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垃圾当成资源来对待时，我们就应该用“管理”这个词，而不是“处理”。可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
　　
　　人类历史与垃圾同行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23年，就有了环卫工人。但同时，垃圾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美国人从1924年开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1980年代，到了无处可埋的地步。
　　1972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运往农村做肥料，那时候的垃圾里极少金属、塑料，大都是些烂菜叶、剩饭，顶多有些脏土，所以，农民很欢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1970年代前后，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复杂，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无害化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于垃圾的各种处理方式，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污染环境。
　　
　　二、系统性。垃圾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产品生产开始，就应该给予考虑，在垃圾管理先进的国家，有各种法规，在新产品出厂时，就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规定，主要由生产厂家承担这项工作。当垃圾产生后，从前期的垃圾分类到厂内分拣、再生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统安排，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好，都于事无补。
　　以北京为例，前几年搞垃圾分类，到处宣传环保，制作分类垃圾桶，前后花了一亿元，最后却换来老百姓骂声一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听政府的话，加强环保意识，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分类丢，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把所有垃圾都堆进去了。其实，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这样就既浪费资源，又欺骗了民众的信任和感情。
　　东京也曾经有过没有系统考虑垃圾问题而带来的城市管理教训。当时日本人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这个处理法宝，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投入25亿美元，在东京城区各地建设了25座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是刚刚开工没多久，其中10座就停了，因为没有垃圾吃了。市政府在设计之初，根本没考虑过垃圾负增长的情况，现在，东京的垃圾越来越少，这些焚烧发电厂大部分都面临被拆除的状态，这个事情让东京市民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
　　
　　三、经济性。垃圾管理同样也要遵循经济学的最优原则，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里的收益不单指经济收益，更包括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要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收益综合考虑，平衡处理，决不能为了省钱、挣钱而危害环境，更不能漠视垃圾处理场地周边居民的利益，为了处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诉，这同样是得不偿失。
　　
　　建立系统操作体系
　　
　　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日渐高涨，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
　　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差异性原则。垃圾成分与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每个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海淀区跟丰台区的垃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异就更大了。
　　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在管理垃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工艺，一定要分类对待，摸索出最适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经验，也因此，中国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学者和技术人才在实地调研中国城市垃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本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在垃圾问题上，中国的600多座大小城市一定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即使他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每公斤8200千焦(4200千焦即可直燃)，也因为缺乏系统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时常被垃圾问题困扰。
　　总体来讲，中国的垃圾管理事务，这两年在不断进步。仍以北京为例，虽然系统管理的操作体系还没有建立，但至少在政府决策层的头脑里，垃圾问题已经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系统管理的思想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接下来就是怎么操作的问题来了。
　　人类与垃圾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净化、堆放污染、末端治理和减量化资源化阶段。如今的中国城市正处在第三阶段，这是现实困境所决定的。但我们应该提倡迅速地进入第四阶段，起码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这样的地方应该率先进入第四阶段，而不是大量修建焚烧炉，在末端治理阶段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