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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罗伯特·卡帕,首先想到的是那句金句——“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靠得不够近”。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师,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黑白作品。然而,目前正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卡帕的彩色年华》摄影展公开了一批不为人知的彩色照片,里面大部分都是轻松的旅行、名人以及高级时装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战地之神”的另一面。
西班牙内战时,一名共和党民兵被法西斯军队的子弹击中后倒下的照片让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成名,而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拍摄的那张模糊的却动感十足的战场画面,让他在战地摄影界和黑白摄影界更具传奇色彩。他用一种挑战常态的新视角,重新定义了战地新闻摄影。相比较战争本身,他捕捉更多的是战争中人性的一面:他记录过五次战事,从画面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士兵百姓们在不幸被卷入战争时的情绪。
但是世人对这位摄影师及其作品的普遍看法,正在因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的一场新展览而发生着变化。“卡帕的彩色年华”(capa in color)公开了一批不为人知的彩色照片,里面竟然大部分都是轻松的旅行、名人以及高级时装照。
被“创造”出的卡帕
卡帕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Friednlann),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1936年春,他和他的伴侣兼经纪人加达·鲍赫莉(Gerda Pohorylle(后更名塔罗)共同创造出了魅力四射、大获成功的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开启了一段出色的职业生涯,他的影响力也在这个新塑人格的矫饰下不断上涨。
从各类书面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对外界漠不关心的人,尽管其中有不少趣闻乐事,一口蹩脚英语也成为他的个人标志,与他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严肃感形成一种反差。一头黑发,身材矮小,常常叼着一根香烟是卡帕出现在照片中形象,他也被形容成一个身形敏捷的人——参与的战争换了一场又一场,但始终毫发无伤。一直以来,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报道,与他知名的悲剧故事有很大的不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丧失了同为摄影记者的爱侣加达,据说他一直没能从这份悲痛中走出来)。“卡帕的彩色年华”摄影展正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某种程度上也在重塑着他的形象。
那些从未见过的色彩
据国际摄影中心统计,该机构总共收藏了4200多张卡帕的彩色摄影作品,拍摄时间跨越14个年头,有很多都没有向外界公开过。卡帕为各类美国杂志的拍摄工作中,使用了彩色和黑白胶片,这些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从1938年一直到50年代初。
让我们惊喜的是,“罗伯特·卡帕第一次拍摄彩色照片是在1938年,地点居然在中国,但是我们只能找到曾在《生活》杂志(Life)中刊登出来的四张。”策展人辛西娅·扬(Cynthia Young)介绍道,“他第二次拍摄彩色照片则是在1941年,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当时他正在前往伦敦,要去做一个关于闪电战的报道。那一次拍摄的彩色照片,还有1942年在英国和1943年在北非拍摄的那些,分别刊登在《周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 Post)、《画报》(Iiiustrated)和《柯里尔》(coliiers)上。”卡帕随身携带彩色、黑白两种胶片,通常会同时使用两种胶片拍摄同一对象,供杂志编辑自由选用。
但这并不容易,扬解释说:“在战争年代,很难有机会发表彩色摄影作品。杂志印刷彩色图片的成本会更高,操作起来的时间也更长,最少需要三个星期,这会影响杂志对新闻时效性的追求。”
1943年,他不再使用彩色胶片,直到1947年,与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一同前往苏联时,才重新拾起彩色胶片。从他对拍摄题材的选择上,看出他在努力与时俱进:从表现人类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题材中转型,尽力满足战后观众们的心理需求。当时大众的兴趣点全聚集在享受娱乐和前往新的地方上。
“一股他会同时携带一部35mm相机和一部中画幅的禄莱相机。其实两台相机拍出的彩色照片并没有太大区别,但他更关注色彩在视觉传达上感受的不同。有些画面显然更适合用彩色传达,有些则更适合用黑白。”辛西娅·扬说道。
比如,在瑞士、奥地利和法国三国境内,阿尔卑斯山上的时髦的滑雪度假村就很适合彩色效果,还有法国的比亚里茨和多维尔这两座城市里浪漫的法式度假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为正值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拍摄了这些度假村的照片。“滑雪是卡帕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他每年都要到瑞士的克洛斯特度假,”扬说,“彩色能够带来更多华丽与幽默元素,这也是黑白通常所缺少的。”
但这些照片在此之前竟然一直没有公开过,还是挺让人惊讶的。“卡帕的彩色摄影作品此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有这样几点原因。”扬解释道,“一个是技术上的。由于太多彩色底片都已变质,这批底片中大部分都没能在传统暗房里冲印出来过,也就导致这批底片在当时的杂志上刊登后再也没有向大众公开过。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很多代表作和成名作都不是用彩色胶片拍摄的。他所使用的彩色胶片,感光度要低于黑白胶片,因此很不适合用来拍摄富有动感的瞬间,用黑白胶片捕捉的这类画面就充满了灵气。”
卡帕的遗失之作
大家可能不知道,知名作品背后往往有更多遗失的照片,比如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日的照片。
一天,他收到了《生活》杂志支付的佣金,然后立刻跑去买了一件Burberry的风衣和一只Dunhill的纯银酒壶。“我是他们当中最优雅的入侵者,”他在后来提到这件风衣时,十分风趣地写道。
购物结束后,他却感到迷茫。比起穿什么衣服,更让卡帕烦恼的,则是如何选择自己在这场侵略中的定位。“要我说,战地记者要比士兵享受着更多的酒水,更多的姑娘,更高的报酬,还有更大的自由。就算成为‘逃兵’也是不会因此而遭到处决,可对一个战场上的人来说背负这种“福利”却是一种煎熬。”他最终决定加入第一拨士兵的队伍——第五连。登陆点成了最血腥的战场:一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所刻画的那场海岸攻击战那样。他在前线进行了90分钟的拍摄,身边是在全长6英里的战线上展开进攻的第一拨人马,这一次的战役,让盟军损失了2400人。 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靠得不够近。”登陆日当天,他不仅仅是靠得更近,他根本就置身于战斗最激烈的地带。“我在跳板上停留片刻,拍下一张反映此次进攻的真实照片。”他后来在自己讥讽二战的摄影手记《失焦》中如此描述道,“急于下船的水手长误把我停下拍照的行为看成害怕战火犹豫不前,他就在我背上踢了一脚,也正是这一脚,更加使我下定前进的决心。踏进冰凉的海水,那沙滩离我仍有百码之远。炮弹在我周围的水面不断掀起冲天的水浪。我艰难地向最近的一个障碍物走去。我拿着一件很沉的雨衣,几乎没有冲过去的希望。于是我扔掉它向坦克走去。我漂浮着的身子终于到达那里,并停在那里拍了不少照片。然后,我憋足了气,准备最后向沙滩发起冲击。”以至于给相机装胶卷这么简单的事,此时也变得异常困难,他的双手在混乱的战场上不住地颤抖,在把胶卷装入相机前,他还不慎弄坏了一卷。“没有装胶卷的空相机在我手中微微乱颤,此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感,从头到脚地撼动着我的身体,扭曲着我的面庞。”然而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继续一帧又一帧地捕捉着更多的画面,直到最后登上了一艘前来搜救的登陆艇。
卡帕总共拍完了三卷胶卷,得到了106张底片。此次进攻是《生活》杂志伦敦分社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他们急着要把这些底片冲洗出来,好用作第二天发行的杂志封面照片。匆忙之下,15岁的暗室助手犯了令人心痛的错误:他在烤干底片时太着急了。卡帕含着热泪向图片编辑求助,可一切都晚了。他拼命拍到的第一拨攻打“欧洲堡垒”的士兵的照片中,仅存了11张,其余底片的乳剂膜全都融化了。
卡帕的最后一张照片
对于许多熟悉卡帕作品的人来说,得知他在二战期间就拍摄彩色照片还是会感到意外。大部分人认为,身处枪林弹雨之中,根本没有交替使用不同相机的时间,遇到这样的情况,黑白胶片便会变成他的不二之选。但早在战争打响前,卡帕就已经拍出了一些彩色作品,那是卡帕用黑白摄影根本表现不出来的。卡帕天生就能理解对战争的恐惧和悲观,他说,“这些影像中充满了悲悯之情。但我认为彩色照片则让观众能够更加贴近那些在二战中奋战的人们。”
总而言之,此次摄影展主要展出的,是他从战地摄影转型后的成果。战后,愿意接受他那些欢快照片的杂志有所增加,让他有资本完成自己的职业转型。
直到1954年,他却没能抵抗战地摄影对他的再次诱惑,接下了《生活》杂志的一份工作,记录法国与中南半岛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据报道,之所以决定接下这份工作,是因为他需要支付医疗账单。
1954年5月25日,卡帕再一次置身于争斗之中。他跳下了一辆吉普,想要拍摄法国炮兵发射炮弹的画面,继续贯彻他“靠得更近”的宗旨。抓拍了几张后,一场爆炸掀翻了他的吉普车——罗伯特·卡帕不幸踏上了一颗地雷,享年40岁。他是第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战地记者。然而他在临终那天携带的两部相机被找到时,却完美地诠释了他的摄影人生:一部里面装填的是黑白胶卷,另一部里则是彩色胶卷。
西班牙内战时,一名共和党民兵被法西斯军队的子弹击中后倒下的照片让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成名,而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拍摄的那张模糊的却动感十足的战场画面,让他在战地摄影界和黑白摄影界更具传奇色彩。他用一种挑战常态的新视角,重新定义了战地新闻摄影。相比较战争本身,他捕捉更多的是战争中人性的一面:他记录过五次战事,从画面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士兵百姓们在不幸被卷入战争时的情绪。
但是世人对这位摄影师及其作品的普遍看法,正在因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的一场新展览而发生着变化。“卡帕的彩色年华”(capa in color)公开了一批不为人知的彩色照片,里面竟然大部分都是轻松的旅行、名人以及高级时装照。
被“创造”出的卡帕
卡帕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Friednlann),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1936年春,他和他的伴侣兼经纪人加达·鲍赫莉(Gerda Pohorylle(后更名塔罗)共同创造出了魅力四射、大获成功的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开启了一段出色的职业生涯,他的影响力也在这个新塑人格的矫饰下不断上涨。
从各类书面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对外界漠不关心的人,尽管其中有不少趣闻乐事,一口蹩脚英语也成为他的个人标志,与他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严肃感形成一种反差。一头黑发,身材矮小,常常叼着一根香烟是卡帕出现在照片中形象,他也被形容成一个身形敏捷的人——参与的战争换了一场又一场,但始终毫发无伤。一直以来,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报道,与他知名的悲剧故事有很大的不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丧失了同为摄影记者的爱侣加达,据说他一直没能从这份悲痛中走出来)。“卡帕的彩色年华”摄影展正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某种程度上也在重塑着他的形象。
那些从未见过的色彩
据国际摄影中心统计,该机构总共收藏了4200多张卡帕的彩色摄影作品,拍摄时间跨越14个年头,有很多都没有向外界公开过。卡帕为各类美国杂志的拍摄工作中,使用了彩色和黑白胶片,这些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从1938年一直到50年代初。
让我们惊喜的是,“罗伯特·卡帕第一次拍摄彩色照片是在1938年,地点居然在中国,但是我们只能找到曾在《生活》杂志(Life)中刊登出来的四张。”策展人辛西娅·扬(Cynthia Young)介绍道,“他第二次拍摄彩色照片则是在1941年,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当时他正在前往伦敦,要去做一个关于闪电战的报道。那一次拍摄的彩色照片,还有1942年在英国和1943年在北非拍摄的那些,分别刊登在《周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 Post)、《画报》(Iiiustrated)和《柯里尔》(coliiers)上。”卡帕随身携带彩色、黑白两种胶片,通常会同时使用两种胶片拍摄同一对象,供杂志编辑自由选用。
但这并不容易,扬解释说:“在战争年代,很难有机会发表彩色摄影作品。杂志印刷彩色图片的成本会更高,操作起来的时间也更长,最少需要三个星期,这会影响杂志对新闻时效性的追求。”
1943年,他不再使用彩色胶片,直到1947年,与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一同前往苏联时,才重新拾起彩色胶片。从他对拍摄题材的选择上,看出他在努力与时俱进:从表现人类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题材中转型,尽力满足战后观众们的心理需求。当时大众的兴趣点全聚集在享受娱乐和前往新的地方上。
“一股他会同时携带一部35mm相机和一部中画幅的禄莱相机。其实两台相机拍出的彩色照片并没有太大区别,但他更关注色彩在视觉传达上感受的不同。有些画面显然更适合用彩色传达,有些则更适合用黑白。”辛西娅·扬说道。
比如,在瑞士、奥地利和法国三国境内,阿尔卑斯山上的时髦的滑雪度假村就很适合彩色效果,还有法国的比亚里茨和多维尔这两座城市里浪漫的法式度假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为正值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拍摄了这些度假村的照片。“滑雪是卡帕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他每年都要到瑞士的克洛斯特度假,”扬说,“彩色能够带来更多华丽与幽默元素,这也是黑白通常所缺少的。”
但这些照片在此之前竟然一直没有公开过,还是挺让人惊讶的。“卡帕的彩色摄影作品此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有这样几点原因。”扬解释道,“一个是技术上的。由于太多彩色底片都已变质,这批底片中大部分都没能在传统暗房里冲印出来过,也就导致这批底片在当时的杂志上刊登后再也没有向大众公开过。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很多代表作和成名作都不是用彩色胶片拍摄的。他所使用的彩色胶片,感光度要低于黑白胶片,因此很不适合用来拍摄富有动感的瞬间,用黑白胶片捕捉的这类画面就充满了灵气。”
卡帕的遗失之作
大家可能不知道,知名作品背后往往有更多遗失的照片,比如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日的照片。
一天,他收到了《生活》杂志支付的佣金,然后立刻跑去买了一件Burberry的风衣和一只Dunhill的纯银酒壶。“我是他们当中最优雅的入侵者,”他在后来提到这件风衣时,十分风趣地写道。
购物结束后,他却感到迷茫。比起穿什么衣服,更让卡帕烦恼的,则是如何选择自己在这场侵略中的定位。“要我说,战地记者要比士兵享受着更多的酒水,更多的姑娘,更高的报酬,还有更大的自由。就算成为‘逃兵’也是不会因此而遭到处决,可对一个战场上的人来说背负这种“福利”却是一种煎熬。”他最终决定加入第一拨士兵的队伍——第五连。登陆点成了最血腥的战场:一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所刻画的那场海岸攻击战那样。他在前线进行了90分钟的拍摄,身边是在全长6英里的战线上展开进攻的第一拨人马,这一次的战役,让盟军损失了2400人。 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靠得不够近。”登陆日当天,他不仅仅是靠得更近,他根本就置身于战斗最激烈的地带。“我在跳板上停留片刻,拍下一张反映此次进攻的真实照片。”他后来在自己讥讽二战的摄影手记《失焦》中如此描述道,“急于下船的水手长误把我停下拍照的行为看成害怕战火犹豫不前,他就在我背上踢了一脚,也正是这一脚,更加使我下定前进的决心。踏进冰凉的海水,那沙滩离我仍有百码之远。炮弹在我周围的水面不断掀起冲天的水浪。我艰难地向最近的一个障碍物走去。我拿着一件很沉的雨衣,几乎没有冲过去的希望。于是我扔掉它向坦克走去。我漂浮着的身子终于到达那里,并停在那里拍了不少照片。然后,我憋足了气,准备最后向沙滩发起冲击。”以至于给相机装胶卷这么简单的事,此时也变得异常困难,他的双手在混乱的战场上不住地颤抖,在把胶卷装入相机前,他还不慎弄坏了一卷。“没有装胶卷的空相机在我手中微微乱颤,此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感,从头到脚地撼动着我的身体,扭曲着我的面庞。”然而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继续一帧又一帧地捕捉着更多的画面,直到最后登上了一艘前来搜救的登陆艇。
卡帕总共拍完了三卷胶卷,得到了106张底片。此次进攻是《生活》杂志伦敦分社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他们急着要把这些底片冲洗出来,好用作第二天发行的杂志封面照片。匆忙之下,15岁的暗室助手犯了令人心痛的错误:他在烤干底片时太着急了。卡帕含着热泪向图片编辑求助,可一切都晚了。他拼命拍到的第一拨攻打“欧洲堡垒”的士兵的照片中,仅存了11张,其余底片的乳剂膜全都融化了。
卡帕的最后一张照片
对于许多熟悉卡帕作品的人来说,得知他在二战期间就拍摄彩色照片还是会感到意外。大部分人认为,身处枪林弹雨之中,根本没有交替使用不同相机的时间,遇到这样的情况,黑白胶片便会变成他的不二之选。但早在战争打响前,卡帕就已经拍出了一些彩色作品,那是卡帕用黑白摄影根本表现不出来的。卡帕天生就能理解对战争的恐惧和悲观,他说,“这些影像中充满了悲悯之情。但我认为彩色照片则让观众能够更加贴近那些在二战中奋战的人们。”
总而言之,此次摄影展主要展出的,是他从战地摄影转型后的成果。战后,愿意接受他那些欢快照片的杂志有所增加,让他有资本完成自己的职业转型。
直到1954年,他却没能抵抗战地摄影对他的再次诱惑,接下了《生活》杂志的一份工作,记录法国与中南半岛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据报道,之所以决定接下这份工作,是因为他需要支付医疗账单。
1954年5月25日,卡帕再一次置身于争斗之中。他跳下了一辆吉普,想要拍摄法国炮兵发射炮弹的画面,继续贯彻他“靠得更近”的宗旨。抓拍了几张后,一场爆炸掀翻了他的吉普车——罗伯特·卡帕不幸踏上了一颗地雷,享年40岁。他是第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战地记者。然而他在临终那天携带的两部相机被找到时,却完美地诠释了他的摄影人生:一部里面装填的是黑白胶卷,另一部里则是彩色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