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现代”萌动的19世纪初期，人们对回忆过往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这一点也体现在加纳作家亚玛·阿塔·艾杜的代表作《幽灵的困境》中。本文借助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探究的西方思潮和非洲文化，透视文化记忆的社会功能。分析表明，无论是尤拉莉亚·雅森对美国文化的个人记忆，还是阿托家族成员头脑里的非洲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都是文学剧本对文化记忆的言说。本文还探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发现集体记忆的不同，必然会对当中个体的个人记忆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千差万别，进而发现剧本中尤拉莉亚和阿托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必然性。
关键词：《幽灵的困境》;文化记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
加纳戏剧家亚玛·阿塔·艾杜于1964年发表《幽灵的困境》[1]，使其成为第一位公开发表戏剧文学的非洲女性剧作家，而该剧作为寻根文学的一部分，近年来也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剧不仅展露的西方思潮和非洲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体现了文化记忆的理论。本文就从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等人的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分析该剧本中的传统关联，讨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进而探究创新记忆结构的内涵。
一、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
阿托家族的大家长、资历最老的就是阿托的奶奶，剧中，虽然她是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头发花白的老人，但她对于族人的文化传统却表现出了异常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可以说她就是阿托家族的精神领袖，是阿托家族集体记忆的代表人物。在第一幕中，她询问阿托叔叔艾诺曼的妻子病情的时候，“你们应该思考白人的药对你妻子是否有效”、“为什么不去看草药医生”等等这样的话，可以看出非洲传统观念已深深根植在阿托奶奶脑中。非洲传统文化深深印刻在奶奶的头脑里，她对族人被现代化改变的现象越是抗拒，表明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越是深重，而这些传统文化，就是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
阿托家族中以阿托奶奶为首的成员，从降生到有记忆，她们生存和成长的土地是非洲，相对西方则显得落后、传统。从阿托家族的第一个成员开始，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土生土长的族人脑海中也就代代传承传统守旧的记忆模式。
二、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
剧本序幕之后是阿托和尤拉莉亚之间的对话，尤拉莉亚期待着自己能融入自己祖先的生活，也担忧自己是否能融入其中。对话中出现“非洲妇女”、“你的族人”、“本地男孩”和“你的族人和我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尤拉莉亚已把自己与加纳区分开来。第二幕中，尤拉莉亚在和阿托通电话时听到了一阵使她害怕的鼓声，阿托告诉尤拉莉亚这就是她所说的非洲吸引她的地方，然而在尤拉莉亚心中非洲鼓乐是像爵士或者西班牙曼波音樂，但从电话里传来的却像巫乐，让人很不舒服。第三幕中，阿托母亲带来的蠕动的蜗牛被尤拉莉亚扔掉;尤拉莉亚无法理解阿托家族为了让她怀孕给他吃药，她认为应该是在想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而不是受族人控制。
尤拉莉亚之所以用一些话语把自己与加纳区分开来，和对加纳的一些情况表示不理解，以及在和阿托家族的生活过程中发生不愉快，其根源是在于她的个人记忆的模式与阿托家族成员存在很大不同。在跟随阿托来到加纳之前，尤拉莉亚生活的环境是美国化的，接触到的也都是西方的现代文化，在这个大的社会框架下，她所形成的个人记忆是超前和开放直接的模式，显然在阿托家族中秉承的非洲文化传统和这种模式是有差异的。
三、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碰撞
尤拉莉亚跟随阿托来到了加纳，她试图融入到阿托的家族，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模式和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模式的遭遇。尤拉莉亚融入家族的结果并不理想，种种矛盾的产生，并没有被很好的解决，而是一步步被扩大激化，最后终于爆发。
阿莱达·阿斯曼在《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2]p20中曾提到，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记忆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另外，关于回忆，哈布瓦赫提出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观点便是，它并不是个体活动的过程 ，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才能完成，特定的社会框架促成了相应的个体记忆和回忆[3]p35，换言之，记忆都是具有社会性的。尤拉莉亚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她的个人记忆和回忆所依附的社会框架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而阿托家族中的奶奶、妈妈和姐姐，她们生活的社会是相对较落后和闭塞的非洲，这对于她们的个人记忆也产生了影响。
另外，哈布瓦赫也提出，集体记忆就是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过去的表述。属于同一个集体的成员分享共同的记忆，个体的记忆一方面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基于这个集体记忆[3]p35。因此，对于同一个群体类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集体记忆，产生的个人记忆也极大可能是不谋而合的。在《幽灵的困境》中，阿托家族中的奶奶、妈妈和姐姐就是在一个相同的集体记忆中，通过她们的种种表现，对待阿托，尤其是尤拉莉亚的态度，能看出她们的个人记忆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即信奉非洲的文化传统，抵触西方现代化元素渗入。集体记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记忆阵营，对于阿托家族而言，他们的个人记忆产生于这个阵营，而阵营的支撑力量就是阿托家族老一辈的传统和思想。
皮埃尔·诺拉等人在《记忆之所》中分析了人与特定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人与特定的生活环境之间密切关系：时间和空间。即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绝非一块黑板，一个人留在其中的痕迹不可能像黑板上的字迹一样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抹得一干二净。他们认为，时空不仅支撑记忆，而且反作用于记忆[4]。进一步分析皮埃尔·诺拉等人的观点，不难得出此结论：不同的时空都有其特定的生活环境，相应也有其特定的集体记忆，存在和成长于不同时空，即不同社会框架下的个体，他们的个人记忆模式也是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
在本剧中，美国和加纳就是两种不同的特定环境，外来媳妇尤拉莉亚成长的环境是美国，相应地，她接受的集体记忆是西方开放、现代化的思想，从剧中她的种种表现来看，这对其个人记忆模式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思想超前，说话直接。反观阿托的奶奶、妈妈和姐姐，她们成长的环境是加纳，接受的集体记忆是非洲相对保守、落后的思想，这也导致她们的个人记忆模式和尤拉莉亚有很大差别，相对于尤拉莉亚的开放和前卫，她们则显得拘谨和落后。 不同的集体记忆造成不同的个人记忆，当它们遭遇在一起，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磨合，而当这些个人记忆差别很大，甚至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时，必然会碰撞出巨大的火花。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到“道不同，不相为谋”，用来说明尤拉莉亚和阿托家人之间个人记忆的关系再合适不过。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和阿托家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和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背道而驰，即“道不同”，这也就为她感到迷茫困惑，以及后来与阿托家族的剧烈冲突埋下了种子，矛盾的激化和爆发是必然的。
四、阿托——解开矛盾的钥匙
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模式和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异，最终导致了矛盾的爆发，站在矛盾中心的正是阿托，这时候阿托的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他能系起尤拉莉亚和家族之间的纽带。所以，阿托是平复这场矛盾的关键。
阿托在加纳土地上长大，接收的是传统的非洲文化的集体记忆;而在他踏上美国求学时，接收的则是现代的西方文化的集体记忆，两种不同的集体记忆的碰撞，阿托有切身体会。当阿托告知家人他与一名非裔美籍尤拉莉亚结婚时，族人十分惊讶并认为尤拉莉亚已经不属于非洲，阿托和尤拉莉亚结婚让她们感到十分丢人，阿托却认为妻子和族人并没有不同。这是因为他接收了美国的教育，形成的个人记忆模式不同于族人，让他与妻子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并决定暂时不生小孩而采取避孕措施;而他接受的初始的集体记忆和族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植于非洲大地，所以他果断地没有把避孕的事实告诉族人，因为他知道，一旦告诉了族人，一定会遭到指责。阿托的双重文化背景赋予了他特殊的身份，也为他解决这场矛盾提供了基础和便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元素不断融入，阿托家族的老一辈家族成员人数逐渐减少，在不远的将来，阿托家族的精神支柱——阿托的奶奶也终将死去，阿托和尤拉莉亚的孩子终将作为更新一代降临。如何构建长期有效的记忆和回忆模式，把重要的、应该传承的记忆固定下来，尤为重要，即产生新的集体记忆和回忆模式，以一种创新的记忆结构，使阿托家族和谐美好的生活下去。而新的集体记忆和回忆模式应该是交融式的，既考虑到以阿托奶奶为首的阿托老一辈家族，也要考虑到以尤拉莉亚为代表的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一代。
结语
在《幽灵的困境》中，作者艾杜展现了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本文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对作品进行思考，分析了个人记忆和集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并试图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碰撞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为本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AMA ATA AIDOO.The Dilemma of a Ghost.//BIODUN JEYIFO（editor）.MODERN AFRICAN DRAMA（M）.W.W.NORTON & COMPANY.INC.2002.
[2]文化記忆理论读本[M]冯亚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Halbwachs.Maurice.1985.Das kollektive Ged?chtnis [M].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4] Wood.Nancy.1994.Memory’S Remains：Les Lieu de Mémoire[J].History and Memory （6 ）：123—149.
关键词：《幽灵的困境》;文化记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
加纳戏剧家亚玛·阿塔·艾杜于1964年发表《幽灵的困境》[1]，使其成为第一位公开发表戏剧文学的非洲女性剧作家，而该剧作为寻根文学的一部分，近年来也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剧不仅展露的西方思潮和非洲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体现了文化记忆的理论。本文就从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等人的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分析该剧本中的传统关联，讨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进而探究创新记忆结构的内涵。
一、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
阿托家族的大家长、资历最老的就是阿托的奶奶，剧中，虽然她是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头发花白的老人，但她对于族人的文化传统却表现出了异常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可以说她就是阿托家族的精神领袖，是阿托家族集体记忆的代表人物。在第一幕中，她询问阿托叔叔艾诺曼的妻子病情的时候，“你们应该思考白人的药对你妻子是否有效”、“为什么不去看草药医生”等等这样的话，可以看出非洲传统观念已深深根植在阿托奶奶脑中。非洲传统文化深深印刻在奶奶的头脑里，她对族人被现代化改变的现象越是抗拒，表明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越是深重，而这些传统文化，就是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
阿托家族中以阿托奶奶为首的成员，从降生到有记忆，她们生存和成长的土地是非洲，相对西方则显得落后、传统。从阿托家族的第一个成员开始，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土生土长的族人脑海中也就代代传承传统守旧的记忆模式。
二、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
剧本序幕之后是阿托和尤拉莉亚之间的对话，尤拉莉亚期待着自己能融入自己祖先的生活，也担忧自己是否能融入其中。对话中出现“非洲妇女”、“你的族人”、“本地男孩”和“你的族人和我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尤拉莉亚已把自己与加纳区分开来。第二幕中，尤拉莉亚在和阿托通电话时听到了一阵使她害怕的鼓声，阿托告诉尤拉莉亚这就是她所说的非洲吸引她的地方，然而在尤拉莉亚心中非洲鼓乐是像爵士或者西班牙曼波音樂，但从电话里传来的却像巫乐，让人很不舒服。第三幕中，阿托母亲带来的蠕动的蜗牛被尤拉莉亚扔掉;尤拉莉亚无法理解阿托家族为了让她怀孕给他吃药，她认为应该是在想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而不是受族人控制。
尤拉莉亚之所以用一些话语把自己与加纳区分开来，和对加纳的一些情况表示不理解，以及在和阿托家族的生活过程中发生不愉快，其根源是在于她的个人记忆的模式与阿托家族成员存在很大不同。在跟随阿托来到加纳之前，尤拉莉亚生活的环境是美国化的，接触到的也都是西方的现代文化，在这个大的社会框架下，她所形成的个人记忆是超前和开放直接的模式，显然在阿托家族中秉承的非洲文化传统和这种模式是有差异的。
三、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碰撞
尤拉莉亚跟随阿托来到了加纳，她试图融入到阿托的家族，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模式和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模式的遭遇。尤拉莉亚融入家族的结果并不理想，种种矛盾的产生，并没有被很好的解决，而是一步步被扩大激化，最后终于爆发。
阿莱达·阿斯曼在《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2]p20中曾提到，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记忆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另外，关于回忆，哈布瓦赫提出的最为基础和核心的观点便是，它并不是个体活动的过程 ，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下才能完成，特定的社会框架促成了相应的个体记忆和回忆[3]p35，换言之，记忆都是具有社会性的。尤拉莉亚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她的个人记忆和回忆所依附的社会框架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而阿托家族中的奶奶、妈妈和姐姐，她们生活的社会是相对较落后和闭塞的非洲，这对于她们的个人记忆也产生了影响。
另外，哈布瓦赫也提出，集体记忆就是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过去的表述。属于同一个集体的成员分享共同的记忆，个体的记忆一方面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基于这个集体记忆[3]p35。因此，对于同一个群体类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集体记忆，产生的个人记忆也极大可能是不谋而合的。在《幽灵的困境》中，阿托家族中的奶奶、妈妈和姐姐就是在一个相同的集体记忆中，通过她们的种种表现，对待阿托，尤其是尤拉莉亚的态度，能看出她们的个人记忆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即信奉非洲的文化传统，抵触西方现代化元素渗入。集体记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记忆阵营，对于阿托家族而言，他们的个人记忆产生于这个阵营，而阵营的支撑力量就是阿托家族老一辈的传统和思想。
皮埃尔·诺拉等人在《记忆之所》中分析了人与特定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人与特定的生活环境之间密切关系：时间和空间。即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绝非一块黑板，一个人留在其中的痕迹不可能像黑板上的字迹一样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抹得一干二净。他们认为，时空不仅支撑记忆，而且反作用于记忆[4]。进一步分析皮埃尔·诺拉等人的观点，不难得出此结论：不同的时空都有其特定的生活环境，相应也有其特定的集体记忆，存在和成长于不同时空，即不同社会框架下的个体，他们的个人记忆模式也是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
在本剧中，美国和加纳就是两种不同的特定环境，外来媳妇尤拉莉亚成长的环境是美国，相应地，她接受的集体记忆是西方开放、现代化的思想，从剧中她的种种表现来看，这对其个人记忆模式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思想超前，说话直接。反观阿托的奶奶、妈妈和姐姐，她们成长的环境是加纳，接受的集体记忆是非洲相对保守、落后的思想，这也导致她们的个人记忆模式和尤拉莉亚有很大差别，相对于尤拉莉亚的开放和前卫，她们则显得拘谨和落后。 不同的集体记忆造成不同的个人记忆，当它们遭遇在一起，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磨合，而当这些个人记忆差别很大，甚至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时，必然会碰撞出巨大的火花。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到“道不同，不相为谋”，用来说明尤拉莉亚和阿托家人之间个人记忆的关系再合适不过。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和阿托家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和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背道而驰，即“道不同”，这也就为她感到迷茫困惑，以及后来与阿托家族的剧烈冲突埋下了种子，矛盾的激化和爆发是必然的。
四、阿托——解开矛盾的钥匙
尤拉莉亚的个人记忆模式和阿托家族的集体记忆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异，最终导致了矛盾的爆发，站在矛盾中心的正是阿托，这时候阿托的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他能系起尤拉莉亚和家族之间的纽带。所以，阿托是平复这场矛盾的关键。
阿托在加纳土地上长大，接收的是传统的非洲文化的集体记忆;而在他踏上美国求学时，接收的则是现代的西方文化的集体记忆，两种不同的集体记忆的碰撞，阿托有切身体会。当阿托告知家人他与一名非裔美籍尤拉莉亚结婚时，族人十分惊讶并认为尤拉莉亚已经不属于非洲，阿托和尤拉莉亚结婚让她们感到十分丢人，阿托却认为妻子和族人并没有不同。这是因为他接收了美国的教育，形成的个人记忆模式不同于族人，让他与妻子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并决定暂时不生小孩而采取避孕措施;而他接受的初始的集体记忆和族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植于非洲大地，所以他果断地没有把避孕的事实告诉族人，因为他知道，一旦告诉了族人，一定会遭到指责。阿托的双重文化背景赋予了他特殊的身份，也为他解决这场矛盾提供了基础和便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元素不断融入，阿托家族的老一辈家族成员人数逐渐减少，在不远的将来，阿托家族的精神支柱——阿托的奶奶也终将死去，阿托和尤拉莉亚的孩子终将作为更新一代降临。如何构建长期有效的记忆和回忆模式，把重要的、应该传承的记忆固定下来，尤为重要，即产生新的集体记忆和回忆模式，以一种创新的记忆结构，使阿托家族和谐美好的生活下去。而新的集体记忆和回忆模式应该是交融式的，既考虑到以阿托奶奶为首的阿托老一辈家族，也要考虑到以尤拉莉亚为代表的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一代。
结语
在《幽灵的困境》中，作者艾杜展现了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本文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对作品进行思考，分析了个人记忆和集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并试图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碰撞中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为本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AMA ATA AIDOO.The Dilemma of a Ghost.//BIODUN JEYIFO（editor）.MODERN AFRICAN DRAMA（M）.W.W.NORTON & COMPANY.INC.2002.
[2]文化記忆理论读本[M]冯亚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Halbwachs.Maurice.1985.Das kollektive Ged?chtnis [M].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4] Wood.Nancy.1994.Memory’S Remains：Les Lieu de Mémoire[J].History and Memory （6 ）：12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