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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7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湖光山色》是部生态意味浓厚的长篇小说。本文从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三个层面思考并探索了三个相关的话题:(1)旅游开发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取向;(2)人性善恶的较量:精神生态的迷惑与落难;(3)乡村的繁华与没落:社会生态的侵染与忧思。
[关键词]《湖光山色》;生态意味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09)03-0112-06
[作者简介]覃新菊(1967—),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湖南吉首 416000)
[收稿日期]2009-10-02
Dan Lake's Light and Goodness Frailty
—— Ecological Meaning of 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QIN Xin-ju
Abstract: The winning works of the Seventh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is a novel with a strong ecological meaning. Viewed from the natural ecology, the spiritual ecology and the social ec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llowing three relevant topics: (1)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 conflicting between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the confusion and misfortune of the spiritual ecology; (3) rural prosperity and decline: the infection and worries of the social ecology.
Key words: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ecological meaning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评委丁临一先生在陈词中评价该作品:“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在广博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来探求我们民族的精神底蕴”;并引用了伟大诗人艾青的不朽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恰是《湖光山色》创作情怀的贴切写照。在《湖光山色》里,作者借旅游开发营销专员薛传薪之口,道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土地生态问题:
欧洲的城市化就造成了农村的衰败,结果他们那儿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农村的人口在迅速老化和减少,农地也在很快地荒漠化和野生化,很多地方将变回野生地。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田园风光在欧洲将会成为记忆。
土地的野生化表面看对环境有利,其实恰恰相反。欧洲有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位于希腊古城伯罗奔尼撒东部山上的普拉斯托斯镇。……因此,欧盟意识到生态多元的重要,开始补贴农民每年的荒地刈草,以防土地彻底野生化。
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呢?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之后才能意识到呢?意识到了,又该如何行动呢?谨以此文沿着作家的叙事,对当下的文学进行生态阅读。在目前的文学创作中,很少有比较纯粹的生态文学。纯粹化的生态文学基本上是传输生态理念,图解生态文明的作品,与文学性有些阻隔。因此,我们主张对相关作品进行生态阅读,一是挖掘与发现文本对生态叙事的态度,看它是否有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有多强;二是受生态主义的感召,主要从文化学意义上使用“生态”概念,包括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生态学领域的术语内涵指向有些不同,这也构成对周大新的作品《湖光山色》进行生态阅读的前提。
一、旅游开发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取向
作为“南都”、“帝乡”之称的河南南阳,是作家周大新的生命孕育之地,也是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厚重的旅游胜地,具有无限的旅游资源与自然书写的可能。周大新在《走出盆地》、《步出密林》、《第二十幕》、《银饰》、《左朱雀右白虎》、《伏牛》、《香魂女》、《玉器行》、《铁锅》、《武家祠堂》、《乡村教师》、《向上的台阶》、《小盆地》等系列乡土小说里,分别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南阳文化,塑造了系列盆地人格。《湖光山色》则是其中比较厚重的一部。小说直接以旅游为叙事的突破口,不仅逐一展示其间的美丽与魅力,而且让作品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性格围绕旅游开发发生变化与转折。因此,我觉得,可以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研读这部作品,让我们思考旅游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其间的资源保护等问题。
楚王庄处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保持着物种的多样性与生态的多元化,相对来说,属于尚未过度开发的地带,保持着自然生态的本真与本色,蕴藏着许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神奇与奥秘。丹江是南水北调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旅游胜地,依靠的是它的楚文化遗存,它的寺院建筑,它的湖烟之谜,它的碧水青山,它的农家生活场景,这一切使得这里拥有了“被看的价值”,引发了城里人的观览兴趣。就旅游资源的“被看”来分析,如果说历史学家谭文博功在于“发现”,在于发现楚王庄的现代价值——生态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的话,那么旅游公司的策划营销专员薛传薪则把当今农村的发展与拯救归结到“被看”上,也就是把生态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转换成了游览价值、金钱价值,乡村本身已经谈不上有多大价值了。这“被看”固然是让农村重新发展并热闹起来的一种方式,却也提出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农村的衰落与荒寂?如何防止土地的野生化,保持生态多元的面貌?尤其是世道人心,如何面对腐蚀的侵袭捍卫人性之善呢?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伦理与精神品格?具有生态价值的一地风景到底是该让它静静地保持原貌还是应该作为资源来开发?开发到何种程度才算是通过开发实现了保护?多少才算够呢?
作家触及了丹湖美的多个层面,这些文字描写所带来的美丽与诱惑,传达出了楚王庄自然生态环境的完整与美好。这些美丽的自然描写与传统小说的自然描写相比,在内涵上可能比较相近,我们似曾相识,未有什么特殊,但在功能上却迥异其趣,我们对文本进行生态研读时是很注重这个区别的。传统的自然描写仅仅是人物活动、故事展开的背景与氛围,似一幅山水写意画那般只是影响着文本的基调,一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自然风情(周大新非常欣赏沈从文的行文方式)。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自然风情不再只是以地域与民族的名义为文本增色,而是直接地与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这些自然景象直接影响到人物的性情、命运、纠葛与忧思,而人物的性情、命运、纠葛与忧思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景象的走向与未来。人与自然是捆绑在一起的,是相互关联着的。与自然的感应,唤起的是一种简单而强烈的感情:人与自然的熨帖与和谐。游客是出于好奇心还是求知欲,是出于对自然本身的探秘还是前来履行人的“践踏”行径,不管怎样,反正吸引了游客的到来。商业化的开发与游客的到来,其中的利与弊,也是相互关联着的。我们先祖留下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并不是全能给我们滋养的。宣传,开发,旅游,发展,致富,当然都是好事情,而且是我们目前绞尽心智大力作为的好事情,可是,如何发展?如何看待与处理发展之中的诸多弊端与异化呢?暖暖的智慧与决心应该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一个善者与智者形象,可是光靠个人智慧与善良抵御得了偌大诱惑吗?抵挡得了金钱的魔力吗?由此,围绕着楚王庄的旅游开发,上演了一场人性善恶的较量大战。
二、人性善恶的较量:精神生态的迷惑与落难
小说的中心人物有三个:暖暖、她的丈夫旷开田、村主任詹石磴。小说的中心故事,是暖暖从城市打工回乡后,借助开发旅游致富,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她在爱情、婚姻和人生命运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悲喜沉浮的生活让人看到世界秩序的改变给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就人物的性格逻辑而言,暖暖向上的追求和向善的性格始终未变,这是一个寄予了作家乡愁的人物,蕴含着作家对已成故乡的乡村世界“不可言说的温爱”;而暖暖的丈夫旷开田却随着故事的发展,在情感、性格和道义上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一个纯朴、温和的农村青年,在获得金钱与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迷失自我,最后成为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村霸。别有意味的是詹石磴,这个无恶不作的村主任,一直扮演着暖暖和旷开田事业及家庭幸福的毁灭者形象,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处,权力的丧失和将死的命运,使他泯灭的良心发出一丝亮泽,正好同旷开田的道德轨迹形成逆反。用结构主义的模式来看,这部小说比较受人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主角暖暖是如何在障碍与磨难面前坚守人性之善的;二是旷开田这个人物的变异历程,他是如何由暖暖的“助手”走向反面成为如詹石蹬一样的“对手”的?通过人物性格和故事走向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寻到时代的变化、商业化的开发对世道人心的腐蚀与侵害,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态所承受的迷惑与落难。
先看暖暖。暖暖与詹石蹬构成对立关系。在小说的“乾卷”,矛盾冲突与叙写张力就来自这一对子,可以归结为善与恶的对立与抗争。从爱情婚嫁到农药事件再到修房扩大经营以及竞选村长,都是围绕这对对子而展开的。暖暖是作者塑造的系列南阳女性中最为理想的一个。她与同村女性相比,算是见过世面的现代女性,虽然只有两年的打工生活,与现代文明只是边缘式的擦肩而过,因母亲病重只得返回农村,可在她心里,不知多少次地惦记着城市的好:踏上回家的路途,“她突然间觉得,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变小变旧了;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两年的时间在物理学上是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的,产生变化的是观察者的文化高度与视野广度,当她用这开阔的眼光打量家乡时,便自然发生了视觉偏差。在婚事上,不仅表现出她的坚决,对家人与詹家毅然决然地表示:“我的婚事我自己定!现在是啥年头了,你们还想包办我的婚事?”而且还体现出她的见识与智慧,为只干着急却毫无办法的开田出了“事实婚姻”的主意,婚后把握着家庭的发展,甚至不得已牺牲一个女人的贞洁换来家庭的平安。在楚长城的旅游接待与政治权力的周旋方面,她显示出了一个智者的头脑与心机。不过透过她的智慧,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暖暖的女性意识,她总是把男人推上前台,自己甘当幕后,乐为人梯,暖暖不仅是开田的妻子、恩人,同时也是他成长的导师。不过,一旦面临开田日益膨胀的权力欲以及伴随而来的色欲,暖暖加以制止不成,能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这一举措,既不同于奶奶所说的“忍啊”,也不同于世俗眼光的“不合算”与“傻”。
而在小说的“坤卷”,故事情节构置的张力则来自于暖暖与旷开田之间。以开田当上村主任为转折,以暖暖扩大旅游经营为由头,围绕楚地居与赏心苑的旅游管理与经营方式,展开了夫妻之间“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分歧。暖暖志在资源共享与给人幸福,她是能为村人带来福气的人,帮助九鼎建鱼宴馆、麻老四建莲子羹店、黑三叔建采摘园、占坤叔建茶馆等。其中有一幕耐人寻味,为了阻止旷开田人性恶的肆无忌惮,将垂死的詹石蹬用金钱诱惑而来,暖暖面对仇人,没有实行以恶制恶的方式,而是自发地听从内心之善的召唤,制止了开田的恶行,并挽救了润润。到了第二天,“我没想到你还会站在他的立场为他着想”,开田低沉地开了口:“那不叫为他着想,那叫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暖暖的立场很是分明:“他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恶人得恶报,理所当然应该遭受惩罚,“可我现在不能再看着别人做!不能让别人在我面前做!”话语朴实,却句句在理,展示出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灵魂面对恶势力时不屈的反抗。可是,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历史会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和道德选择。当传统的秩序被经济、物质冲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比拼、利益竞争、善恶较量的乡村世界。以暖暖为代表的理想人伦与社会规范在金钱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与些微,也是多么的宝贵与难得。因此,作者借这一人物很好地张扬了抑郁于心的那面善的旗帜。
在旷开田这个人物身上,寄予着作家对乡民劣根性的思索与批判。透过开田骨子里的中国男人那种不担待、官本位、面子观念,让人形象地体察到中国善良忠厚的乡民是如何一步步被传统文化与观念束缚着,又在何种条件下裂变成了恶人。他本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农民,也是一个遇事无主张、很容易满足的农民。当他是楚王庄普通农民的时候,他对暖暖几乎没有任何疑义地言听计从,并且发自内心地爱着暖暖。他是在暖暖的温暖、启发甚至是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暖暖让他竞选村主任就是一例。当暖暖帮他智谋,确保村民家庭收入多出三百到五百之后,信心与欲望便在他心里膨胀:“应该这样写,这才像个男子汉”,“老子要真当上了主任,也要发发威哩!”但是,当暖暖联合村民将他选上村主任之后,他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不仅与各种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同时也不再把暖暖放在心上。因对经营方式的分歧,对暖暖与詹石蹬发生关系的怨恨等,终于导致了两人婚姻的破裂。当初让刚被选举上村主任的旷开田饰演楚文王赀,旷开田还推辞,但演出几次之后,旷开田不仅乐此不疲甚至无比受用,这时的旷开田已经下意识地将自己比作楚王庄的“王”了。他对企业的管理、对妻子的情感、对民众的态度以及对情欲的放纵等等,都不加掩饰并越演越烈,最后终于也到了飞扬跋扈、横行乡里的地步,与詹石蹬没有什么区别。
从楚文王赀到詹石蹬再到旷开田,中国乡村的专制或统治意识几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詹石蹬和旷开田虽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村主任,但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乡村社会里,民选也只能流于一种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谁,都会被塑造成詹石蹬或旷开田(孙小宁,2006)。可以说,旷开田和詹石磴的人生经历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他们使今日的中国乡村拥有了更多的悲喜。而暖暖这个几近完美的人物,究竟是作家一厢情愿的理想,一种善良的愿望,还是令人欣慰的现实存在,这倒是这部小说最微妙的关键环节。作家借暖暖这个寄予了最多温暖、爱意、善良、聪慧的人物稀释和缓冲了现实的残酷,使小说世界在悲苦之中呈现出本色与澄明的主调。
三、乡村的繁华与没落:社会生态的侵染与忧思
学者孟繁华认为,《湖光山色》不是一部兴致盎然地虚构当代乡村爱恨情仇的畅销小说,不是一部偏远乡村走向温饱的致富史,也不是一个简单地扬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通俗故事;在这部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2006)。
对于穷山沟的年轻人来说,“出去多少能挣个活钱,比在家种地好,种地只能挣个肚子圆”,离开土地逃离农村,成为当今农村青年的生活选择。乡村如何发展?以游览为价值依托的致富方式应该算是好吧?可是,一部《湖光山色》为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幅乡村图景:一边是中国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的钳制,一边是商业化经济的入侵,它们就像两只无形的铁钳,操纵着乡村的发展,遏制着乡村人物的命运与道德人伦。所谓乡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崇尚权力与权威;二是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三是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李少咏,2005)。尤其是权力,是“最容易和女人搅在一起的,因为权它发着光啊,不仅男人喜欢把它捧在手里,女人也常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被它吸住。老辈人说过,权它会晃动人的心,多有能耐的人,都会被权那个东西晃晕乎”(奶奶的话语)。
商业化带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变化发生在那些楚王庄的姑娘们身上。按摩女郎的工作方式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人性化的服务项目”,而她们的生活水准却使得村姑们都生了“羡慕”之心,“她们做的事情又不累,收入竟这样高?”女的也可以“这样”挣钱,对村姑们的生活与精神直接构成了冲击。麻老四家的萝萝、詹石蹬的女儿润润、还有响响、雪花等都是其中代表。还有各色游客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以至淳朴美丽只好无奈地凋零,随波逐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就像被一个隐形之手所操控,它超越了人的意志和想象,“现代”带着人们希望和不希望的一切如期而至,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四方挥之不去。楚王庄的“湖光山色”终将在“招商引资”、在赏心苑按摩小姐以及薛传薪“现代”管理和拜金主义的冲击下褪尽了最后的诗意。虽然暖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定了婚姻,但她渐渐地发现,她看好的淳朴男青年旷开田,也无法避免在物欲与权力的诱惑下变质。暖暖更没想到的是,当她希望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使这个村庄摆脱贫困时,却给整个村庄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两大股东同时抛出,只能导致当下乡村的破败与凋零。出路何在?我们该怎么办?暖暖的反抗,能制胜于詹石蹬,却难以在旷薛联盟面前抗衡。故事的结尾,旷、薛被抓,楚地居重新开业,楚街长廊也开始营业。读去读来,我感觉这是作者出于对读者阅读需求的考虑,为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所作的一个艺术处理,属于写作层面上的一个尾声与结局,而不是生活发展的逻辑与必然。乡村政治文化与商业化经营联手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无形的宰割和规约,揭示出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人们内心的病垢和所付出的无可回避的精神代价,即善的脆弱。
说到善的脆弱,我们可以从人生的幸福角度思考一些实在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生活值得我们去追求?好的生活是通过某种努力获得的还是碰巧产生的?一个人具有美德的状况与他可能获得幸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吗?为什么人性之善是如此脆弱?由此,便产生了两种极端的认识与看法,有些人相信,生活得好就等同于有一种幸运的生活,最好最大的东西听命于运气,与努力、学习或者稳定品格的善没有可靠的联系,好像是诸神送来的礼物。这种“运气至上论”的论调也是人们慎思的结果,分明是参透了人生中存在着一些人力不可为的领域,凭借人的能力与努力所不能把握、控制的因素,或者说他们观察到了运气在人类事务中的伟大力量,便很自然地相信,有一个好的神灵在照看着我们。就如《湖光山色》小说分“乾卷”,“坤卷”,借用阴阳五行的“水、木、火、金、土”作为结构,周大新称“命运的玄机”一直是他思索的问题。他表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暖暖一直在人生路上奔波着寻找属于她的幸福,但得到的却和期盼的相差万里,这让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她脚下的路和那些路的拐弯处,也许导致结局的玄机就隐藏其中。“我觉得,我们抛撒种子使出精力投下资本,可收获的常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这本书中,命运就是和暖暖开着这样残酷的玩笑”(孙小宁,2006)。
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运气根本就没有力量影响人类生活的善。他们声称:“与生活得好相关的一切因果要素都处于行动者坚定的把握之中,好的生活不仅要求好的品格状态,而且也要求实际的活动性。”(玛莎•纳斯鲍姆,2007:437-439)所谓实际的活动性,就是指现实的可行性,即好的品格与人性之善能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这样,一个人处于具有美德的状况或状态,不一定就能获得幸福,要想获得幸福,还必须经受现实的触摸与厮磨。因此,在文学世界里,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具有美德与好品格的主角人物,会承受许多奴役、监禁与折磨,会承担许多人类的理想与重任,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他在其间受尽人间磨难,看着他的美德在现实邪恶势力面前遭受凌辱。失败了,我们为之感叹嘘唏,一般好的作品是不会浅薄地安排他胜利的,到结尾,会给他一丝成功的希望与光明,让读者明白人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其人间活动受到妨碍与阻力是天经地义的,好的生活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来到的,它是风雨之后的那一弯彩虹,美丽却短暂,拥有瞬间也无憾,这样的生活才是人类值得过的生活。努力、努力、充分的努力,却不见得就是幸福、幸福、很幸福。运气掺杂其间,许多不可估量的因素横空出世,左右着主观心愿,为难你,好像也是考验你,你该怎么办?前进还是退却?荷乾挑战还是随波入俗?继而引发出一场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辨大战:“人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是脆弱的?什么样的外在事件能够破坏或打乱人的幸福?幸福如何保障自身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玛莎•纳斯鲍姆,2007:437-439)
人生的价值在于此,文学作品的“戏头”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李少咏. 2005.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新时期河南小说主题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
孟繁华. 2006.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周大新长篇小说《湖光山色》[N].文艺报,05-18.
孙小宁. 2006.周大新:《湖光山色》里有我的忧思[N].北京晚报,04-17 .
(美)玛莎•纳斯鲍姆. 2007.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M].徐向东,陆萌,译.上 海:译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琦
[关键词]《湖光山色》;生态意味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09)03-0112-06
[作者简介]覃新菊(1967—),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湖南吉首 416000)
[收稿日期]2009-10-02
Dan Lake's Light and Goodness Frailty
—— Ecological Meaning of 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QIN Xin-ju
Abstract: The winning works of the Seventh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is a novel with a strong ecological meaning. Viewed from the natural ecology, the spiritual ecology and the social ec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llowing three relevant topics: (1)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 conflicting between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the confusion and misfortune of the spiritual ecology; (3) rural prosperity and decline: the infection and worries of the social ecology.
Key words:The Landscape of Lakes and Mountains; ecological meaning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获第7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评委丁临一先生在陈词中评价该作品:“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在广博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来探求我们民族的精神底蕴”;并引用了伟大诗人艾青的不朽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恰是《湖光山色》创作情怀的贴切写照。在《湖光山色》里,作者借旅游开发营销专员薛传薪之口,道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土地生态问题:
欧洲的城市化就造成了农村的衰败,结果他们那儿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农村的人口在迅速老化和减少,农地也在很快地荒漠化和野生化,很多地方将变回野生地。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田园风光在欧洲将会成为记忆。
土地的野生化表面看对环境有利,其实恰恰相反。欧洲有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位于希腊古城伯罗奔尼撒东部山上的普拉斯托斯镇。……因此,欧盟意识到生态多元的重要,开始补贴农民每年的荒地刈草,以防土地彻底野生化。
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呢?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之后才能意识到呢?意识到了,又该如何行动呢?谨以此文沿着作家的叙事,对当下的文学进行生态阅读。在目前的文学创作中,很少有比较纯粹的生态文学。纯粹化的生态文学基本上是传输生态理念,图解生态文明的作品,与文学性有些阻隔。因此,我们主张对相关作品进行生态阅读,一是挖掘与发现文本对生态叙事的态度,看它是否有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有多强;二是受生态主义的感召,主要从文化学意义上使用“生态”概念,包括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生态学领域的术语内涵指向有些不同,这也构成对周大新的作品《湖光山色》进行生态阅读的前提。
一、旅游开发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取向
作为“南都”、“帝乡”之称的河南南阳,是作家周大新的生命孕育之地,也是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厚重的旅游胜地,具有无限的旅游资源与自然书写的可能。周大新在《走出盆地》、《步出密林》、《第二十幕》、《银饰》、《左朱雀右白虎》、《伏牛》、《香魂女》、《玉器行》、《铁锅》、《武家祠堂》、《乡村教师》、《向上的台阶》、《小盆地》等系列乡土小说里,分别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南阳文化,塑造了系列盆地人格。《湖光山色》则是其中比较厚重的一部。小说直接以旅游为叙事的突破口,不仅逐一展示其间的美丽与魅力,而且让作品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性格围绕旅游开发发生变化与转折。因此,我觉得,可以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研读这部作品,让我们思考旅游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其间的资源保护等问题。
楚王庄处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保持着物种的多样性与生态的多元化,相对来说,属于尚未过度开发的地带,保持着自然生态的本真与本色,蕴藏着许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神奇与奥秘。丹江是南水北调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旅游胜地,依靠的是它的楚文化遗存,它的寺院建筑,它的湖烟之谜,它的碧水青山,它的农家生活场景,这一切使得这里拥有了“被看的价值”,引发了城里人的观览兴趣。就旅游资源的“被看”来分析,如果说历史学家谭文博功在于“发现”,在于发现楚王庄的现代价值——生态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的话,那么旅游公司的策划营销专员薛传薪则把当今农村的发展与拯救归结到“被看”上,也就是把生态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转换成了游览价值、金钱价值,乡村本身已经谈不上有多大价值了。这“被看”固然是让农村重新发展并热闹起来的一种方式,却也提出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农村的衰落与荒寂?如何防止土地的野生化,保持生态多元的面貌?尤其是世道人心,如何面对腐蚀的侵袭捍卫人性之善呢?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伦理与精神品格?具有生态价值的一地风景到底是该让它静静地保持原貌还是应该作为资源来开发?开发到何种程度才算是通过开发实现了保护?多少才算够呢?
作家触及了丹湖美的多个层面,这些文字描写所带来的美丽与诱惑,传达出了楚王庄自然生态环境的完整与美好。这些美丽的自然描写与传统小说的自然描写相比,在内涵上可能比较相近,我们似曾相识,未有什么特殊,但在功能上却迥异其趣,我们对文本进行生态研读时是很注重这个区别的。传统的自然描写仅仅是人物活动、故事展开的背景与氛围,似一幅山水写意画那般只是影响着文本的基调,一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自然风情(周大新非常欣赏沈从文的行文方式)。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发现,作家笔下的自然风情不再只是以地域与民族的名义为文本增色,而是直接地与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这些自然景象直接影响到人物的性情、命运、纠葛与忧思,而人物的性情、命运、纠葛与忧思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景象的走向与未来。人与自然是捆绑在一起的,是相互关联着的。与自然的感应,唤起的是一种简单而强烈的感情:人与自然的熨帖与和谐。游客是出于好奇心还是求知欲,是出于对自然本身的探秘还是前来履行人的“践踏”行径,不管怎样,反正吸引了游客的到来。商业化的开发与游客的到来,其中的利与弊,也是相互关联着的。我们先祖留下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并不是全能给我们滋养的。宣传,开发,旅游,发展,致富,当然都是好事情,而且是我们目前绞尽心智大力作为的好事情,可是,如何发展?如何看待与处理发展之中的诸多弊端与异化呢?暖暖的智慧与决心应该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一个善者与智者形象,可是光靠个人智慧与善良抵御得了偌大诱惑吗?抵挡得了金钱的魔力吗?由此,围绕着楚王庄的旅游开发,上演了一场人性善恶的较量大战。
二、人性善恶的较量:精神生态的迷惑与落难
小说的中心人物有三个:暖暖、她的丈夫旷开田、村主任詹石磴。小说的中心故事,是暖暖从城市打工回乡后,借助开发旅游致富,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她在爱情、婚姻和人生命运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悲喜沉浮的生活让人看到世界秩序的改变给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就人物的性格逻辑而言,暖暖向上的追求和向善的性格始终未变,这是一个寄予了作家乡愁的人物,蕴含着作家对已成故乡的乡村世界“不可言说的温爱”;而暖暖的丈夫旷开田却随着故事的发展,在情感、性格和道义上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一个纯朴、温和的农村青年,在获得金钱与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迷失自我,最后成为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村霸。别有意味的是詹石磴,这个无恶不作的村主任,一直扮演着暖暖和旷开田事业及家庭幸福的毁灭者形象,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处,权力的丧失和将死的命运,使他泯灭的良心发出一丝亮泽,正好同旷开田的道德轨迹形成逆反。用结构主义的模式来看,这部小说比较受人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主角暖暖是如何在障碍与磨难面前坚守人性之善的;二是旷开田这个人物的变异历程,他是如何由暖暖的“助手”走向反面成为如詹石蹬一样的“对手”的?通过人物性格和故事走向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寻到时代的变化、商业化的开发对世道人心的腐蚀与侵害,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态所承受的迷惑与落难。
先看暖暖。暖暖与詹石蹬构成对立关系。在小说的“乾卷”,矛盾冲突与叙写张力就来自这一对子,可以归结为善与恶的对立与抗争。从爱情婚嫁到农药事件再到修房扩大经营以及竞选村长,都是围绕这对对子而展开的。暖暖是作者塑造的系列南阳女性中最为理想的一个。她与同村女性相比,算是见过世面的现代女性,虽然只有两年的打工生活,与现代文明只是边缘式的擦肩而过,因母亲病重只得返回农村,可在她心里,不知多少次地惦记着城市的好:踏上回家的路途,“她突然间觉得,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变小变旧了;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两年的时间在物理学上是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的,产生变化的是观察者的文化高度与视野广度,当她用这开阔的眼光打量家乡时,便自然发生了视觉偏差。在婚事上,不仅表现出她的坚决,对家人与詹家毅然决然地表示:“我的婚事我自己定!现在是啥年头了,你们还想包办我的婚事?”而且还体现出她的见识与智慧,为只干着急却毫无办法的开田出了“事实婚姻”的主意,婚后把握着家庭的发展,甚至不得已牺牲一个女人的贞洁换来家庭的平安。在楚长城的旅游接待与政治权力的周旋方面,她显示出了一个智者的头脑与心机。不过透过她的智慧,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暖暖的女性意识,她总是把男人推上前台,自己甘当幕后,乐为人梯,暖暖不仅是开田的妻子、恩人,同时也是他成长的导师。不过,一旦面临开田日益膨胀的权力欲以及伴随而来的色欲,暖暖加以制止不成,能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这一举措,既不同于奶奶所说的“忍啊”,也不同于世俗眼光的“不合算”与“傻”。
而在小说的“坤卷”,故事情节构置的张力则来自于暖暖与旷开田之间。以开田当上村主任为转折,以暖暖扩大旅游经营为由头,围绕楚地居与赏心苑的旅游管理与经营方式,展开了夫妻之间“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分歧。暖暖志在资源共享与给人幸福,她是能为村人带来福气的人,帮助九鼎建鱼宴馆、麻老四建莲子羹店、黑三叔建采摘园、占坤叔建茶馆等。其中有一幕耐人寻味,为了阻止旷开田人性恶的肆无忌惮,将垂死的詹石蹬用金钱诱惑而来,暖暖面对仇人,没有实行以恶制恶的方式,而是自发地听从内心之善的召唤,制止了开田的恶行,并挽救了润润。到了第二天,“我没想到你还会站在他的立场为他着想”,开田低沉地开了口:“那不叫为他着想,那叫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暖暖的立场很是分明:“他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恶人得恶报,理所当然应该遭受惩罚,“可我现在不能再看着别人做!不能让别人在我面前做!”话语朴实,却句句在理,展示出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灵魂面对恶势力时不屈的反抗。可是,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历史会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和道德选择。当传统的秩序被经济、物质冲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比拼、利益竞争、善恶较量的乡村世界。以暖暖为代表的理想人伦与社会规范在金钱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与些微,也是多么的宝贵与难得。因此,作者借这一人物很好地张扬了抑郁于心的那面善的旗帜。
在旷开田这个人物身上,寄予着作家对乡民劣根性的思索与批判。透过开田骨子里的中国男人那种不担待、官本位、面子观念,让人形象地体察到中国善良忠厚的乡民是如何一步步被传统文化与观念束缚着,又在何种条件下裂变成了恶人。他本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农民,也是一个遇事无主张、很容易满足的农民。当他是楚王庄普通农民的时候,他对暖暖几乎没有任何疑义地言听计从,并且发自内心地爱着暖暖。他是在暖暖的温暖、启发甚至是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暖暖让他竞选村主任就是一例。当暖暖帮他智谋,确保村民家庭收入多出三百到五百之后,信心与欲望便在他心里膨胀:“应该这样写,这才像个男子汉”,“老子要真当上了主任,也要发发威哩!”但是,当暖暖联合村民将他选上村主任之后,他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不仅与各种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同时也不再把暖暖放在心上。因对经营方式的分歧,对暖暖与詹石蹬发生关系的怨恨等,终于导致了两人婚姻的破裂。当初让刚被选举上村主任的旷开田饰演楚文王赀,旷开田还推辞,但演出几次之后,旷开田不仅乐此不疲甚至无比受用,这时的旷开田已经下意识地将自己比作楚王庄的“王”了。他对企业的管理、对妻子的情感、对民众的态度以及对情欲的放纵等等,都不加掩饰并越演越烈,最后终于也到了飞扬跋扈、横行乡里的地步,与詹石蹬没有什么区别。
从楚文王赀到詹石蹬再到旷开田,中国乡村的专制或统治意识几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詹石蹬和旷开田虽然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村主任,但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乡村社会里,民选也只能流于一种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谁,都会被塑造成詹石蹬或旷开田(孙小宁,2006)。可以说,旷开田和詹石磴的人生经历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他们使今日的中国乡村拥有了更多的悲喜。而暖暖这个几近完美的人物,究竟是作家一厢情愿的理想,一种善良的愿望,还是令人欣慰的现实存在,这倒是这部小说最微妙的关键环节。作家借暖暖这个寄予了最多温暖、爱意、善良、聪慧的人物稀释和缓冲了现实的残酷,使小说世界在悲苦之中呈现出本色与澄明的主调。
三、乡村的繁华与没落:社会生态的侵染与忧思
学者孟繁华认为,《湖光山色》不是一部兴致盎然地虚构当代乡村爱恨情仇的畅销小说,不是一部偏远乡村走向温饱的致富史,也不是一个简单地扬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通俗故事;在这部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2006)。
对于穷山沟的年轻人来说,“出去多少能挣个活钱,比在家种地好,种地只能挣个肚子圆”,离开土地逃离农村,成为当今农村青年的生活选择。乡村如何发展?以游览为价值依托的致富方式应该算是好吧?可是,一部《湖光山色》为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幅乡村图景:一边是中国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的钳制,一边是商业化经济的入侵,它们就像两只无形的铁钳,操纵着乡村的发展,遏制着乡村人物的命运与道德人伦。所谓乡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崇尚权力与权威;二是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三是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李少咏,2005)。尤其是权力,是“最容易和女人搅在一起的,因为权它发着光啊,不仅男人喜欢把它捧在手里,女人也常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被它吸住。老辈人说过,权它会晃动人的心,多有能耐的人,都会被权那个东西晃晕乎”(奶奶的话语)。
商业化带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变化发生在那些楚王庄的姑娘们身上。按摩女郎的工作方式对于旅游业来说是“人性化的服务项目”,而她们的生活水准却使得村姑们都生了“羡慕”之心,“她们做的事情又不累,收入竟这样高?”女的也可以“这样”挣钱,对村姑们的生活与精神直接构成了冲击。麻老四家的萝萝、詹石蹬的女儿润润、还有响响、雪花等都是其中代表。还有各色游客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以至淳朴美丽只好无奈地凋零,随波逐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就像被一个隐形之手所操控,它超越了人的意志和想象,“现代”带着人们希望和不希望的一切如期而至,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四方挥之不去。楚王庄的“湖光山色”终将在“招商引资”、在赏心苑按摩小姐以及薛传薪“现代”管理和拜金主义的冲击下褪尽了最后的诗意。虽然暖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定了婚姻,但她渐渐地发现,她看好的淳朴男青年旷开田,也无法避免在物欲与权力的诱惑下变质。暖暖更没想到的是,当她希望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使这个村庄摆脱贫困时,却给整个村庄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两大股东同时抛出,只能导致当下乡村的破败与凋零。出路何在?我们该怎么办?暖暖的反抗,能制胜于詹石蹬,却难以在旷薛联盟面前抗衡。故事的结尾,旷、薛被抓,楚地居重新开业,楚街长廊也开始营业。读去读来,我感觉这是作者出于对读者阅读需求的考虑,为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所作的一个艺术处理,属于写作层面上的一个尾声与结局,而不是生活发展的逻辑与必然。乡村政治文化与商业化经营联手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无形的宰割和规约,揭示出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人们内心的病垢和所付出的无可回避的精神代价,即善的脆弱。
说到善的脆弱,我们可以从人生的幸福角度思考一些实在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生活值得我们去追求?好的生活是通过某种努力获得的还是碰巧产生的?一个人具有美德的状况与他可能获得幸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吗?为什么人性之善是如此脆弱?由此,便产生了两种极端的认识与看法,有些人相信,生活得好就等同于有一种幸运的生活,最好最大的东西听命于运气,与努力、学习或者稳定品格的善没有可靠的联系,好像是诸神送来的礼物。这种“运气至上论”的论调也是人们慎思的结果,分明是参透了人生中存在着一些人力不可为的领域,凭借人的能力与努力所不能把握、控制的因素,或者说他们观察到了运气在人类事务中的伟大力量,便很自然地相信,有一个好的神灵在照看着我们。就如《湖光山色》小说分“乾卷”,“坤卷”,借用阴阳五行的“水、木、火、金、土”作为结构,周大新称“命运的玄机”一直是他思索的问题。他表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暖暖一直在人生路上奔波着寻找属于她的幸福,但得到的却和期盼的相差万里,这让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她脚下的路和那些路的拐弯处,也许导致结局的玄机就隐藏其中。“我觉得,我们抛撒种子使出精力投下资本,可收获的常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这本书中,命运就是和暖暖开着这样残酷的玩笑”(孙小宁,2006)。
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运气根本就没有力量影响人类生活的善。他们声称:“与生活得好相关的一切因果要素都处于行动者坚定的把握之中,好的生活不仅要求好的品格状态,而且也要求实际的活动性。”(玛莎•纳斯鲍姆,2007:437-439)所谓实际的活动性,就是指现实的可行性,即好的品格与人性之善能否经得起现实的检验,在现实中是否行得通。这样,一个人处于具有美德的状况或状态,不一定就能获得幸福,要想获得幸福,还必须经受现实的触摸与厮磨。因此,在文学世界里,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具有美德与好品格的主角人物,会承受许多奴役、监禁与折磨,会承担许多人类的理想与重任,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他在其间受尽人间磨难,看着他的美德在现实邪恶势力面前遭受凌辱。失败了,我们为之感叹嘘唏,一般好的作品是不会浅薄地安排他胜利的,到结尾,会给他一丝成功的希望与光明,让读者明白人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其人间活动受到妨碍与阻力是天经地义的,好的生活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来到的,它是风雨之后的那一弯彩虹,美丽却短暂,拥有瞬间也无憾,这样的生活才是人类值得过的生活。努力、努力、充分的努力,却不见得就是幸福、幸福、很幸福。运气掺杂其间,许多不可估量的因素横空出世,左右着主观心愿,为难你,好像也是考验你,你该怎么办?前进还是退却?荷乾挑战还是随波入俗?继而引发出一场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辨大战:“人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是脆弱的?什么样的外在事件能够破坏或打乱人的幸福?幸福如何保障自身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玛莎•纳斯鲍姆,2007:437-439)
人生的价值在于此,文学作品的“戏头”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李少咏. 2005.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新时期河南小说主题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
孟繁华. 2006.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周大新长篇小说《湖光山色》[N].文艺报,05-18.
孙小宁. 2006.周大新:《湖光山色》里有我的忧思[N].北京晚报,04-17 .
(美)玛莎•纳斯鲍姆. 2007.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M].徐向东,陆萌,译.上 海:译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