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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名士生活在相对承平的东晋中期,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清旷灵秀、虚静淡远的会稽山水。置身于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崭新世界中,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通体酣畅。千百年来,纠缠于士人心底那种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在这佳山秀水中逐渐得以化解,直接进入一个精神自由、风流飘逸的生命境界。
【关键词】王羲之 东晋士人 生命情结
在中国的诗文里,生与死的感叹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可以说弥漫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深沉叹息中,一方面沉重地慨叹生命短促,另一方面则是严肃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感,表达出对生的执著,对存在的领悟。这种执著的探究在魏晋时期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李泽厚说:“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末,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美的历程》)这个时代的人们,从个人年华的流逝来认识宇宙,并发现了人生的价值,从而感伤它的短暂,慨叹逝去的一切。从《古诗十九首》中“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到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再到陆机的“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再到王羲之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所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思绪,同一音调”。
在生命无常、人生如寄的感伤中,自建安至西晋,士人于同样的叹息中发出不同的渴望。《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觊觎着世间的享乐,“何不策高足,先据路要津”。曹操于“人生几何”的背后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和任气。在老庄玄学的影响下,西晋士人则把对人生的一切感伤都上升为一种对整个宇宙的哀婉,他们希望站在宇宙的哲学高度探索人生的真谛,从宇宙的冥漠中观察的不再是人生的价值,而仅仅是可悲的短暂,是它在广袤的宇宙中所显露出的轻微,表现于诗歌中就是酒阑歌散后不可名状的痛苦和战栗。如陆机的《折杨柳》:“盛门无再入,衰房莫若开。人生固已短,出处鲜为谐。慷慨惟昔人,兴此千载杯。”感伤中透出萧索空虚。
和前朝士人不同的是,偏安东南的东晋是一个纵情山水的时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名士又生活在相对承平的东晋中期,他们每天面对的又是一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世说新语·言语篇》)的充满清旷灵秀、虚静淡远的会稽山水。置身于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崭新世界中,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通体酣畅。他们更喜欢以山水怡情悦性,所谓“虽无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会稽的山水成了他们心灵安顿的最佳所在。参加兰亭雅集的另一名士孙绰在《兰亭集后序》中道出了名士们共同的心声,他说:“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孙绰把握了山水自然对于人的精神意义,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异曲同工。“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这一出语深著的慨叹,简直可笼罩古今中外无数哲人对自然山水的人生思考。千百年来,纠缠于士人心底那种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在这佳山秀水中逐渐得以化解。心中的“郁结”一经化解,则“情”得以“畅”,“怀”因之“散”。他们观照山水,首先想到的是从中悟道,心境玄远,终而顺乎自然,物我两忘,与山水融合。王羲之在兰亭诗说得十分透彻,其一云:“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以兰亭山水来“畅情”,与山水自然相处相融,同时又保持一种互不役使的关系,摆脱了世务俗趣,化解生命悲感,获得身心的轻松愉悦,以致产生“适我无非新”的感受。宗白华先生评价它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种感受也同样体现在其他士人做的兰亭诗中,兹举例若干:“在昔暇日,味存林岭。今我斯游,神怡心静”(王肃之)、“林荣其郁,浪激其隈。泛泛轻觞,载欣载怀”(华茂)、“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颍,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两奇”(王徽之)。放眼望去,但见会稽山水气韵生动,天机溢发。这样一个灵气灌注的世界,怎不使人陶然神往,飘然忘步;又怎不使人心襟开阔,感兴勃发!
诚然,会稽山水最终使王羲之悟出的仍然是“一生死”、“齐彭殇”之类的虚妄,也就是说生死之忧仍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兰亭诗中在表现出士人对时间超脱的同时,亦表现出他们对时间的敏感,如“代谢鳞次,忽焉以周”(王羲之)、“时来谁不怀”(曹茂之),但他们完全没有了孔子“逝者如斯”的积极用世精神和紧迫感。在他们看来,“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竞安在,即顺理自泰”(王羲之),宇宙永远在运行,自然无为,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只需顺从自然,心安理得。因此,当时序更替、寒来暑往之际,他们不恋旧、不感伤,也不慷慨激昂,以平静的心态喜悦迎新,进入新的时间和空间。就如郭象在《庄子·秋水篇》注中说的:“明终始之日新也,则知故之不可执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惊,死生之化若一。”“新”、“故”只是相对而言,新不停出现,转瞬又以为故,一如王羲之在序言和诗中分别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以理性的观念看待“新”化为“故”,达观处之,才不至于动情伤感。生命的愁结也在这种理性豁达中化解于会稽山水间,直接进入一个精神自由、风流飘逸的生命境界。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中国士人在东晋以前是寥寥无几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后塍高级中学。
【关键词】王羲之 东晋士人 生命情结
在中国的诗文里,生与死的感叹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可以说弥漫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深沉叹息中,一方面沉重地慨叹生命短促,另一方面则是严肃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感,表达出对生的执著,对存在的领悟。这种执著的探究在魏晋时期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李泽厚说:“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末,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美的历程》)这个时代的人们,从个人年华的流逝来认识宇宙,并发现了人生的价值,从而感伤它的短暂,慨叹逝去的一切。从《古诗十九首》中“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到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再到陆机的“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再到王羲之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所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思绪,同一音调”。
在生命无常、人生如寄的感伤中,自建安至西晋,士人于同样的叹息中发出不同的渴望。《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觊觎着世间的享乐,“何不策高足,先据路要津”。曹操于“人生几何”的背后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和任气。在老庄玄学的影响下,西晋士人则把对人生的一切感伤都上升为一种对整个宇宙的哀婉,他们希望站在宇宙的哲学高度探索人生的真谛,从宇宙的冥漠中观察的不再是人生的价值,而仅仅是可悲的短暂,是它在广袤的宇宙中所显露出的轻微,表现于诗歌中就是酒阑歌散后不可名状的痛苦和战栗。如陆机的《折杨柳》:“盛门无再入,衰房莫若开。人生固已短,出处鲜为谐。慷慨惟昔人,兴此千载杯。”感伤中透出萧索空虚。
和前朝士人不同的是,偏安东南的东晋是一个纵情山水的时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名士又生活在相对承平的东晋中期,他们每天面对的又是一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世说新语·言语篇》)的充满清旷灵秀、虚静淡远的会稽山水。置身于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崭新世界中,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通体酣畅。他们更喜欢以山水怡情悦性,所谓“虽无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会稽的山水成了他们心灵安顿的最佳所在。参加兰亭雅集的另一名士孙绰在《兰亭集后序》中道出了名士们共同的心声,他说:“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孙绰把握了山水自然对于人的精神意义,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异曲同工。“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这一出语深著的慨叹,简直可笼罩古今中外无数哲人对自然山水的人生思考。千百年来,纠缠于士人心底那种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在这佳山秀水中逐渐得以化解。心中的“郁结”一经化解,则“情”得以“畅”,“怀”因之“散”。他们观照山水,首先想到的是从中悟道,心境玄远,终而顺乎自然,物我两忘,与山水融合。王羲之在兰亭诗说得十分透彻,其一云:“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以兰亭山水来“畅情”,与山水自然相处相融,同时又保持一种互不役使的关系,摆脱了世务俗趣,化解生命悲感,获得身心的轻松愉悦,以致产生“适我无非新”的感受。宗白华先生评价它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种感受也同样体现在其他士人做的兰亭诗中,兹举例若干:“在昔暇日,味存林岭。今我斯游,神怡心静”(王肃之)、“林荣其郁,浪激其隈。泛泛轻觞,载欣载怀”(华茂)、“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颍,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两奇”(王徽之)。放眼望去,但见会稽山水气韵生动,天机溢发。这样一个灵气灌注的世界,怎不使人陶然神往,飘然忘步;又怎不使人心襟开阔,感兴勃发!
诚然,会稽山水最终使王羲之悟出的仍然是“一生死”、“齐彭殇”之类的虚妄,也就是说生死之忧仍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兰亭诗中在表现出士人对时间超脱的同时,亦表现出他们对时间的敏感,如“代谢鳞次,忽焉以周”(王羲之)、“时来谁不怀”(曹茂之),但他们完全没有了孔子“逝者如斯”的积极用世精神和紧迫感。在他们看来,“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竞安在,即顺理自泰”(王羲之),宇宙永远在运行,自然无为,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只需顺从自然,心安理得。因此,当时序更替、寒来暑往之际,他们不恋旧、不感伤,也不慷慨激昂,以平静的心态喜悦迎新,进入新的时间和空间。就如郭象在《庄子·秋水篇》注中说的:“明终始之日新也,则知故之不可执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惊,死生之化若一。”“新”、“故”只是相对而言,新不停出现,转瞬又以为故,一如王羲之在序言和诗中分别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以理性的观念看待“新”化为“故”,达观处之,才不至于动情伤感。生命的愁结也在这种理性豁达中化解于会稽山水间,直接进入一个精神自由、风流飘逸的生命境界。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中国士人在东晋以前是寥寥无几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后塍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