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消耗了这么多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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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教学,民族资本主义,棉纺织业
  [中图分类号]6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1-0069-03
  在复习必修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时,我和学生们遇到两个选择题,材料相似,答案却迥异,所涉及的是近代中国19世纪60至80年代进口的棉纱是被民族资本主义棉纺织业消耗了,还是被家庭手工业消耗了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查阅了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觉得这是一个容易被师生忽略的知识点,故总结出来和同仁商榷。
  一、两道答案迥异的选择题
  第一道题:
  在19世纪后半叶,棉纺织品始终列为中国进口商品中的重要项目。1874年至1894年20年间,洋布进口值增长88.4%,洋纱进口值增长将近986.7%。以上现象表明
  A.外国商品完全占据中国市场
  B.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
  C.中国棉纺织业取得较快发展
  D.自然经济被彻底破坏
  从选项看,A、D选项的说法过于绝对,不符合史实,可以排除:从材料给出的数据看,洋纱的进口增长远远超过了洋布的进口,可以看出“传统手工业依然保持一定水平”,另外鸦片战争后,外国棉布大量涌入,对中国棉纺织业是沉重打击,C项“中国棉纺织业取得较快发展”,从时间段上看是错误的,所以答案应该是B项“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
  另一道题:
  下图反映了19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棉布、棉纱进口的变化,能够对这一变化做出合理解释的是
  A.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B.列强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C.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
  D.中国沦为世界市场的附庸
  从图中看出19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棉布(成品)进口整体上变化不大,而棉纱(原料)进口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有抵制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外廉价原料需求量增加,故A项正确: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与棉纱进口增加的现象不符,故C项错误:中国沦为世界市场的附庸,成为西方廉价商品倾销地,与中国棉布进口整体变化不大的现象不符,故D项错误。
  从这两道试题看,材料内容基本相似,只不过前者是数据,后者是图表,但第一道题依据数据,选择了“传统手工业仍有抵制能力”,而第二道题则选择了“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这让学生很是费解,为什么相似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却不同呢?
  人教版必修二第42页是这样叙述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使用机器、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它们的出现,说明在中国封建经济解体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从教材的叙述看,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领域是机器业、磨面业、缫丝业等,那么在19世纪在60至80年代,有没有棉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呢?自然经济解体又是怎样一个实际状况呢?
  二、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产生
  中国近代最早的棉纺织工厂是洋务派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纺织企业,由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共同批准成立。1879年,李鸿章委托曾经在英国宝顺、太古洋行当过买办的郑观应等6人筹办。开办资金50万两,全由商股筹集。以美国人丹科为织布工程师,并负责购买机器,到1890年才正式开工。布机约有530台,纱锭有3.5万枚,雇用工人约4000人。1893年,资金增至100万两。1893年9月工厂失火烧毁,之后,李鸿章命盛宣怀在遗址上筹建官督商办的华盛纺织总厂,其在1894年建成开车,资本80万两,布机750架,纱锭5万枚。
  洋务派创办的另一家棉纺织工厂是湖北织布局,该厂于1889年由张之洞筹建,属官办性质。开办资本近90万两,1 892年建成并正式开工。
  可见,即使是洋务派创办的棉纺织厂,也要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投产,而民族资本主义创办的棉纺织厂和投产的时间就更晚了。
  三、民族资本主义棉织业的
  产生与发展
  在外商利润刺激与洋务运动诱导下,一些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些华侨开始将他们积累的货币财富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先后创办了100来个大小不等的近代工业企业和近20个采矿企业。在这个时期创办的工矿企业中,为适应生丝出口的需要,机器缫丝成为发展最快的工业,有60多家,占全部近代工业的一半以上。其余企业有机器轧花业、碾米与面粉业、榨油、制豆饼、制粮、制冰、火柴、造纸与印刷、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主义创办的企业里最晚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刚产生时,还不具备和英国产棉制品竞争的信心和能力,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的垄断性起到了阻碍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些企业不但没像李鸿章说的那样,起到“收回利权”“徐图自强”的作用,相反,却限制、压抑了民族资本的产生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李鸿章就曾要求清政府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即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以及张之洞在湖北办的织布局以垄断经营特权,规定“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并使该局产品享受和洋布同样的税厘,这种价格优势也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所不具备的。
  所以,在19世纪60至8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创办的企业里是没有棉纺织厂的。甲午战争前创办的唯一的商办棉纺织厂,是1894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办的裕源纱厂,更多的商办棉纺织厂,此时还在酝酿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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