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光明正大的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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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70年代末,个体户是闲散人员的代名词。幸运的是,1982年,我领到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今,我已退出商海,专注于重庆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渝中区分会副秘书长一职。回忆这段从摆地摊到异地设厂再到服务个体户的经历,我颇有些感慨。
  
  ■ 走投无路干个体
  
  1973年,我结束知青生活回到重庆,由于当时办理的是“病退”,自然很难进入国营和集体企业。从1973年到1979年做生意之前,我只是偶尔在街道干部的安排下做做临时工,收入很不稳定,一家四口人主要靠我父亲的28元工资生活,在家“啃老”的我,难免遭遇左邻右舍的白眼。我当个体户的另一个原因是要解决婚姻大事,1979年,我已经31岁了,可谁又愿意跟一个没有工作的人结婚呢?说到底,我成为个体户多少有些走投无路的味道。
  1979年,我用自己积攒下来的18元钱,再加上借来的130元,开始做起了生意。最开始是摆地摊,拿两张报纸往地上一铺,卖点烟、酒、袜子、头饰等小商品。那时国营大商场的服务水准和现在没办法比,我们个体户正是在服务上和他们竞争。一天辛苦下来,我的收入基本保持在5元以上,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当时,一名大学教授的月工资也不过100元呢。
  
  ■ 持照经营腰板硬
  
  摆地摊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衣袖上戴着各种“箍”的人。看到他们,我们只有赶紧跑。当时国家还没有给个体户发放营业执照,执法部门可以没收货、抓人。因此,我很早就想申请营业执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个体户。
  1980年,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关于个体户的相关文件,政策开始松动。我鼓足勇气,递交了申请,希望能获得一张宝贵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当时,工商部门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了限制,比如规定申请人要具有生产经营能力和条件等,最起码要有个经营场所。当工商干部来我家了解情况时,我只能把他们带到家门口的一块空地上,告诉他们,这是我“未来的摊位”。
  让我没想到的是,工商部门认可了这个“摊位”,批准了我的申请。工商部门为什么会批准我的申请?我想,一方面,我个人的困难得到了对方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政策是改革开放,市场要放开,政府也感觉到国营和集体企业不可能包打天下,需要个体户“拾遗补缺”,因此把市场的大门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条窄缝。
  拿到执照的那一刻,我真正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人”了。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有了这张执照,意味着个体户的身份获得了国家的认可,我可以堂堂正正地摆自己的摊,可以和国营企业展开竞争,自己再也不是所谓的闲散人员,而是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了!
  在重庆做生意的日子过得很快。1993年,我用做生意积攒下来的30万元在廣州租了一栋厂房,做起了服装加工,产品不仅返销重庆,而且卖到全国各地。后来,我因为担心孩子学习而回到重庆,和我一起在广东开服装厂的同行,有的资产已达数亿元。如今,在广东的渝商早已成了气候,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商会。我在重庆经营的大本营——朝天门市场,其经营场地也在短短15年间从8000平方米发展到5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从8000万元猛增至118亿元,辐射面也从原来的云、贵、川等地,向东南沿海地区延伸。
  而今,个体私营业者正处在全球化时代,视野更广阔,我相信,前景也一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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