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综合记载一地区的自然、地理、沿革、制度、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生活、灾害等诸方面，或专记某一类史事，不仅为研究区域史者必读，也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之关联的重要文献，历来为治明清史者所重。本人研读明清历史30载，一直把地方志作為最重要的史料之一，长期使用前辈学者、同行提供的诸如缩微胶卷、影印、整理、点校、校注等不同形式的方志文献。这次自己主持校注《四镇三关志》的重要原因，第一它是我关注十多年的一部珍贵方志，我知道它的重要价值，它值得我下功夫去做；二是我曾认真阅读并加以利用过这部文献，也曾做过初步的整理，有底气和信心去做；三是机缘巧合，幸得中州古籍出版社马达先生的极力促成，以及数位得力助手的分工合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壹/
　　《四镇三关志》初成于万历二年（1574年），万历四年刊刻、六年增修，“四镇”是指蓟州镇、昌平镇、真保镇和辽东镇，“三关”是指居庸关、紫荆关和山海关，它是自嘉靖“庚戌之变”（1550年）之后明朝北边防御最紧要的之地——京畿、蓟辽地区的专志，内容主要是当时的军政、钱粮、兵马、职官以及诏令奏议等官方资料，是研究明代军事史、政治史、长城史、民族史等重要的文献。2001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顾诚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时，以明代军事制度史作为学位论文，这部志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卷七收集的大量诏敕奏疏让我发现了不少明史研究的新问题，帮我解决了许多的迷惑，比如其中记载的“忠顺营（军）”问题，此前学界没有学者关注过；有关“夜不守”“抚赏银”和“烧荒”等问题，记载也比较详细，本人不仅在两部专著《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多有引用，还发表有专题学术论文《论明代忠顺营官军的命运变迁》（《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和《明代领班武官敕书“坐名”试析》（《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2010年）等。
　　对这部志书的初步整理，缘于2007年，我作为大型新志《中国长城志》“文献卷”的副主编，把《四镇三关志》作为明代最重要的长城文献列入其中，当时选辑了该书全部54万字中的30多万字。到2013年时，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副总编马达先生听说这部文献很重要，并得知以前我已做了大量的前期积累，便建议申请国家古籍规划整理资助项目，明史专家邱仲麟先生、地方志专家张英聘研究员等都高度评价了这部文献，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切实的支持。此后又经过两年的准备，经过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和高寿仙先生热情推荐，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具体组织申报下，《四镇三关志校注》顺利获得“2016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立项。
　　/贰/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平时的大部分精力是用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也时常是围绕教学展开、为教学服务，《四镇三关志校注》也可称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产物。本书的整理和校注工作，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编《中国长城志》（文献卷）时的录入、标点与校对工作，完成了30余万字；二是全书剩余的20万字正文的点断工作，由我的明清史、明清历史文献学的研究生李梦琴、李宜洁协助完成；三是对全书进行校注，由我的博士生崔继来、肖晴和段晋媛等分别承担。他们每个人手中均有一套万历版的底本、一套民国抄本的对校本，逐字逐句的对照，在录入好的工作稿上标出发现的问题和疑惑。我们组建了“刘效祖”微信群随时交流，在研究生课堂上，在读书班上，大家时常为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地名，去查阅大量的文献，师生同门在一起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四镇三关志》是一部地方专志，在校注时，我们也大量参考了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校注本”出版后，在书后附录的地方志共21页有600种。这些地方志，又以省、府、州、县的综合性志书为主，以综合性地志书去校注边地专志，也让在读研究生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类似的学术训练是我熟悉的，上世纪末，我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跟随张民服教授读书、留校工作，当时参加编写《河南通史》（明清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时，便把明清时期河南地方志系统查阅一遍。我的博士生导师顾诚先生尤其重视在研究中利用明清方志，他为了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时，是沿着明末农民军活动的线路和区域，把涉及的上千部地方地全部读完的。我当时在研究明代班军制度时，把能找到的明代方志以及清代乾隆之前的方志全部翻阅一遍，出版时直接征引的地方志达300种。我在指导明清史专业研究生时，大部分同学为撰写毕业论文，也都下过类似的苦功夫。本次师生一起校注边镇专志，这算是学术的薪火相传吧。
　　/叁/
　　本人的专业在明清史研究，这次的古籍整理与校注，颇有点“不务正业”，实在是考虑到这部方志的重要性。校注时，我们预定的目标有三，一是给读者提供一版内容精良、阅读方便的读本，提高它的阅读和使用率；二是给广大读者提供明代长城史、军事史和边地志书等方面专业的释读知识；三是给专业研究者提供相关研究的方法、线索和思考的凭借。
　　因《四镇三关志》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兵马、形胜、钱粮、营伍、经略、文臣武将以及民族关系等，有一批学者和爱好者关注于此，因此我们在校注时，对涉及到的相关知识，尽可能以最简洁、概括的语言体现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广大读者不太容易查阅、对比和熟悉的内容，我们做了详细的校注，比如卷八《职官》、卷九《才贤》和卷十《夷部》的内容，相信细心的读者会得到有价值的研究信息和追查线索。本书对公认价值极其的诏令奏议部分并没有进行过于详细的文本对比，只是为了阅读和利用的方便，进行了必要的校注，原因是卷七的内容很庞大，刘效祖当年辑录编撰时，对许多原始奏疏做了编辑处理，而他收录的奏议不少另有传世，如果把不同的文本进行逐一比对，必将加大校注的分量，从史料的使用价值角度考虑，所以我们校注时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信息，提醒专业研究者自行查阅。此外，民国抄本作为对校本，字迹比较清楚，对校注底本大有帮助，但抄本在抄录时错漏之处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出注（这也不是我们校注的主要任务），只是在校注部分内容，遇有底本不清，而抄本内容或可成为一说时，两说并存。
　　这次整理，经与出版社商议，采取繁体横排版式印刷，“校”与“注”统一编号，并没有分别编号，“校”的内容以【校】提醒读者，而“注”的部分并不标【注】，“校”与“注”均于页下出注，这主要基于阅读和使用的习惯，也可以节省版面，降低成本。经验告诉我这样利用的效率会更高一些，尽管这并不是传统古籍校注的处理方法。
　　本书的校注也留下了许多遗憾。随着工作的展开，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还是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校注工作千头万绪，无一处不在考验着我们的知识、能力、体力和耐心。比如最基础的断句是需要过硬的功夫，有时候一个字、一个典故需要花费数小时处理。本书有大量北方民族的地名、族群名，以及长城堡塞关隘名称，限于材料和能力，都无法保证校注是准确无误的。至于校勘与注释的内容，如何准确把握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信读者不难发现若干问题。此外，校注的初稿，我们也使用了专名线，为此我们征求了多名专家的意见，讨论多次，以统一专名线的体例，但这部志书的专名线类型太多，如果一一划出，几乎满页尽是专名线，深感影响到阅读体验，在决定使用横排版之后，最终放弃了专名线的使用。
　　当书稿几经推迟交出之后，我们深深体会到古籍整理之不易，确实是一份责任让我坚持下来。这本书对于我，是心愿的满足和一件事情的终结，对于同学们，也是一次难得的磨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明清方志能整理出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