却遭到批判。这似乎很不公平。
■当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自然科学是硬科学，社会科学是软科学。你要把这个茶杯压碎需要加多少力，一种科技成就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而文学艺术的好坏，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种仪器可以测定的。正由于此，对于文学艺术就需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也就是文艺作品的好坏只能通过广大的读者与观众的鉴定，同时，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才能做出比较公允的结论。举一个例，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父子之间的矛盾，当时大家都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看来，梁三老汉想发家致富不过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思想。假如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他也不可能成为农业资本家，因为他一无生产资料，二无种植自由，三不能雇工，所以这不可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同在陕西的最近新起的青年作家贾平凹所写的《鸡窝洼的人家》就不同了。小说中回回和禾禾的矛盾，是坚持小农经济和冲破小农经济的斗争，也就是改革者和保守者的矛盾了。这样的例子外国也有，你如果有兴趣不妨重读一下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迎接黄金时代的时候，回过头来仔细地读一些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是会有很多的启发的。
□柳青是位优秀作家，而且长期生活在农民之间，他对农村、对农民都是非常熟悉的，书中有些人物也描写得非常生动，那么，他为什么把这些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纳入到阶级斗争中去呢？
■这不能完全怪柳青，这就是历史的烙痕，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限制。全国解放、土改完成之后，就有过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应该快一些还是慢一点的争论。现在再读一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一段话：“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里所说的“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苏联搞的是集体农庄，我们搞的是人民公社。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不仅始终未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甚至从帝俄时代的粮食输出国变成了今日的粮食输入国。原因在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搞的是“穷过渡”，发家致富是个贬词，这在文艺作品中也已有了反映，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所描写的惨状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农民穷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从农民造反开始的。因此，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个口号提出来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感到抵触和不习惯。这就说明了“左”的思想是如何地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人民公社化以来，不少作家生活在人民群众之间，他们不会看不到这些现象，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冲破这种束缚呢？
■这要分两层来说。第一，应该看到我们无产阶级文艺是在三十年代初诞生的，那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时期。左联的功绩不能贬低，但它一开始就受到了苏联的拉普、日本的纳普的“左”倾影响，在这之前不就有过“一切文艺都是宣传”这句话吗？我们这一辈人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是有历史根源的。这之后，是革命和战争时期，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要求革命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顺理成章的。那时候，可以“破”字当头，而现在，则应该突出一个“立”字了。可是到全国解放后，特别到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完成之后继续沿用这个口号，甚至逐步发展到要求作家、艺术家“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那就更不妥当了。五十年代末，中国作家写过不少以大跃进为题材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七千人会议之后很大一部分成了废品，这不能怪谁，只能怪作家不能独立思考。当然，在那种“左”风盛行的时候，作家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第二，那就是这次胡启立同志祝词中所提到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尽管“运动”不断，历次都是文艺界首当其冲，但幸运的是文艺界还有象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那样的尊重知识、爱惜人材、把文艺工作者当做知心朋友的领导人。尽管文艺创作步履维艰，但还产生了一批较好的作品、有为的作家。到十年浩劫，作家连十七年所有的那一点创作自由也没有了，作家成了“精神贵族”、专政对象，当时的凄惨情况现在不必多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文艺界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了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但要拨掉“左”倾思想这个“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八年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涌现出大批青年作家，他们写出了大批有新意的作品，但是大多数作家也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过来的。既有惊鸟之弓，必然会有惊弓之鸟，作家心有余悸就是因为这张弓还拉得很紧。这张弓拉了几十年就成了习惯势力，可以说，放也难。因为中国革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现在看来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解放以来，我们不断强调反资，很少反封建。而我们的官僚主义是建筑在封建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就有一个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不正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领导者不用平等待人的、说理的态度，而以势压人，用造声势开路、一言定终身的办法对待创作和评论，这就导致了一种作家瞻前顾后、顾虑多端、“下笔如有绳”的情况。
□是的，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几年来有些作家、评论家动笔之前总要先看看上面的风色，摸摸上面的“精神”。现在党中央已经把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明确地告诉了作家，表明了党对于作家是信任的，应该说，党和国家已经为作家们提供了发挥创作自由的条件与环境。您认为今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胡启立同志的祝词讲得很清楚，“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因此，当务之急一是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二是作家要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要开创这样一个新局面，归结起来，不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面临着一个紧迫的严峻的学习任务。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影响，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就得学一点中国历史，要适应当前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就得有一点科学知识。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认为要解放思想，志强学广，文艺工作者要下决心认真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我们正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数千年优秀的文学传统，有数以千计的老中青三辈作家，我相信，中国文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作品的日子，是不会太久的。
□今天耽搁了您不少时间，您大概也累了，就说到这里吧。谢谢。
■作协代表大会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听了两个下午的报告。小组会和大会都未参加，只看了一些简报。但近来的确很忙——应该说，不是忙，而是乱。上了年纪忙不起了。连看看老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您最近主要忙些什么？
■这说来话长。逢年过节开纪念会等等总有人要我写文章。报刊杂志的编辑好象忘记了我已经过了八十岁。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想尽量减少对您的干扰，但见到您不时也参加一些会议、写一些文章，而且看来精神很不错，就不免……
■我倒不懒，有时也主动写些短文。但一写就会有连锁反应，替这家写了，别家就有意见，有人闯上门来逼稿，有人一天打几个电话。我最怕的是要我题辞，我的字写得很难看，这是有意让我出丑。一忙一乱连看报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最近看到聂绀弩同志的文章说他在监牢里一遍又一遍地读《资本论》的事，我深有同感。在监牢里读书可以不受干扰，读了以后还可以静静地反思一下。
□您现在读些什么？
■想读的书太多，而时间又太少，视力不好，一部江南的《蒋经国传》就化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现在在看《美中关系未来十年》。这样一部书十年前很快就可以看完的，而现在，看几页就被人打断……
□文艺方面的书呢？
■当然也看一些。只是想知道一点文艺界的信息，如青年作家的作品和评论文章。
□您觉得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得怎么样？
■当然开得很好。王蒙在闭幕词中说文艺界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可是我想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珍视这个黄金时代，这得来不易啊。
□是的。这个黄金时代得来十分不易，是党总结了几十年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文艺界必须着重反“左”的问题，文艺界才能开创新局面。
■这就是文艺界思想上拨乱返正的问题。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思想上理论上习惯上的拨乱反正要比政治上拨乱反正难得多。就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八年时间里来说，文艺界走过来的道路也很不平坦。“四人帮”倒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魂还没有散，首先碰上了两个“凡是”的问题。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返正是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才开始的。而思想理论上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之后是不是没有斗争了呢？不是。党中央决定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有许多人思想不通。直到一九八三年还有人重提“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一年冬，又出现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造成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气候，闹了二十七天。但其影响直到这次作协代表大会之前还暗潮汹涌，要不是党中央干预，“左”风是不可能压下去的。
□您认为这之间出现的哪些事最值得注意？
■这说来实在也有点奇怪，有一些口口声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人偏偏在政治上没有和中央保持一致。十二大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个方针政策在农业、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对这种方针政策的深远意义，文艺界的某些人似乎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各条战线上都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而文艺界则一股劲地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是搞活，一方面是“抓死”；一方面是开放，一方面是封闭。我去年春在某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答友人书》，引用了鲁迅的话：“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牛、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我说，对现代派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将彼俘来，为我所用。居然有人怕得发抖，一口咬住这是消化主义。消化有什么不好呢？消化者即取其精华排其糟粕。这也是封闭之一例。“抓死”的例子就更多，青年作家写了一些卫道士们看不惯的作品，有人就惶惶不可终日。一个青年演员写了一篇《我的路》，不仅报纸大张挞伐，甚至她的入党也成了问题，其罪名是个人奋斗。我说，最怕的是青年人不奋斗，现在提倡自学成材，“自学”不就是个人奋斗吗？
□确实很奇怪，科技方面自学成材者都受到表扬，而在文艺方面进行“个人奋斗”的却遭到批判。这似乎很不公平。
■当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自然科学是硬科学，社会科学是软科学。你要把这个茶杯压碎需要加多少力，一种科技成就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而文学艺术的好坏，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种仪器可以测定的。正由于此，对于文学艺术就需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也就是文艺作品的好坏只能通过广大的读者与观众的鉴定，同时，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才能做出比较公允的结论。举一个例，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父子之间的矛盾，当时大家都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看来，梁三老汉想发家致富不过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思想。假如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他也不可能成为农业资本家，因为他一无生产资料，二无种植自由，三不能雇工，所以这不可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同在陕西的最近新起的青年作家贾平凹所写的《鸡窝洼的人家》就不同了。小说中回回和禾禾的矛盾，是坚持小农经济和冲破小农经济的斗争，也就是改革者和保守者的矛盾了。这样的例子外国也有，你如果有兴趣不妨重读一下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迎接黄金时代的时候，回过头来仔细地读一些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是会有很多的启发的。
□柳青是位优秀作家，而且长期生活在农民之间，他对农村、对农民都是非常熟悉的，书中有些人物也描写得非常生动，那么，他为什么把这些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纳入到阶级斗争中去呢？
■这不能完全怪柳青，这就是历史的烙痕，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限制。全国解放、土改完成之后，就有过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应该快一些还是慢一点的争论。现在再读一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一段话：“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里所说的“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苏联搞的是集体农庄，我们搞的是人民公社。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不仅始终未能解决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甚至从帝俄时代的粮食输出国变成了今日的粮食输入国。原因在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搞的是“穷过渡”，发家致富是个贬词，这在文艺作品中也已有了反映，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所描写的惨状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农民穷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从农民造反开始的。因此，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个口号提出来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感到抵触和不习惯。这就说明了“左”的思想是如何地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人民公社化以来，不少作家生活在人民群众之间，他们不会看不到这些现象，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冲破这种束缚呢？
■这要分两层来说。第一，应该看到我们无产阶级文艺是在三十年代初诞生的，那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时期。左联的功绩不能贬低，但它一开始就受到了苏联的拉普、日本的纳普的“左”倾影响，在这之前不就有过“一切文艺都是宣传”这句话吗？我们这一辈人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是有历史根源的。这之后，是革命和战争时期，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要求革命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顺理成章的。那时候，可以“破”字当头，而现在，则应该突出一个“立”字了。可是到全国解放后，特别到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完成之后继续沿用这个口号，甚至逐步发展到要求作家、艺术家“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那就更不妥当了。五十年代末，中国作家写过不少以大跃进为题材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七千人会议之后很大一部分成了废品，这不能怪谁，只能怪作家不能独立思考。当然，在那种“左”风盛行的时候，作家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
第二，那就是这次胡启立同志祝词中所提到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尽管“运动”不断，历次都是文艺界首当其冲，但幸运的是文艺界还有象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那样的尊重知识、爱惜人材、把文艺工作者当做知心朋友的领导人。尽管文艺创作步履维艰，但还产生了一批较好的作品、有为的作家。到十年浩劫，作家连十七年所有的那一点创作自由也没有了，作家成了“精神贵族”、专政对象，当时的凄惨情况现在不必多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文艺界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了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但要拨掉“左”倾思想这个“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八年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涌现出大批青年作家，他们写出了大批有新意的作品，但是大多数作家也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过来的。既有惊鸟之弓，必然会有惊弓之鸟，作家心有余悸就是因为这张弓还拉得很紧。这张弓拉了几十年就成了习惯势力，可以说，放也难。因为中国革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现在看来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解放以来，我们不断强调反资，很少反封建。而我们的官僚主义是建筑在封建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就有一个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不正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领导者不用平等待人的、说理的态度，而以势压人，用造声势开路、一言定终身的办法对待创作和评论，这就导致了一种作家瞻前顾后、顾虑多端、“下笔如有绳”的情况。
□是的，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几年来有些作家、评论家动笔之前总要先看看上面的风色，摸摸上面的“精神”。现在党中央已经把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明确地告诉了作家，表明了党对于作家是信任的，应该说，党和国家已经为作家们提供了发挥创作自由的条件与环境。您认为今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胡启立同志的祝词讲得很清楚，“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因此，当务之急一是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二是作家要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要开创这样一个新局面，归结起来，不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面临着一个紧迫的严峻的学习任务。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影响，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就得学一点中国历史，要适应当前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就得有一点科学知识。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认为要解放思想，志强学广，文艺工作者要下决心认真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我们正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数千年优秀的文学传统，有数以千计的老中青三辈作家，我相信，中国文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作品的日子，是不会太久的。
□今天耽搁了您不少时间，您大概也累了，就说到这里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