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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早知道红十字会这一组织是在甲午战争之际，当时日本赤十字社赴辽东数万人，秉承红十字会中立精神，救治大量中日伤员，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刊发了大量文章，介绍红十字会的知识并呼吁中国应早日建立红十字会组织，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1904年2月8日，几艘日本水雷艇乘着漆黑的夜色，向俄国驻旅顺口舰队发动了突然的袭击，这标志着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领土爆发。中国人民猝遭兵燹，毫无准备，一时生灵涂炭呼救无门。据当时的《盛京时报》报道：“陷于枪烟弹雨之中的、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曾试图派船到旅顺口接运受难同胞，但由于俄军封锁了陆路及港口，致使大量东北商民滞留东北，饱受战火蹂躏。而清政府对于这场争夺中国东北领土和朝鲜控制权的战争，却采取了“局外中立”的妥协方针，声称日俄两国“彼此均系友邦”，并将辽东划为交战区，以供日俄两国厮杀。而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无辜国民，清政府却束手无策。于是一批爱国官绅决定建立红十字会以拯救东北难民于水火之中。
1904年3月3日，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联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补用道施则敬等人，仿效国际红十字会例筹建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此会可谓中国红十字建立的最早雏形。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所以普济善会的救济行动遭到战争国的阻挠而收效甚微。于是沈敦和等人决定借助外国的力量以实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存在与发展。经过筹划，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于3月10日成立。因包括中、英、法、德、美等国故称“万国”。万国红十字会实行的是董事制，普济善会的组织者沈敦和等人成为中方总董事，西方董事包括英官员威金生、教士李提摩太、法工部局董事勃鲁那、德国医生宝隆、美国裕丰洋东葛垒等人。万国红十字会确定了初步会章：一、在战场设医院，救治受伤军士，以及误中流弹人民；二、置医车载受伤军士人民；三、拯救受难人民离开战地。凭红十字会旗在战地实行其权利，战国不得侵欺。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积极与交战国协商，要求在战区设立红十字医院、救护院等机构，目的是利用红十字会进行流民安抚工作，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在战区设立救助机构的要求却遭到了日俄两国的断然拒绝。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两国董事提醒清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战地有战场内外之分；战场内为交战国红十字会的权利，中立国红十字会的权利只在战场附近。于是清驻俄日大使重新向交战国声明：中国红十字会只在战区外活动。但两交战国政府仍迟迟不予答复。当时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愤慨地说：“无论何事，由彼开谈则非成不休，由我开谈则百无一允，此各国同然。”由于经费紧张，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根本就没有配备医车，故只能在辽西一带设立医院收治伤员，救护与战事无关难民。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性未得到交战国承认前，两国董事便与营口、辽阳、沈阳、开原等处耶稣教会教士协商，以设立西国医院为名行红十字会赈济的事实，经费由红十字会及本省赈款分别支给。因营口为要冲，中国红十字总会决定在此地先行设立分会。并由美国领事米勒，英国教士魏伯诗德等人筹划设立医院，截止到1904年8月16日，营口建医院一所，设床位50张，最多可同时救助伤员近百人；设受难院一所，以救护由战地逃出无依靠的华民。截至8月上旬，营口分会共赈济难民不下5000名，其中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难民或暂住或久留，救济院都提供了饮食和居住之所。俄占据营口时，因该院距战区较远，不曾使用该医院。日军占领营口后，医院则被日本水军所占用。
因日俄在辽阳一带长时间激战，故辽阳红十字分会在战争中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8月29日至9月10日，受伤华民运入该院达300多名，仅在该院避难的妇女儿童就达800余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军占领辽阳后，一名叫十服岛的日本军官竟来到医院及避难院进行视察，并许下诺言将会对难民提供帮助。第二天，十服岛果然又来到医院，代日军司令官向受伤的华民进行抚慰，并捐资1000元。此事连医院里的西方教士也认为实属罕见。据《日俄战纪》记载，日军占领辽阳时，“难民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三万多人”。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日军的善举便带有了明显的虚伪色彩。
在交战国承认万国红十字会的合法性前，其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英国便建立了军事同盟。西方列强也希望乘日俄战争之机，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所以俄国对处于战区的西方传教士心怀猜忌，从而限制了万国红十字会的赈济活动。例如俄国驻北京大使雷萨尔便禁止中国红十字会在辽西所设医院任用外国人。并恐吓如果中国红十字会进入辽东，就将医院占为兵房。战争伊始，上海商董张庆桂等人想进入营口、辽西一带，集受难商民搭乘轮车速离险境。清政府向俄日驻京大使为张庆桂等人申领护照，雷萨尔便通报清政府对领照之人提出要求：红十字会添设商董必得中国正行之人，为政府所知者，并政府所举者，此为至要之件，应阻止装扮跟役之奸人，怀敌之心，前往辽西各处，侦探本国军情，通达敌者。恐有意外之虞，本大臣拟定更改护照之式样。
经费问题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建立之初，赈济资金由各省督抚筹集五万两，上海轮电两局捐银一万两，商董捐银五千两。后来清政府命商部拨银一万两资助红十字会发展。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之庚子赔款造成政府国库空虚。靠政府扶持的万国红十字会是注定不能正常发展的。其在战区设立的分会机构也常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发挥作用。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万国红十字会也旋即解散。
可见，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再遭浩劫。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国难下，中国红十字会出现了。一些爱国商绅在政府的推动下，借助西方国家慈善人士的力量，使部分东北难民深得惠泽。虽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瑞士红十字总会的承认，并带有些许封建的色彩，但它的成立毕竟开启了中国慈善业向近代化转化的先声。
1904年2月8日，几艘日本水雷艇乘着漆黑的夜色，向俄国驻旅顺口舰队发动了突然的袭击，这标志着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领土爆发。中国人民猝遭兵燹，毫无准备，一时生灵涂炭呼救无门。据当时的《盛京时报》报道：“陷于枪烟弹雨之中的、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曾试图派船到旅顺口接运受难同胞，但由于俄军封锁了陆路及港口，致使大量东北商民滞留东北，饱受战火蹂躏。而清政府对于这场争夺中国东北领土和朝鲜控制权的战争，却采取了“局外中立”的妥协方针，声称日俄两国“彼此均系友邦”，并将辽东划为交战区，以供日俄两国厮杀。而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无辜国民，清政府却束手无策。于是一批爱国官绅决定建立红十字会以拯救东北难民于水火之中。
1904年3月3日，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联同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补用道施则敬等人，仿效国际红十字会例筹建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此会可谓中国红十字建立的最早雏形。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所以普济善会的救济行动遭到战争国的阻挠而收效甚微。于是沈敦和等人决定借助外国的力量以实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存在与发展。经过筹划，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于3月10日成立。因包括中、英、法、德、美等国故称“万国”。万国红十字会实行的是董事制，普济善会的组织者沈敦和等人成为中方总董事，西方董事包括英官员威金生、教士李提摩太、法工部局董事勃鲁那、德国医生宝隆、美国裕丰洋东葛垒等人。万国红十字会确定了初步会章：一、在战场设医院，救治受伤军士，以及误中流弹人民；二、置医车载受伤军士人民；三、拯救受难人民离开战地。凭红十字会旗在战地实行其权利，战国不得侵欺。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积极与交战国协商，要求在战区设立红十字医院、救护院等机构，目的是利用红十字会进行流民安抚工作，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在战区设立救助机构的要求却遭到了日俄两国的断然拒绝。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两国董事提醒清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战地有战场内外之分；战场内为交战国红十字会的权利，中立国红十字会的权利只在战场附近。于是清驻俄日大使重新向交战国声明：中国红十字会只在战区外活动。但两交战国政府仍迟迟不予答复。当时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愤慨地说：“无论何事，由彼开谈则非成不休，由我开谈则百无一允，此各国同然。”由于经费紧张，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根本就没有配备医车，故只能在辽西一带设立医院收治伤员，救护与战事无关难民。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性未得到交战国承认前，两国董事便与营口、辽阳、沈阳、开原等处耶稣教会教士协商，以设立西国医院为名行红十字会赈济的事实，经费由红十字会及本省赈款分别支给。因营口为要冲，中国红十字总会决定在此地先行设立分会。并由美国领事米勒，英国教士魏伯诗德等人筹划设立医院，截止到1904年8月16日，营口建医院一所，设床位50张，最多可同时救助伤员近百人；设受难院一所，以救护由战地逃出无依靠的华民。截至8月上旬，营口分会共赈济难民不下5000名，其中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难民或暂住或久留，救济院都提供了饮食和居住之所。俄占据营口时，因该院距战区较远，不曾使用该医院。日军占领营口后，医院则被日本水军所占用。
因日俄在辽阳一带长时间激战，故辽阳红十字分会在战争中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8月29日至9月10日，受伤华民运入该院达300多名，仅在该院避难的妇女儿童就达800余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军占领辽阳后，一名叫十服岛的日本军官竟来到医院及避难院进行视察，并许下诺言将会对难民提供帮助。第二天，十服岛果然又来到医院，代日军司令官向受伤的华民进行抚慰，并捐资1000元。此事连医院里的西方教士也认为实属罕见。据《日俄战纪》记载，日军占领辽阳时，“难民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三万多人”。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日军的善举便带有了明显的虚伪色彩。
在交战国承认万国红十字会的合法性前，其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英国便建立了军事同盟。西方列强也希望乘日俄战争之机，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所以俄国对处于战区的西方传教士心怀猜忌，从而限制了万国红十字会的赈济活动。例如俄国驻北京大使雷萨尔便禁止中国红十字会在辽西所设医院任用外国人。并恐吓如果中国红十字会进入辽东，就将医院占为兵房。战争伊始，上海商董张庆桂等人想进入营口、辽西一带，集受难商民搭乘轮车速离险境。清政府向俄日驻京大使为张庆桂等人申领护照，雷萨尔便通报清政府对领照之人提出要求：红十字会添设商董必得中国正行之人，为政府所知者，并政府所举者，此为至要之件，应阻止装扮跟役之奸人，怀敌之心，前往辽西各处，侦探本国军情，通达敌者。恐有意外之虞，本大臣拟定更改护照之式样。
经费问题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建立之初，赈济资金由各省督抚筹集五万两，上海轮电两局捐银一万两，商董捐银五千两。后来清政府命商部拨银一万两资助红十字会发展。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加之庚子赔款造成政府国库空虚。靠政府扶持的万国红十字会是注定不能正常发展的。其在战区设立的分会机构也常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发挥作用。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万国红十字会也旋即解散。
可见，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再遭浩劫。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国难下，中国红十字会出现了。一些爱国商绅在政府的推动下，借助西方国家慈善人士的力量，使部分东北难民深得惠泽。虽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瑞士红十字总会的承认，并带有些许封建的色彩，但它的成立毕竟开启了中国慈善业向近代化转化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