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倪征（日奥）是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任新中国大法官。我作为晚辈，断断续续同倪老在外交部共事、相处并聆教近50载。此文记述我与倪老50年交往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倪老1906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今吴江市，属苏州市）黎里镇。在家乡读完小学，1919年转赴上海就读中学和大学，并于1928年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又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1930年回到上海，分别在东吴法学院、持志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兼课，并兼任律师事务所律师。1933年起，任上海特区法院推事（法官），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外国租界由日伪侵占，遂离开上海，远赴重庆。1943年起，就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1945年至1946年赴美、英、法三国考察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1946年至1948年，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参加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电影《东京审判》生动描绘了倪征（日奥）在东京审判的那段经历。
1948年底至1956年4月，先后担任上海东吴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教务长，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俄文教师。
新中国建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加强和做好外交工作，同时落实统战政策，聘请了一些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鲠生、梅汝璈、涂允檀为外交部顾问，刘泽荣、凌其翰、陆殿栋、叶景莘和张炯伯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当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兼任。1955年，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被调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进一步充实外交部的专家队伍，条约委员会又提名和推荐了两位人选。经部、委领导研究，选中倪征（日奥）。倪老于1956年上半年作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进外交部工作，我于1956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被外交部选进条约委员会从事领土问题方面的工作。我被作为刘泽荣专家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和锻炼。当时，条约委员会为了在业务上培养年轻干部，实行“师父带徒弟”制度，由专家对年轻干部指定读物、解答问题和一起办案。我被指定师从刘泽荣委员（不久后刘被提升为外交部顾问），平时我们除一起办案外，每周还就他指定的读物内容单独交谈一二个小时。刘泽荣是我国在国际法上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先驱，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作为俄国华工领袖，有幸多次受到列宁亲自接见。
当时我虽同倪老在业务工作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条约委员会当时一共才二三十人。倪老为人平易随和，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倪老夫人张凤桢博士热情、善良和幽默。女儿倪乃先是清华大学篮球队队员，女婿白金申是50年代我国篮球国手，他们都很直率，同我这个酷爱球类和体育的人也很谈得来。
再有，我们都来自上海（我是在上海就读中小学的）。倪老在上海的家同我小时候的家也很近。而且，我小时候邻居的父亲，同倪老常有来往。倪老当时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又同我的导师刘老同住一个院。因此，我们来往比较密切，除白金申（来自天津）以外，几十年来彼此交谈都用上海话，我并以倪伯伯和倪伯母称呼两老（在单位里当时大家都称他倪委员）。
1957年春，外交部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整风运动。倪老当时在条约委员会的会上发言还较温和，但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几次座谈会上，一些政法界人士和教授们发言认为，我国对法制不够重视，一些旧司法人员被调配、使用不当，以及一些法律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等等。言辞和气氛均较条约委员会的激昂，平时比较谨慎平和的倪老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这样，他后来在政法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三个要抢救，即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程等。后来运动转入反右，在运动收尾阶段条约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上，主持人严厉指出：倪委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发言，也够得上右派言论，但考虑到你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生活作风严谨正派，这次就不作处理了。倪老正襟危坐、微微点头，以示感谢之意。
反右后，倪老一方面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仍继续勤恳工作。但中央和部、委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1958年8月他同周鲠生和刘泽荣一起，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关于涉及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长达两个小时。倪征（日奥）等专家介绍各国领海宽度，指出发达国家以3海里为宽度，目的是凭借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的海洋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主张12海里甚至更宽。我国应以12海里为宜。讨论长达两个小时。专家的意见为我国确定领海宽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受到中央的重视。1958年9月，我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从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倪老由此受到巨大的鼓舞。1959年，外交部又推荐他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开始后，条约委员会的专家比起社会上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还算幸运。除国际法泰斗周鲠生（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已被打成右派的梅汝璈和凌其翰曾被抄过一次家，被勒令交代所谓历史问题外，未再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基本上都被搁置一边。倪征（日奥）等还经常上班。
1969年下半年第一号通令后，大批干部下放，专家们也未能幸免。倪老当时是外交部唯一留下工作的老专家，同倪老在一起留下的还有条法司的三位干部，组成条法司的留守小组（设在领事司）。
1970年初，中央正在研究中美关系问题，其中涉及到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的问题。美大司在美国有关文件中只查到“适用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这样一句话。周总理要求查看《封锁令》全文。
当时以张大林为首的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正在紧张忙于挑选最重要的图书资料装箱，准备运往三线。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美大司通知，必须于第二天上班前找到美国对德国《封锁令》全文。他们便开始在《国联条约集》《美国外交文件集》《美国总统文集》等书中查找，直到深夜12点也未找到。此时有一位突然想到倪老还留在北京，大家只好求教倪老，当即派车将他从家中请来。倪老询问有关情况后说：你们还可以再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该杂志就在身边两米处，伸手一找，果然找到全文。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大家如释重负。当时有人感叹地说：专家到底是专家，不服不行！
1971年底，我从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在外交部领事条法司工作。1972年秋开始（当时条法司已从领事司抽出，同国际司合并，称国际条法司），我被分配从事海洋法工作，并同倪老一起参加了历次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会议一般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分部）举行。其间，我曾于1978年被再度下放五七干校而中断过。倪老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有时也用高级顾问的名义），负责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询和把关。我负责每次会议前起草给中央和部领导的请示报告（初稿），会议结束后写总结报告初稿。会议期间，每天白天去会场参加会议，晚上参加代表团内的碰头会，然后再起草给外交部的电文，汇报当天会议的情况或请示。1972年底，倪老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第27届联大会议。
倪老的这段时间频频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使他又重新在国际法的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1981年1月，海洋法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在纽约先行单独开会，对长达近十年的讨论和谈判所形成的统一案文，进行最后的文字定稿。中、英、法、西、俄五种文字各由一位协调员（coordinator）负责，该协调员由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代表选出。中文的协调员就是倪老，我作为唯一的中文协调员助理，同他一起到纽约开会。会上讨论的主要是英文本，对中文本无人提出异议。该中文译本我们已多年同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科不断商订，而且会前倪老、王铁崖、张鸿增和我还在国内组成一个小组，又用较长时间一起逐字逐句推敲和修订过。这次会上虽然有同声翻译，但实际上必须直接用英文才能对付这种短兵相接和咬文嚼字的场面。因而在英文定稿问题上，倪老以其深厚的英文功底和渊博的法律学识，在会上大显身手，很好地完成任务，也赢得了其他与会国家代表的敬重。
倪老参加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尤其是在1981年会议上的出色亮相，为他1981年底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以及1984年底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创造了很好的
条件。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4月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的徐谟，第二任中国法官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顾氏于1967年任满退休，但当时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尚未恢复，又历经“文革”动乱的沧桑，一时无法顾及参加竞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逐步实行法治，国际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1984年又恰逢国际法院法官改选年，中国参加竞选，正当其时。外交部为此特向所有与我建交的国家发出外交照会，正式提名倪征（日奥）参加竞选，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各驻外使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为此做了大量的
工作。
1984年11月，倪征（日奥）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同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不久，中国国际法学会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举行庆贺会，宦乡会长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贺信。信中指出：“你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并当选的中国籍法官，你具有国际法的渊博学识和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丰富经验，定能胜任这一重要职务。”“我深信，你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法系的代表参加国际法院的工作，务将同国际其他法官一道，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为伸张国际正义和公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作出卓越的贡献。”吴学谦外长也到会致词：“倪教授的顺利当选，引起了世界各国和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它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倪老于1994年从海牙返任，我则于1996年从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馆返任。虽然彼此都已退休，但都很忙。令我十分钦佩和感慨的是，他竟能在年逾九旬之时，还以颤抖之手，亲自执笔撰写近30万字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全书文笔流畅简练，内容扎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也是倪老退休后对国家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2003年中，倪老最后一次住院。7月下旬，我曾去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探视他，当时倪老已不能进食，依赖鼻饲。当我谈到他的自传写得很好，很有价值，我很喜欢拜读时，他脸露欣慰之情，并谦逊地说谢谢你。我又说到前不久曾去过他家乡附近的乌镇，并观看了当地的皮影戏等情之后，他精神为之一振，脸露笑容轻声轻语地描述起家乡的景色及幼时听昆曲的情景。使我难过的是，老人家当时已很虚弱，我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任意无忌地谈笑风生。为避免影响他养病，我不便久留，只好默默告别。
2003年9月3日倪老与世长辞，享年97岁。
周恩来点将进外交部
倪老1906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今吴江市，属苏州市）黎里镇。在家乡读完小学，1919年转赴上海就读中学和大学，并于1928年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又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1930年回到上海，分别在东吴法学院、持志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兼课，并兼任律师事务所律师。1933年起，任上海特区法院推事（法官），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外国租界由日伪侵占，遂离开上海，远赴重庆。1943年起，就任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1945年至1946年赴美、英、法三国考察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1946年至1948年，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参加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电影《东京审判》生动描绘了倪征（日奥）在东京审判的那段经历。
1948年底至1956年4月，先后担任上海东吴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教务长，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俄文教师。
新中国建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加强和做好外交工作，同时落实统战政策，聘请了一些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鲠生、梅汝璈、涂允檀为外交部顾问，刘泽荣、凌其翰、陆殿栋、叶景莘和张炯伯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当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兼任。1955年，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被调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了进一步充实外交部的专家队伍，条约委员会又提名和推荐了两位人选。经部、委领导研究，选中倪征（日奥）。倪老于1956年上半年作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进外交部工作，我于1956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被外交部选进条约委员会从事领土问题方面的工作。我被作为刘泽荣专家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和锻炼。当时，条约委员会为了在业务上培养年轻干部，实行“师父带徒弟”制度，由专家对年轻干部指定读物、解答问题和一起办案。我被指定师从刘泽荣委员（不久后刘被提升为外交部顾问），平时我们除一起办案外，每周还就他指定的读物内容单独交谈一二个小时。刘泽荣是我国在国际法上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先驱，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作为俄国华工领袖，有幸多次受到列宁亲自接见。
当时我虽同倪老在业务工作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条约委员会当时一共才二三十人。倪老为人平易随和，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倪老夫人张凤桢博士热情、善良和幽默。女儿倪乃先是清华大学篮球队队员，女婿白金申是50年代我国篮球国手，他们都很直率，同我这个酷爱球类和体育的人也很谈得来。
再有，我们都来自上海（我是在上海就读中小学的）。倪老在上海的家同我小时候的家也很近。而且，我小时候邻居的父亲，同倪老常有来往。倪老当时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又同我的导师刘老同住一个院。因此，我们来往比较密切，除白金申（来自天津）以外，几十年来彼此交谈都用上海话，我并以倪伯伯和倪伯母称呼两老（在单位里当时大家都称他倪委员）。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挨批
1957年春，外交部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整风运动。倪老当时在条约委员会的会上发言还较温和，但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几次座谈会上，一些政法界人士和教授们发言认为，我国对法制不够重视，一些旧司法人员被调配、使用不当，以及一些法律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等等。言辞和气氛均较条约委员会的激昂，平时比较谨慎平和的倪老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这样，他后来在政法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三个要抢救，即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程等。后来运动转入反右，在运动收尾阶段条约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上，主持人严厉指出：倪委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发言，也够得上右派言论，但考虑到你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生活作风严谨正派，这次就不作处理了。倪老正襟危坐、微微点头，以示感谢之意。
反右后，倪老一方面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仍继续勤恳工作。但中央和部、委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1958年8月他同周鲠生和刘泽荣一起，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关于涉及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长达两个小时。倪征（日奥）等专家介绍各国领海宽度，指出发达国家以3海里为宽度，目的是凭借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的海洋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主张12海里甚至更宽。我国应以12海里为宜。讨论长达两个小时。专家的意见为我国确定领海宽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受到中央的重视。1958年9月，我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从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倪老由此受到巨大的鼓舞。1959年，外交部又推荐他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留部工作
“文革”开始后，条约委员会的专家比起社会上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还算幸运。除国际法泰斗周鲠生（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已被打成右派的梅汝璈和凌其翰曾被抄过一次家，被勒令交代所谓历史问题外，未再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基本上都被搁置一边。倪征（日奥）等还经常上班。
1969年下半年第一号通令后，大批干部下放，专家们也未能幸免。倪老当时是外交部唯一留下工作的老专家，同倪老在一起留下的还有条法司的三位干部，组成条法司的留守小组（设在领事司）。
1970年初，中央正在研究中美关系问题，其中涉及到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的问题。美大司在美国有关文件中只查到“适用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这样一句话。周总理要求查看《封锁令》全文。
当时以张大林为首的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正在紧张忙于挑选最重要的图书资料装箱，准备运往三线。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美大司通知，必须于第二天上班前找到美国对德国《封锁令》全文。他们便开始在《国联条约集》《美国外交文件集》《美国总统文集》等书中查找，直到深夜12点也未找到。此时有一位突然想到倪老还留在北京，大家只好求教倪老，当即派车将他从家中请来。倪老询问有关情况后说：你们还可以再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该杂志就在身边两米处，伸手一找，果然找到全文。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大家如释重负。当时有人感叹地说：专家到底是专家，不服不行！
重新走上国际法的国际舞台
1971年底，我从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在外交部领事条法司工作。1972年秋开始（当时条法司已从领事司抽出，同国际司合并，称国际条法司），我被分配从事海洋法工作，并同倪老一起参加了历次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会议一般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分部）举行。其间，我曾于1978年被再度下放五七干校而中断过。倪老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有时也用高级顾问的名义），负责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询和把关。我负责每次会议前起草给中央和部领导的请示报告（初稿），会议结束后写总结报告初稿。会议期间，每天白天去会场参加会议，晚上参加代表团内的碰头会，然后再起草给外交部的电文，汇报当天会议的情况或请示。1972年底，倪老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第27届联大会议。
倪老的这段时间频频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使他又重新在国际法的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1981年1月，海洋法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在纽约先行单独开会，对长达近十年的讨论和谈判所形成的统一案文，进行最后的文字定稿。中、英、法、西、俄五种文字各由一位协调员（coordinator）负责，该协调员由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代表选出。中文的协调员就是倪老，我作为唯一的中文协调员助理，同他一起到纽约开会。会上讨论的主要是英文本，对中文本无人提出异议。该中文译本我们已多年同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科不断商订，而且会前倪老、王铁崖、张鸿增和我还在国内组成一个小组，又用较长时间一起逐字逐句推敲和修订过。这次会上虽然有同声翻译，但实际上必须直接用英文才能对付这种短兵相接和咬文嚼字的场面。因而在英文定稿问题上，倪老以其深厚的英文功底和渊博的法律学识，在会上大显身手，很好地完成任务，也赢得了其他与会国家代表的敬重。
倪老参加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尤其是在1981年会议上的出色亮相，为他1981年底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以及1984年底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创造了很好的
条件。
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4月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的徐谟，第二任中国法官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顾氏于1967年任满退休，但当时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尚未恢复，又历经“文革”动乱的沧桑，一时无法顾及参加竞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逐步实行法治，国际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1984年又恰逢国际法院法官改选年，中国参加竞选，正当其时。外交部为此特向所有与我建交的国家发出外交照会，正式提名倪征（日奥）参加竞选，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各驻外使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为此做了大量的
工作。
1984年11月，倪征（日奥）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同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不久，中国国际法学会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举行庆贺会，宦乡会长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贺信。信中指出：“你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并当选的中国籍法官，你具有国际法的渊博学识和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丰富经验，定能胜任这一重要职务。”“我深信，你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法系的代表参加国际法院的工作，务将同国际其他法官一道，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为伸张国际正义和公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作出卓越的贡献。”吴学谦外长也到会致词：“倪教授的顺利当选，引起了世界各国和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它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倪老于1994年从海牙返任，我则于1996年从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馆返任。虽然彼此都已退休，但都很忙。令我十分钦佩和感慨的是，他竟能在年逾九旬之时，还以颤抖之手，亲自执笔撰写近30万字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全书文笔流畅简练，内容扎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也是倪老退休后对国家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2003年中，倪老最后一次住院。7月下旬，我曾去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探视他，当时倪老已不能进食，依赖鼻饲。当我谈到他的自传写得很好，很有价值，我很喜欢拜读时，他脸露欣慰之情，并谦逊地说谢谢你。我又说到前不久曾去过他家乡附近的乌镇，并观看了当地的皮影戏等情之后，他精神为之一振，脸露笑容轻声轻语地描述起家乡的景色及幼时听昆曲的情景。使我难过的是，老人家当时已很虚弱，我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任意无忌地谈笑风生。为避免影响他养病，我不便久留，只好默默告别。
2003年9月3日倪老与世长辞，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