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怀安大山深处，有一个被世人遗忘的村庄。这里群山起伏，野雉遍地，通往村庄的道路崎岖不平，道旁稀疏的庄稼看天活，村民喝水下山挑。这个最热闹时300多人的村庄，最终经受不住贫困的拷打，村民纷纷下山谋生，直到最后剩下七个人——六条光棍和一名老妇。
4月中旬， 一个下着小雨的清晨，我们在泥泞的山路上驱车两个半小时，终于抵达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当山外的都市，高楼迭起，车辆疾驰，人们忙碌奔波时，这个小山村仿佛世外桃源，山民赶着驴车下地或步行三个小时下山赶集买个豆皮，偶尔站在村口，聊聊天气与庄稼——基于乡村的血缘和地缘，这个小世界依然在平衡运转。
这个位于怀安县第六屯乡南部山区的村庄，叫冀家窑。如今，村中除了七个村民，还有十条狗，八头驴，当地人打趣这个村庄说：“狗比驴多，驴比人多。”事实上，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冀家窑已经以自然村的名义，归属于邻近的阎家岭村。
可以说，“冀家窑”已经沦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村庄。
黄土坡与红手机
接到郑文俊电话后的次日一早，郑春军领着冀家窑的其他六个人，呈一字队排在村庄的土坡前等候。
“冀家窑没人姓冀，阎家岭没人姓阎。”郑文俊说，据老人口口相传，100多年前，有一户冀姓人家在此种地时盖了窑洞，村庄由此得名。多年来，村中并无“冀”姓流传下来，“郑”成了当地大姓。
打小在冀家窑长大的郑文俊，是阎家岭村支书，自2003年迁离这个半山腰的村庄后，他长期住在山脚下一个叫三合屯的地方。
郑文俊不在村庄的时候，70岁的郑春军自然充当起这个团队的“小队长”——包括郑春军，这个村庄还有78岁的王德安，72岁的王德祥，72岁的村妇武富花，65岁的李桂祥，64岁的郑文郁，39岁的王树河。
“天下雨呢，我以为你们不来了。”郑春军笑着迎上来，手中握着一只红色手机——在一片黄土坡中，这抹红色尤其动人。
冀家窑在后山半山腰，站在村口眺望，满目皆是黄土坡，坡上的草尚未全绿。因为偏僻遥远，进村途中，我们就看到了十来只淡定踱步的野鸡及半翅（当地一种灰色小鸟）。车一过，野鸡就会一路小跑着逃开，偶尔也有大只的雄性野鸡拖着毛色艳丽的尾巴飞起来，让人瞬间产生“野鸡变凤凰”的恍惚感。
“在冀家窑，野鸡经常来偷吃土豆；还有一种獾，最爱偷吃青苞，吃得很厉害”，郑文俊说，村里不仅庄稼不好种，日常生活用品也不好买，“山上没有小卖部，也没有豆腐坊，买东西都得下山去太平庄乡。”
冀家窑归属第六屯乡，但因更靠近太平庄乡，每逢农历一、四、七，村民就赶着毛驴车或步行到太平庄乡赶集。这是一段漫长的土路，晴天还好，雨天尤其难行。“三天一节，出门买点儿豆皮。下山走一小时，回来上山走一个半小时。”郑春军说：“有时买身衣服七八十块钱，穿好几年。”
7个人中，郑春军的着装算是相当体面的了。他戴个蓝布帽，穿深蓝色外套和黑裤，脚蹬一双黑皮革鞋，郑春军扯着磨破了的鞋头说：“二三十块钱买的，就是布鞋。”
最惹人注意的是王德安，他脑门上顶着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大小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个装润肤霜的空瓷瓶。“这是火罐。”王德安指指额头，说：“昨儿有点头疼，拿这个治治。”
早上，山里的气温只有3摄氏度。一阵冷风吹来，王德安赶紧把手操在胸前，往土墙边靠了靠，习惯性地溜着墙根儿蹲下来。“我们很硬气，从没去过医院。”
在冀家窑，村民有点小病小痛都靠土法治疗，也有耽误成大病的。比如王德祥，有一年，他的右眼得疾，本是普通病，因无条件医治，最终失明了。
大土坡旁，穿着蓝褂子的武富花把双手插在袖子中；披着外套的李桂祥，默立不语；一身绿装的王树河也不说话，但笑容灿烂；靠土墙根蹲着的郑文郁一边逗弄小狗，一边笑着介绍说：“这是我的伴伴儿。”
“儿子，你走吧！”
十多年前的一天，是武富花的二儿子郑永明“出嫁”的日子。
据当时在场的郑文俊回忆，郑永明新婚大喜的那一天，“武富花站在那儿嚎啕大哭，她老伴卧病在床，那小子跪在老头床前低着脑袋哭，老爷子别过头，抹抹眼角，挥挥手说：‘儿子，你走吧！’”
本是家中新添一人，但武富花的儿子，却是“倒插门”，给人做了上门女婿。
在冀家窑，“倒插门”是个普遍现象。指着村口那个围着六七棵大杨树的、直径约十米的大坑，郑文俊说，这是1958年挖的池塘，本是囤积生活用水的。如今，池塘早已干涸成土炕，就连坑边的一棵树也枯死了。
“浇地都没有水，小伙子都想逃的村庄，姑娘怎么肯来？”郑文俊低着头说。
长久以来，对冀家窑村民来说，饮水一直是个问题。路和水几乎是困扰冀家窑几代人的问题，多数人出于生计开始远离村庄。上世纪70年代，村里还有300多人；自80年代初起，村庄的人开始不断往外走。
“当时我们村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娶媳妇，就得离开这个地儿。”郑文俊转达的这句直白而并不押韵的俚语，多少预言或印证了村庄6个光棍的命运。
冀家窑的7个人中，除了武富花因老伴过世而孤寡，其余6人终身未娶。“老大吃亏！”郑文俊解释说：“除了王树河（得过癫痫）、王德祥（右眼失明），其他几人要不就是父母离开太早，没人操持婚事，要不就是身为老大，兄弟姐妹都离开村庄了，长子得留村守候父母。”
“长哥如父。”郑文俊坚持认为，这些留守村庄的老光棍，正是作为长子在付出。“都是为了照顾父母啊，你看，郑文郁有个弟弟在怀安县城，还有三个弟弟在附近的万全县，活得都比他好；再如李桂祥，为了照顾母亲留村，他也有个弟弟在石家庄。”
今天，郑春军还会和其他人叨叨，30多年前那场夭折了的“倒插门”（上门女婿）事件。郑春军16岁那年，母亲过世了。为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到三个妹妹嫁人后，郑春军还未结婚。有一年，外村姑娘看上了郑春军，想让他做上门女婿，但因家中为数不多的积蓄都被父亲用来看病了，这场短暂的“姻缘”最终没成。 在郑文俊看来，“倒插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牵挂。正如此后数十年来，村民的不断远离，“再不离开，孩子们上学、长大结婚都是问题，可不就是为了孩子，才咬咬牙离开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兵是冀家窑男人的一条重要出路。郑文俊自小生长在冀家窑，1979年底高中毕业；次年1月1日，他入伍当兵。“我是农民的儿子，如果不当兵，我也找不到媳妇。”当兵也曾是郑春军的梦，尽管被验准身体，但因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终未去成。
1984年1月1日，郑文俊复员回村，顺利地娶了一个本村姑娘。聊起那段甜蜜的往事时，正是中午时分，在三合屯家中，郑文俊喝了二两小酒，看着一旁端盘上菜的妻子，眯着眼、红着脸打趣道：“我当时不算帅呆了，至少也是呆帅呆帅的。”
离不开的黄土地
郑文俊说，他也曾想过出去“混混”，但没混出个名堂，最终也没有离开土地。
在一片黄土坡中，那些没有任何标志的泥土路，很容易让初访者迷失方向。去年开始，因为“村村通”工程，冀家窑多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约有六七百米长。据郑文俊转述，“村里有老人说，临死前还能走上水泥路，真是好福气。”
多年来，很多人踩着泥路，离开这个村庄。“冀家窑有过一个学校，就叫冀家窑小学。”这个村庄，也曾人才济济。本村人邓文普任冀家窑小学的代课老师时，才20多岁。“一个教室里有十多个学生，还分五个年级；得分批次给大家上课；虽然学校里人不多，但和山脚下的那些学校比，出人才的比例很高。”
1995年，随着全国村小合并，冀家窑小学最先被时代抛弃。没多久，郑文普离开了冀家窑。在山村外，他当上了第六屯乡校校长，还被评上了“河北省园丁”，如今常住第三屯。
村庄的人，一直在减少。1993年，郑文俊被选为村支部书记时，冀家窑还有100人，村中土地1400多亩。“2004年前后，冀家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元。”郑文俊说：“基本还过得去，能维持生活。”
这种纯粹的“面向土地背朝天”的生活无法留住年轻村民，2003年，村庄早已空乏，郑文俊离开了冀家窑。离开前，他将自家窑洞让给了武富花。
重新进入一个村庄，并不容易。在三合屯，郑文俊盖了六七间平房，花了六七万块钱。因经常接触各大队的工作人员，郑文俊较快适应了新生活，但他那腼腆的妻子在最初几个月时就很孤独，“本来村中的人彼此都熟悉都能聊，到了新的村，她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出门。”
同一片黄土地，让上了年纪的郑春军困顿其中，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折腾了。郑春军说，年轻时，曾在村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养鸡养鸭，也想干点儿事业，但一到村里，就啥都干不成啦。”在很长一段时间，冀家窑的饮水都是难题。前年下大雪时，雪都埋到了腿肚处，大家到村外背了七八斤水；最不济时，大家只好喝雪水。
去年，郑文俊带人进村安装了两个水泵，但由于冀家窑在半山腰，位置较高，最后还有一段路需要村民自己背水。“隔壁阎家岭请了打水泵的师傅，每月50块钱；对冀家窑的7个人而言，50块钱的月工资都太贵了，几个人轮流用水泵打水。”
除了水源问题，如何打发时光，是另一个难题。十年前，郑春军花400块钱买了一个21吋的黑白电视，靠村里的一个“大锅子”收信号，晚上能看看天气预报，他最爱看“战斗片和破案子的”。因为打工收入，他还能抽三块钱一盒的烟，一天一盒。
一年中，郑春军就在赶集时交两三回电话费，每次20元。在他那些总共不超过六个联系人的通讯录中，有一两个他在外认识的朋友，无非是能给他找些活计的人。“只要有活干了，他们打我电话，我就出山。”最近两年，郑春军在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建筑队打小工，每年挣五六千块钱。偶尔，太平庄乡有些养殖大户需要轧草，郑春军接到电话后，也愿意下山去做几天，“一天五六十块钱，但这种活并不太多。”
山还是那个山
这么多年，世界在变，人在变，但在郑春军来说，亘古不变的，大约就是那些山头和土地了。在山村活了70年，郑春军说：“我活得不踏实。”
十五六年前，郑春军将自家毛驴卖了800块钱，把窑洞木门一锁，坐车到了北京。这是老乡找到的活，到北京郊区一个超市新建工程的建筑队当小工，干一个月给200块钱。
“当时从张家口到北京的火车票是10块钱，坐十几个小时。”这段打工生涯，已然成为郑春军的谈资，他笑眯眯地说：“在北京，我每天早上吃一根油条一碗稀饭，中午就买三块钱一斤的大馒头或大饼，不敢吃太好。但一个月下来，就剩了20块钱。”
城市生活成本太高，郑春军没有文化，年纪也大了，都市生活对他而言多少有点“有心无力”，他最终折返冀家窑种地。
返回山村前，郑春军决定去看看天安门。“当时不知道咋坐车，一两块钱车费舍不得，我就一路走，边走边问，看看有没有走岔了。”徒步两小时后，他终于顺利抵达天安门。
“北京大城市，不赖哦！”这是他对北京的一句话评价。重回山村，郑春军有点难过。
“特别不踏实，以为能走出去了，结果活不好，又回来了。”
这趟短暂的出行，让郑春军比那些一生不曾离开过大山的村民多了一丝痛苦。跟着他的步伐，我们在村里转悠了一圈，最后停留在一个小坡上，一旁坡地上有两头毛驴在低头吃草；远眺坡外，还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山坡。
“你看，从这儿到那儿，1000多亩山地，全是我们村的。”郑春军将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指着远处的山坡，一划拉，说：“有时候闷了，我就在村里转转，遛个弯，看看山头，心里就会好受一点。父母都回老家（指去世）了，兄弟姐妹也不回来了，村里以前很红火，现在没人了，有时想修窑洞都喊不到人，别提地里的活了，我们几个也老了，哪儿也到不了，也没人要了，可是，山还是那个山。”
除了鳏寡的无奈，终身未婚无子，是郑春军最难言语的伤痛。“已经没有感觉啦，也没有理想啦，对这个村，算是死心塌地了。”他哈哈大笑着说：“有时候，觉得自己一辈子白活了么，可不是，白活了；我们父母那一代还有我们在管，等我们老了，谁来管？越想越苦。” 两个毛驴的故事
在冀家窑，人与人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比如干农活时，有人只有一头毛驴，就得向其他人借一头驴才能犁地。全村只有王树河有两头毛驴，因为他脾气倔，和其他人处不来，所以一个人有两头毛驴。
虽然王树河力气大，能干粗活，但不太会做馒头，干不了堆码、加工、打颗粒等细活。通常这种时候，其他几个村民就会帮忙，但也能遇到钉子。作为村中最年轻的人，王树河体力最好，种的地也最多，约有十来亩地。除了常见的玉米、水稻、土豆、谷黍，王树河还种了葵花籽（有人进村收购），算下来，种地年收入约有2000多元。
有一年秋收，打完仓，有人看到王树河在风口扬谷黍，就提醒他换个方向，不要把衣服弄脏了，王树河很倔，自认为正确，依然站在风口……
现在，冀家窑共有972亩地，按户籍在村的40多人算，人均20多亩，多半已经荒废。一并荒废的，还有窑洞。因年久失修，本该被年度刷上一层泥土的窑洞日渐坍圮。王树河自小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窑洞，早已不能住人了。如今，他住在别人的旧窑洞，窑洞里还留有一个红色木柜子，墙上高挂着一面镜子，镜面还有一个红色“囍”字。
我们无法得知，那个“囍”字是否曾给王树河以别样的刺激，又或是毫无关联的信号。从和他的对话来看，他并非完全不谙世事。
“晚上都干些啥？村里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问。
“在家看电视，看打仗最好看。”
“你下过山吗？知道山下啥样吗？”
“不知道，也不想下去。”
王树河笑起来露出一排并不整齐的牙，偶尔左顾右盼，但回答问题时很快。后来我们得知，王树河曾得过癫痫，似乎默认自己智障，自称“不知道咋种庄稼，记不住啥时候种地。”
七个人中，除了39岁的王树河，其他几人都有低保，每人每月120块钱。其中，王德安和王德祥是亲兄弟，论资排辈，王树河该叫他们俩一声大爷。通常，大家都各自待在家中，有时也站在村口聊聊天，但聊不了几句。“不知道该聊什么。”郑春军讪笑着，说：“要不就指指人家的庄稼地，说‘你这块地，不该种土豆，该种玉米’。”
即便逢年过节，这个村庄依然平静。偶尔，郑春军会接到三个妹妹的电话。“二妹一个礼拜来个电话，问问身体咋样；大妹半个月或一个月来个电话；三妹，一年也打不到一个电话，她孩儿不让打吧。”郑春军讪讪地说：“都是问身体好不好，从来不会问钱够不够花；每次就聊三五分钟，都是她们挂电话快，怕花钱嘛。”
过年时，三个妹妹都会来电话邀请郑春军下山过年，但他一直不愿意去，他说宁愿下山“割五六斤肉、买个鸡，一个人在家好吃赖吃，都方便。”大年初一时，七个人也会互相串门，但就是纯粹的串门说话聊天，“连茶都不泡。”
窑洞里的金鱼缸
从2013年12月编纂的《怀安人物》看，冀家窑曾走出了郑文运、高风秀等优秀人士，前者是郑文俊的弟弟，任职于天津海事法院，后者任职于广州市公安局。
这些走出山村的“大人物”已经鲜少回村了。1997年夏天，高风秀曾经回过一次冀家窑，当时正赶上村里开办一项水利工程，他还和大家合过一张影。到广州后，高风秀曾写信致谢郑文俊，感谢他带领大家改变家乡，但仅此而已。
对很多离开冀家窑的村民而言，迁走户籍不难，重新买个窑洞或平房并非不可能，唯有土地是个大麻烦。比如武富花的长子郑永祥，48岁的郑永祥离开冀家窑十多年，虽早已落户于河对岸的万全县，且兜兜转转在砖厂打过工，终因工资低，没有土地谋生，打了退堂鼓——不久前，郑永祥携妻子、儿子郑爱军、儿媳和孙子，一家五口人重回冀家窑，开始养羊。
因为一家人的到来，冀家窑以“7+5”的结构，罕见地成长为一个12人的村落。
在这个常年靠毛驴耕地、出行的小村落，“90后”郑爱军开着拖拉机“突突”地前进在村道及土地上，显得特别霸气。
郑爱军毕业于张家口一家机电技校，曾在北京昌平区当过焊工，月薪3000元。结婚生子后，由于房租占1000元，一家三口难以在北京维持生活，便随本在万全打工的父母，一起回到冀家窑。“我从小就在冀家窑长大，那时候和小伙伴丢沙包、玩跳房子游戏，很开心，村庄的轮廓还是这个轮廓啊，只是村里的人都走了。”
“为什么不乐观一点呢？生活总会好起来的。”这个爱笑的年轻男孩说，他和同龄人的联系已经不多了，偶尔也有两三个朋友还在联系。
“张家口十三个县，到处都有我的老乡。”郑爱军说，在他童年时，就已有人陆续离开村庄；七八岁时，村里人离开得差不多了；到十五六岁，基本就已走空了。
回到村庄，看似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但郑爱军却说，“靠手机上网啊，有5块钱30MB的流量包，就差不多了。”从他耕作的土地走到窑洞，没有几步路。院落中，停着一台运水的双轮车，一旁是羊圈，大小约有100只羊。
在这个阴冷的早晨，郑爱军的窑洞因有煤炉取暖，尤其暖和；炕上，他的妻子微微笑着，将食指竖在唇边，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她左手边的被窝里，9个月大的男孩侧向一边甜甜地睡着……就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这几乎成为我们此行所见的最美妙的一幕。
上山前，郑文俊说：“其实，山上的人也想离开，但走不了了。这个村庄可能最多只能存在10年吧。”下山后，郑文俊说：“王树河有个外号叫‘王老道’，老道就是最后守护庙宇的小道士，他以后也会是冀家窑最后一个人了。”
郑文俊描述村庄未来的时候，我还在想郑爱军的那一群羊，以及他在窗台上放着的一个塑料壶，下面还有一个玻璃鱼缸，他挠挠脑袋，笑着说：“我喜欢养鱼。”在一度缺水的冀家窑，这个爱养鱼的男孩，奢侈而自然地在不断完成梦想。
当然，他的梦想，或许也是这个村庄的未来。
4月中旬， 一个下着小雨的清晨，我们在泥泞的山路上驱车两个半小时，终于抵达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当山外的都市，高楼迭起，车辆疾驰，人们忙碌奔波时，这个小山村仿佛世外桃源，山民赶着驴车下地或步行三个小时下山赶集买个豆皮，偶尔站在村口，聊聊天气与庄稼——基于乡村的血缘和地缘，这个小世界依然在平衡运转。
这个位于怀安县第六屯乡南部山区的村庄，叫冀家窑。如今，村中除了七个村民，还有十条狗，八头驴，当地人打趣这个村庄说：“狗比驴多，驴比人多。”事实上，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冀家窑已经以自然村的名义，归属于邻近的阎家岭村。
可以说，“冀家窑”已经沦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村庄。
黄土坡与红手机
接到郑文俊电话后的次日一早，郑春军领着冀家窑的其他六个人，呈一字队排在村庄的土坡前等候。
“冀家窑没人姓冀，阎家岭没人姓阎。”郑文俊说，据老人口口相传，100多年前，有一户冀姓人家在此种地时盖了窑洞，村庄由此得名。多年来，村中并无“冀”姓流传下来，“郑”成了当地大姓。
打小在冀家窑长大的郑文俊，是阎家岭村支书，自2003年迁离这个半山腰的村庄后，他长期住在山脚下一个叫三合屯的地方。
郑文俊不在村庄的时候，70岁的郑春军自然充当起这个团队的“小队长”——包括郑春军，这个村庄还有78岁的王德安，72岁的王德祥，72岁的村妇武富花，65岁的李桂祥，64岁的郑文郁，39岁的王树河。
“天下雨呢，我以为你们不来了。”郑春军笑着迎上来，手中握着一只红色手机——在一片黄土坡中，这抹红色尤其动人。
冀家窑在后山半山腰，站在村口眺望，满目皆是黄土坡，坡上的草尚未全绿。因为偏僻遥远，进村途中，我们就看到了十来只淡定踱步的野鸡及半翅（当地一种灰色小鸟）。车一过，野鸡就会一路小跑着逃开，偶尔也有大只的雄性野鸡拖着毛色艳丽的尾巴飞起来，让人瞬间产生“野鸡变凤凰”的恍惚感。
“在冀家窑，野鸡经常来偷吃土豆；还有一种獾，最爱偷吃青苞，吃得很厉害”，郑文俊说，村里不仅庄稼不好种，日常生活用品也不好买，“山上没有小卖部，也没有豆腐坊，买东西都得下山去太平庄乡。”
冀家窑归属第六屯乡，但因更靠近太平庄乡，每逢农历一、四、七，村民就赶着毛驴车或步行到太平庄乡赶集。这是一段漫长的土路，晴天还好，雨天尤其难行。“三天一节，出门买点儿豆皮。下山走一小时，回来上山走一个半小时。”郑春军说：“有时买身衣服七八十块钱，穿好几年。”
7个人中，郑春军的着装算是相当体面的了。他戴个蓝布帽，穿深蓝色外套和黑裤，脚蹬一双黑皮革鞋，郑春军扯着磨破了的鞋头说：“二三十块钱买的，就是布鞋。”
最惹人注意的是王德安，他脑门上顶着一个白色的乒乓球大小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个装润肤霜的空瓷瓶。“这是火罐。”王德安指指额头，说：“昨儿有点头疼，拿这个治治。”
早上，山里的气温只有3摄氏度。一阵冷风吹来，王德安赶紧把手操在胸前，往土墙边靠了靠，习惯性地溜着墙根儿蹲下来。“我们很硬气，从没去过医院。”
在冀家窑，村民有点小病小痛都靠土法治疗，也有耽误成大病的。比如王德祥，有一年，他的右眼得疾，本是普通病，因无条件医治，最终失明了。
大土坡旁，穿着蓝褂子的武富花把双手插在袖子中；披着外套的李桂祥，默立不语；一身绿装的王树河也不说话，但笑容灿烂；靠土墙根蹲着的郑文郁一边逗弄小狗，一边笑着介绍说：“这是我的伴伴儿。”
“儿子，你走吧！”
十多年前的一天，是武富花的二儿子郑永明“出嫁”的日子。
据当时在场的郑文俊回忆，郑永明新婚大喜的那一天，“武富花站在那儿嚎啕大哭，她老伴卧病在床，那小子跪在老头床前低着脑袋哭，老爷子别过头，抹抹眼角，挥挥手说：‘儿子，你走吧！’”
本是家中新添一人，但武富花的儿子，却是“倒插门”，给人做了上门女婿。
在冀家窑，“倒插门”是个普遍现象。指着村口那个围着六七棵大杨树的、直径约十米的大坑，郑文俊说，这是1958年挖的池塘，本是囤积生活用水的。如今，池塘早已干涸成土炕，就连坑边的一棵树也枯死了。
“浇地都没有水，小伙子都想逃的村庄，姑娘怎么肯来？”郑文俊低着头说。
长久以来，对冀家窑村民来说，饮水一直是个问题。路和水几乎是困扰冀家窑几代人的问题，多数人出于生计开始远离村庄。上世纪70年代，村里还有300多人；自80年代初起，村庄的人开始不断往外走。
“当时我们村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娶媳妇，就得离开这个地儿。”郑文俊转达的这句直白而并不押韵的俚语，多少预言或印证了村庄6个光棍的命运。
冀家窑的7个人中，除了武富花因老伴过世而孤寡，其余6人终身未娶。“老大吃亏！”郑文俊解释说：“除了王树河（得过癫痫）、王德祥（右眼失明），其他几人要不就是父母离开太早，没人操持婚事，要不就是身为老大，兄弟姐妹都离开村庄了，长子得留村守候父母。”
“长哥如父。”郑文俊坚持认为，这些留守村庄的老光棍，正是作为长子在付出。“都是为了照顾父母啊，你看，郑文郁有个弟弟在怀安县城，还有三个弟弟在附近的万全县，活得都比他好；再如李桂祥，为了照顾母亲留村，他也有个弟弟在石家庄。”
今天，郑春军还会和其他人叨叨，30多年前那场夭折了的“倒插门”（上门女婿）事件。郑春军16岁那年，母亲过世了。为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到三个妹妹嫁人后，郑春军还未结婚。有一年，外村姑娘看上了郑春军，想让他做上门女婿，但因家中为数不多的积蓄都被父亲用来看病了，这场短暂的“姻缘”最终没成。 在郑文俊看来，“倒插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牵挂。正如此后数十年来，村民的不断远离，“再不离开，孩子们上学、长大结婚都是问题，可不就是为了孩子，才咬咬牙离开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兵是冀家窑男人的一条重要出路。郑文俊自小生长在冀家窑，1979年底高中毕业；次年1月1日，他入伍当兵。“我是农民的儿子，如果不当兵，我也找不到媳妇。”当兵也曾是郑春军的梦，尽管被验准身体，但因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终未去成。
1984年1月1日，郑文俊复员回村，顺利地娶了一个本村姑娘。聊起那段甜蜜的往事时，正是中午时分，在三合屯家中，郑文俊喝了二两小酒，看着一旁端盘上菜的妻子，眯着眼、红着脸打趣道：“我当时不算帅呆了，至少也是呆帅呆帅的。”
离不开的黄土地
郑文俊说，他也曾想过出去“混混”，但没混出个名堂，最终也没有离开土地。
在一片黄土坡中，那些没有任何标志的泥土路，很容易让初访者迷失方向。去年开始，因为“村村通”工程，冀家窑多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约有六七百米长。据郑文俊转述，“村里有老人说，临死前还能走上水泥路，真是好福气。”
多年来，很多人踩着泥路，离开这个村庄。“冀家窑有过一个学校，就叫冀家窑小学。”这个村庄，也曾人才济济。本村人邓文普任冀家窑小学的代课老师时，才20多岁。“一个教室里有十多个学生，还分五个年级；得分批次给大家上课；虽然学校里人不多，但和山脚下的那些学校比，出人才的比例很高。”
1995年，随着全国村小合并，冀家窑小学最先被时代抛弃。没多久，郑文普离开了冀家窑。在山村外，他当上了第六屯乡校校长，还被评上了“河北省园丁”，如今常住第三屯。
村庄的人，一直在减少。1993年，郑文俊被选为村支部书记时，冀家窑还有100人，村中土地1400多亩。“2004年前后，冀家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元。”郑文俊说：“基本还过得去，能维持生活。”
这种纯粹的“面向土地背朝天”的生活无法留住年轻村民，2003年，村庄早已空乏，郑文俊离开了冀家窑。离开前，他将自家窑洞让给了武富花。
重新进入一个村庄，并不容易。在三合屯，郑文俊盖了六七间平房，花了六七万块钱。因经常接触各大队的工作人员，郑文俊较快适应了新生活，但他那腼腆的妻子在最初几个月时就很孤独，“本来村中的人彼此都熟悉都能聊，到了新的村，她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出门。”
同一片黄土地，让上了年纪的郑春军困顿其中，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折腾了。郑春军说，年轻时，曾在村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养鸡养鸭，也想干点儿事业，但一到村里，就啥都干不成啦。”在很长一段时间，冀家窑的饮水都是难题。前年下大雪时，雪都埋到了腿肚处，大家到村外背了七八斤水；最不济时，大家只好喝雪水。
去年，郑文俊带人进村安装了两个水泵，但由于冀家窑在半山腰，位置较高，最后还有一段路需要村民自己背水。“隔壁阎家岭请了打水泵的师傅，每月50块钱；对冀家窑的7个人而言，50块钱的月工资都太贵了，几个人轮流用水泵打水。”
除了水源问题，如何打发时光，是另一个难题。十年前，郑春军花400块钱买了一个21吋的黑白电视，靠村里的一个“大锅子”收信号，晚上能看看天气预报，他最爱看“战斗片和破案子的”。因为打工收入，他还能抽三块钱一盒的烟，一天一盒。
一年中，郑春军就在赶集时交两三回电话费，每次20元。在他那些总共不超过六个联系人的通讯录中，有一两个他在外认识的朋友，无非是能给他找些活计的人。“只要有活干了，他们打我电话，我就出山。”最近两年，郑春军在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建筑队打小工，每年挣五六千块钱。偶尔，太平庄乡有些养殖大户需要轧草，郑春军接到电话后，也愿意下山去做几天，“一天五六十块钱，但这种活并不太多。”
山还是那个山
这么多年，世界在变，人在变，但在郑春军来说，亘古不变的，大约就是那些山头和土地了。在山村活了70年，郑春军说：“我活得不踏实。”
十五六年前，郑春军将自家毛驴卖了800块钱，把窑洞木门一锁，坐车到了北京。这是老乡找到的活，到北京郊区一个超市新建工程的建筑队当小工，干一个月给200块钱。
“当时从张家口到北京的火车票是10块钱，坐十几个小时。”这段打工生涯，已然成为郑春军的谈资，他笑眯眯地说：“在北京，我每天早上吃一根油条一碗稀饭，中午就买三块钱一斤的大馒头或大饼，不敢吃太好。但一个月下来，就剩了20块钱。”
城市生活成本太高，郑春军没有文化，年纪也大了，都市生活对他而言多少有点“有心无力”，他最终折返冀家窑种地。
返回山村前，郑春军决定去看看天安门。“当时不知道咋坐车，一两块钱车费舍不得，我就一路走，边走边问，看看有没有走岔了。”徒步两小时后，他终于顺利抵达天安门。
“北京大城市，不赖哦！”这是他对北京的一句话评价。重回山村，郑春军有点难过。
“特别不踏实，以为能走出去了，结果活不好，又回来了。”
这趟短暂的出行，让郑春军比那些一生不曾离开过大山的村民多了一丝痛苦。跟着他的步伐，我们在村里转悠了一圈，最后停留在一个小坡上，一旁坡地上有两头毛驴在低头吃草；远眺坡外，还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山坡。
“你看，从这儿到那儿，1000多亩山地，全是我们村的。”郑春军将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指着远处的山坡，一划拉，说：“有时候闷了，我就在村里转转，遛个弯，看看山头，心里就会好受一点。父母都回老家（指去世）了，兄弟姐妹也不回来了，村里以前很红火，现在没人了，有时想修窑洞都喊不到人，别提地里的活了，我们几个也老了，哪儿也到不了，也没人要了，可是，山还是那个山。”
除了鳏寡的无奈，终身未婚无子，是郑春军最难言语的伤痛。“已经没有感觉啦，也没有理想啦，对这个村，算是死心塌地了。”他哈哈大笑着说：“有时候，觉得自己一辈子白活了么，可不是，白活了；我们父母那一代还有我们在管，等我们老了，谁来管？越想越苦。” 两个毛驴的故事
在冀家窑，人与人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比如干农活时，有人只有一头毛驴，就得向其他人借一头驴才能犁地。全村只有王树河有两头毛驴，因为他脾气倔，和其他人处不来，所以一个人有两头毛驴。
虽然王树河力气大，能干粗活，但不太会做馒头，干不了堆码、加工、打颗粒等细活。通常这种时候，其他几个村民就会帮忙，但也能遇到钉子。作为村中最年轻的人，王树河体力最好，种的地也最多，约有十来亩地。除了常见的玉米、水稻、土豆、谷黍，王树河还种了葵花籽（有人进村收购），算下来，种地年收入约有2000多元。
有一年秋收，打完仓，有人看到王树河在风口扬谷黍，就提醒他换个方向，不要把衣服弄脏了，王树河很倔，自认为正确，依然站在风口……
现在，冀家窑共有972亩地，按户籍在村的40多人算，人均20多亩，多半已经荒废。一并荒废的，还有窑洞。因年久失修，本该被年度刷上一层泥土的窑洞日渐坍圮。王树河自小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窑洞，早已不能住人了。如今，他住在别人的旧窑洞，窑洞里还留有一个红色木柜子，墙上高挂着一面镜子，镜面还有一个红色“囍”字。
我们无法得知，那个“囍”字是否曾给王树河以别样的刺激，又或是毫无关联的信号。从和他的对话来看，他并非完全不谙世事。
“晚上都干些啥？村里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问。
“在家看电视，看打仗最好看。”
“你下过山吗？知道山下啥样吗？”
“不知道，也不想下去。”
王树河笑起来露出一排并不整齐的牙，偶尔左顾右盼，但回答问题时很快。后来我们得知，王树河曾得过癫痫，似乎默认自己智障，自称“不知道咋种庄稼，记不住啥时候种地。”
七个人中，除了39岁的王树河，其他几人都有低保，每人每月120块钱。其中，王德安和王德祥是亲兄弟，论资排辈，王树河该叫他们俩一声大爷。通常，大家都各自待在家中，有时也站在村口聊聊天，但聊不了几句。“不知道该聊什么。”郑春军讪笑着，说：“要不就指指人家的庄稼地，说‘你这块地，不该种土豆，该种玉米’。”
即便逢年过节，这个村庄依然平静。偶尔，郑春军会接到三个妹妹的电话。“二妹一个礼拜来个电话，问问身体咋样；大妹半个月或一个月来个电话；三妹，一年也打不到一个电话，她孩儿不让打吧。”郑春军讪讪地说：“都是问身体好不好，从来不会问钱够不够花；每次就聊三五分钟，都是她们挂电话快，怕花钱嘛。”
过年时，三个妹妹都会来电话邀请郑春军下山过年，但他一直不愿意去，他说宁愿下山“割五六斤肉、买个鸡，一个人在家好吃赖吃，都方便。”大年初一时，七个人也会互相串门，但就是纯粹的串门说话聊天，“连茶都不泡。”
窑洞里的金鱼缸
从2013年12月编纂的《怀安人物》看，冀家窑曾走出了郑文运、高风秀等优秀人士，前者是郑文俊的弟弟，任职于天津海事法院，后者任职于广州市公安局。
这些走出山村的“大人物”已经鲜少回村了。1997年夏天，高风秀曾经回过一次冀家窑，当时正赶上村里开办一项水利工程，他还和大家合过一张影。到广州后，高风秀曾写信致谢郑文俊，感谢他带领大家改变家乡，但仅此而已。
对很多离开冀家窑的村民而言，迁走户籍不难，重新买个窑洞或平房并非不可能，唯有土地是个大麻烦。比如武富花的长子郑永祥，48岁的郑永祥离开冀家窑十多年，虽早已落户于河对岸的万全县，且兜兜转转在砖厂打过工，终因工资低，没有土地谋生，打了退堂鼓——不久前，郑永祥携妻子、儿子郑爱军、儿媳和孙子，一家五口人重回冀家窑，开始养羊。
因为一家人的到来，冀家窑以“7+5”的结构，罕见地成长为一个12人的村落。
在这个常年靠毛驴耕地、出行的小村落，“90后”郑爱军开着拖拉机“突突”地前进在村道及土地上，显得特别霸气。
郑爱军毕业于张家口一家机电技校，曾在北京昌平区当过焊工，月薪3000元。结婚生子后，由于房租占1000元，一家三口难以在北京维持生活，便随本在万全打工的父母，一起回到冀家窑。“我从小就在冀家窑长大，那时候和小伙伴丢沙包、玩跳房子游戏，很开心，村庄的轮廓还是这个轮廓啊，只是村里的人都走了。”
“为什么不乐观一点呢？生活总会好起来的。”这个爱笑的年轻男孩说，他和同龄人的联系已经不多了，偶尔也有两三个朋友还在联系。
“张家口十三个县，到处都有我的老乡。”郑爱军说，在他童年时，就已有人陆续离开村庄；七八岁时，村里人离开得差不多了；到十五六岁，基本就已走空了。
回到村庄，看似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但郑爱军却说，“靠手机上网啊，有5块钱30MB的流量包，就差不多了。”从他耕作的土地走到窑洞，没有几步路。院落中，停着一台运水的双轮车，一旁是羊圈，大小约有100只羊。
在这个阴冷的早晨，郑爱军的窑洞因有煤炉取暖，尤其暖和；炕上，他的妻子微微笑着，将食指竖在唇边，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她左手边的被窝里，9个月大的男孩侧向一边甜甜地睡着……就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这几乎成为我们此行所见的最美妙的一幕。
上山前，郑文俊说：“其实，山上的人也想离开，但走不了了。这个村庄可能最多只能存在10年吧。”下山后，郑文俊说：“王树河有个外号叫‘王老道’，老道就是最后守护庙宇的小道士，他以后也会是冀家窑最后一个人了。”
郑文俊描述村庄未来的时候，我还在想郑爱军的那一群羊，以及他在窗台上放着的一个塑料壶，下面还有一个玻璃鱼缸，他挠挠脑袋，笑着说：“我喜欢养鱼。”在一度缺水的冀家窑，这个爱养鱼的男孩，奢侈而自然地在不断完成梦想。
当然，他的梦想，或许也是这个村庄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