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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文化使命，源自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关于范用
2013年9月14日是范用先生去世一周年。范先生在世时最爱的是书。人称他为“书痴”，他很高兴。他曾说：“我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他又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
关于范先生编辑出版《傅雷家书》《随想录》以及《读书》和《新华文摘》的故事，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这里再讲讲其他两本书的故事：
1981年年初，杨绛写了《干校六记》，在国内不好发表，就请范先生转寄给香港。这年5月20日，杨绛给三联书店董秀玉写信说：“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16字考语：‘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他认为国内也当出。我记得范用同志也曾说过国内可出……请转问范用同志，三联书店是否愿出？如愿出，什么时候能出？请拨冗惠示……”范先生得此信后即上书总编辑曾彦修，又请丁聪设计封面，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自传《为书籍的一生》，请上海的叶冬心翻译。范用与叶冬心通信说：“春节以前，收到您寄来的绥青回忆录的译稿，我们一口气读完了它。它真是一部很有趣的书。今天上班，我们就把它发排了……尽可能把书籍装潢得漂亮一些，是绥青工作的特色。现在我们在出版工作上，对书籍的插图也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20多年后，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为书籍的一生》，已离休的范先生看到样书，很不满意，当即给店里写了一封信：“我见重版本《为书籍的一生》删去了其中的彩色插图，不知何故？是找不到版子、原稿，还是偷工减料？一本书的插图，再版时随意删除，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出版社所应当做的……”他特意把自己保存的俄文原版书送到编辑部，要求他们拍摄彩图，以便再印时恢复书的原貌。
从这两本书出版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范用先生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正是基于这种热爱，才能够自觉坚守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而不是“来自外”。这与仅仅是认识到这种使命的重要性，而并不热爱文化，是大不同的。
坚守文化使命，核心是服务大众———俄罗斯出版家绥青
《为书籍的一生》是俄国近世出版家绥青（1851—1934）的自叙。为书籍度过一生并非绥青个人的选择。他15岁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原打算到皮货商那儿学生意，因无位置，暂且到书铺打杂帮工，由此进入出版业。他勤快肯干，几年后成为书铺的骨干。1883年，他组建了“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他总结10多年来图书出版的经营之道是：“它们是非常有趣的”，“它们是非常便宜的”。有了这两条，就能在市场站住脚。
1884年年底，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们成立了一家“媒介出版社”，目的是面向平民，用有益且价格便宜的书籍取代流行的、有害的读物。他们动员了大作家和大画家一起工作。出版社的负责人找绥青商量，大多数图书的第一版都免付稿酬，再版时付酬标准也不应超过给平民出版的廉价书的稿酬，这样，这些书的售价可以不高于通俗的小书。当时出版这样的书是不寻常的：印装漂亮、配有一流的插图，售价低廉；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
绥青和“媒介”出版社整整合作了15年。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绥青和契诃夫、高尔基成了好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了，出版不仅关乎“生意”，而且关乎“文化”；书铺不仅是为“读者”服务，而主要是为“平民”服务———“读者”是现成的，“平民”却需要出版人去造就成“读者”。他发现历书和年历几乎是当时农民的唯一读物，他们利用历书学习，从历书里汲取知识，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导。而旧时的历书内容陈旧、枯燥、有害，绥青便有心编辑出版新的历书和年历，里面将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文化和生活知识，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参考咨询手册和百科全书。比如，历书里要有各种纪念日、火车站名称、农产品售价、医病的药方、俄国国家制度等。为了出版历书，他整整筹备了5年，专门从国外定购特制的轮转印刷机和其他配套的设备，因为历书的印量将空前巨大，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每年的历书出版时，绥青总是在其中附印一条简短的启事，向读者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历书中的缺点，提出好的建议，以便在下一年时修订。结果编辑们收到了千万封来信。经过一次一次的修订，绥青版的历书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实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每年销量达600多万册。
绥青几乎在所有的图书门类出版中都是开创者。他改革儿童读物，将普希金的童话配以精彩的插图出版，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到俄国，低价销售，使许多穷人的孩子也买得起；他发现俄国图书市场缺乏小学买得起的教学挂图，就投资这项事业，出版了《俄国历史图解》《人种挂图》《海洋和陆地的分布》《植物学画册》《周游俄国》等。
在俄国近世出版史上，绥青是一位拓荒者，最好地履行了出版家的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最恰当的方式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据1914年的统计数字，绥青公司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国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
绥青的人生梦想和追求其实很单纯，无非是“要出版人民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还在他刚刚建立自己的出版公司时，就懂得招聘最优秀的画工和第一流的匠人，“从来不跟他们讲什么价钱”……这些简单的梦想和追求，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令人肃然起敬。从绥青的经历可以看出，出版人的文化使命的核心是服务大众；如果不坚持服务大众这个核心，文化使命就是一种空谈。
坚守文化使命，要保持清醒头脑———刘杲先生的论述
两个多月前，刘杲先生刚过了82岁生日。他离开出版岗位多年，可是一直关心着中国出版业，关心着出版改革。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是刘杲一直所思考的，这方面的重头文章是发表于2003年10月16日的《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是对多年来耳熟能详的“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理论的深刻理解和阐述： 一、“首位”就是第一位，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前后关系，此时“统一”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而“目的”和“手段”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后者不能离开前者并服务于前者，两者的统一是内在的必须。
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报纸上就有“山东荣成市污水管理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报道），而“文化”强调了出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属性和本质。
显然，“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提法，是对出版业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的更明白、更确切的表述，基于这一表述，目前的出版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了了。
刘杲曾在文章中说：
“出版产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和积累文化的社会功能，出版产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讲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指的首先不是文化产业的经济力，而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力。”
“出版、出版，为何而来？归根到底，只能是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
刘杲思考“文化力”这个问题有很多年了，1997年的文章《出版与综合国力》中就提到毛泽东是最早使用“文化力量”这个概念的，据此，他认为“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一项产业”；同年，他在“三讲”时提交的《关于“基本思路”的书面意见》中，也指出“在出版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强调出版业作为产业的经济力量，对出版的文化力量估计不足”的问题。此后，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以邹韬奋和巴金为例，用他们办生活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赚钱“全是为着事业”、赢利“多用于再生产”，来论证“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观点。
就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思路，刘杲提出了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如：“精神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总体上成正比，局部不成正比，甚至有些质量低劣的图书反而经济效益很高。这是图书的特性”；“出版业必须面对市场，但是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出版业有个行之多年的成规，就是以书养书，以赢补亏，也就是靠赚钱的书补贴赔钱的书”……他还谈到经济指标越来越成为考评、评价乃至舆论衡量出版社的第一标准；在经济指标的压迫下，书越出越多，文化含量却在减少，商业的利益渗透到各个环节，一些毫无文化价值的书也能大行其道，出版的内容门槛越来越低；靠书号赚钱仍是一些出版社生存的主要方式……
刘杲认为，“关键是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假如经济这个“手段”不发达，文化的“目的”就是空中楼阁。但他从未被呼声很高的“经济”“经营”“市场”“产业”口号所迷惑，他支持改革，又不赶“改革”的时髦，总是认真思考、反复研究出版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总是从文化产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从他对出版业这些年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比如，他在《也说“造大船”》（1997）中思考：发展出版集团，政府应当大力鼓励和切实扶持，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拔苗助长；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出版企业集团是否也“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认为，要坚持“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其次才是销售。销售的是产品，是拿产品做文章”；“好选题不等于好书稿，好书稿不等于成功的图书。这其中的出入是很大的”。
他在给有关负责同志的书面意见中明确提出“‘集团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全国出版企业都要进入出版企业集团？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在建设出版企业集团的同时，应当扶持中小出版企业”，“出版企业集团显示强大实力，中小出版企业突出个性，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他研究了国际出版业发展规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总之，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对出版的文化属性的理解，是针对一些时髦观点进行的独立思考，读来发人深省。
在当前出版业完成转企改制，有多家出版集团上市的形势下，重温刘杲的这些言论，重温范用、绥青等出版前辈的故事，重申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让我们更加感到肩上的责任之重。
（作者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责任编辑：张娟
2013年9月14日是范用先生去世一周年。范先生在世时最爱的是书。人称他为“书痴”，他很高兴。他曾说：“我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他又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
关于范先生编辑出版《傅雷家书》《随想录》以及《读书》和《新华文摘》的故事，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这里再讲讲其他两本书的故事：
1981年年初，杨绛写了《干校六记》，在国内不好发表，就请范先生转寄给香港。这年5月20日，杨绛给三联书店董秀玉写信说：“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16字考语：‘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他认为国内也当出。我记得范用同志也曾说过国内可出……请转问范用同志，三联书店是否愿出？如愿出，什么时候能出？请拨冗惠示……”范先生得此信后即上书总编辑曾彦修，又请丁聪设计封面，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自传《为书籍的一生》，请上海的叶冬心翻译。范用与叶冬心通信说：“春节以前，收到您寄来的绥青回忆录的译稿，我们一口气读完了它。它真是一部很有趣的书。今天上班，我们就把它发排了……尽可能把书籍装潢得漂亮一些，是绥青工作的特色。现在我们在出版工作上，对书籍的插图也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20多年后，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为书籍的一生》，已离休的范先生看到样书，很不满意，当即给店里写了一封信：“我见重版本《为书籍的一生》删去了其中的彩色插图，不知何故？是找不到版子、原稿，还是偷工减料？一本书的插图，再版时随意删除，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出版社所应当做的……”他特意把自己保存的俄文原版书送到编辑部，要求他们拍摄彩图，以便再印时恢复书的原貌。
从这两本书出版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范用先生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正是基于这种热爱，才能够自觉坚守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而不是“来自外”。这与仅仅是认识到这种使命的重要性，而并不热爱文化，是大不同的。
坚守文化使命，核心是服务大众———俄罗斯出版家绥青
《为书籍的一生》是俄国近世出版家绥青（1851—1934）的自叙。为书籍度过一生并非绥青个人的选择。他15岁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原打算到皮货商那儿学生意，因无位置，暂且到书铺打杂帮工，由此进入出版业。他勤快肯干，几年后成为书铺的骨干。1883年，他组建了“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他总结10多年来图书出版的经营之道是：“它们是非常有趣的”，“它们是非常便宜的”。有了这两条，就能在市场站住脚。
1884年年底，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们成立了一家“媒介出版社”，目的是面向平民，用有益且价格便宜的书籍取代流行的、有害的读物。他们动员了大作家和大画家一起工作。出版社的负责人找绥青商量，大多数图书的第一版都免付稿酬，再版时付酬标准也不应超过给平民出版的廉价书的稿酬，这样，这些书的售价可以不高于通俗的小书。当时出版这样的书是不寻常的：印装漂亮、配有一流的插图，售价低廉；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
绥青和“媒介”出版社整整合作了15年。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绥青和契诃夫、高尔基成了好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了，出版不仅关乎“生意”，而且关乎“文化”；书铺不仅是为“读者”服务，而主要是为“平民”服务———“读者”是现成的，“平民”却需要出版人去造就成“读者”。他发现历书和年历几乎是当时农民的唯一读物，他们利用历书学习，从历书里汲取知识，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导。而旧时的历书内容陈旧、枯燥、有害，绥青便有心编辑出版新的历书和年历，里面将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文化和生活知识，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参考咨询手册和百科全书。比如，历书里要有各种纪念日、火车站名称、农产品售价、医病的药方、俄国国家制度等。为了出版历书，他整整筹备了5年，专门从国外定购特制的轮转印刷机和其他配套的设备，因为历书的印量将空前巨大，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每年的历书出版时，绥青总是在其中附印一条简短的启事，向读者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历书中的缺点，提出好的建议，以便在下一年时修订。结果编辑们收到了千万封来信。经过一次一次的修订，绥青版的历书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实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每年销量达600多万册。
绥青几乎在所有的图书门类出版中都是开创者。他改革儿童读物，将普希金的童话配以精彩的插图出版，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到俄国，低价销售，使许多穷人的孩子也买得起；他发现俄国图书市场缺乏小学买得起的教学挂图，就投资这项事业，出版了《俄国历史图解》《人种挂图》《海洋和陆地的分布》《植物学画册》《周游俄国》等。
在俄国近世出版史上，绥青是一位拓荒者，最好地履行了出版家的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最恰当的方式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据1914年的统计数字，绥青公司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国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
绥青的人生梦想和追求其实很单纯，无非是“要出版人民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还在他刚刚建立自己的出版公司时，就懂得招聘最优秀的画工和第一流的匠人，“从来不跟他们讲什么价钱”……这些简单的梦想和追求，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令人肃然起敬。从绥青的经历可以看出，出版人的文化使命的核心是服务大众；如果不坚持服务大众这个核心，文化使命就是一种空谈。
坚守文化使命，要保持清醒头脑———刘杲先生的论述
两个多月前，刘杲先生刚过了82岁生日。他离开出版岗位多年，可是一直关心着中国出版业，关心着出版改革。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是刘杲一直所思考的，这方面的重头文章是发表于2003年10月16日的《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是对多年来耳熟能详的“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理论的深刻理解和阐述： 一、“首位”就是第一位，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前后关系，此时“统一”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而“目的”和“手段”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后者不能离开前者并服务于前者，两者的统一是内在的必须。
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报纸上就有“山东荣成市污水管理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报道），而“文化”强调了出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属性和本质。
显然，“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提法，是对出版业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的更明白、更确切的表述，基于这一表述，目前的出版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了了。
刘杲曾在文章中说：
“出版产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和积累文化的社会功能，出版产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讲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指的首先不是文化产业的经济力，而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力。”
“出版、出版，为何而来？归根到底，只能是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
刘杲思考“文化力”这个问题有很多年了，1997年的文章《出版与综合国力》中就提到毛泽东是最早使用“文化力量”这个概念的，据此，他认为“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一项产业”；同年，他在“三讲”时提交的《关于“基本思路”的书面意见》中，也指出“在出版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强调出版业作为产业的经济力量，对出版的文化力量估计不足”的问题。此后，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以邹韬奋和巴金为例，用他们办生活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赚钱“全是为着事业”、赢利“多用于再生产”，来论证“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观点。
就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思路，刘杲提出了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如：“精神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总体上成正比，局部不成正比，甚至有些质量低劣的图书反而经济效益很高。这是图书的特性”；“出版业必须面对市场，但是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出版业有个行之多年的成规，就是以书养书，以赢补亏，也就是靠赚钱的书补贴赔钱的书”……他还谈到经济指标越来越成为考评、评价乃至舆论衡量出版社的第一标准；在经济指标的压迫下，书越出越多，文化含量却在减少，商业的利益渗透到各个环节，一些毫无文化价值的书也能大行其道，出版的内容门槛越来越低；靠书号赚钱仍是一些出版社生存的主要方式……
刘杲认为，“关键是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假如经济这个“手段”不发达，文化的“目的”就是空中楼阁。但他从未被呼声很高的“经济”“经营”“市场”“产业”口号所迷惑，他支持改革，又不赶“改革”的时髦，总是认真思考、反复研究出版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总是从文化产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从他对出版业这些年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比如，他在《也说“造大船”》（1997）中思考：发展出版集团，政府应当大力鼓励和切实扶持，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拔苗助长；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出版企业集团是否也“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认为，要坚持“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其次才是销售。销售的是产品，是拿产品做文章”；“好选题不等于好书稿，好书稿不等于成功的图书。这其中的出入是很大的”。
他在给有关负责同志的书面意见中明确提出“‘集团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全国出版企业都要进入出版企业集团？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在建设出版企业集团的同时，应当扶持中小出版企业”，“出版企业集团显示强大实力，中小出版企业突出个性，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他研究了国际出版业发展规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总之，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对出版的文化属性的理解，是针对一些时髦观点进行的独立思考，读来发人深省。
在当前出版业完成转企改制，有多家出版集团上市的形势下，重温刘杲的这些言论，重温范用、绥青等出版前辈的故事，重申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让我们更加感到肩上的责任之重。
（作者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