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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名氏多次修改《塔里的女人》看似是为艺术完善，实则意在掩埋一些被遗落的真相。当我们进入被屡次修葺后的新殿时，仍像行走在心灵之塔中不断攀升的阶梯上一样，它是永远无法突围的循环，如同一个魔咒。沉睡在“塔”状心灵梦魇中的作者认为自己已在精心淬炼过的文字中清醒，但事实真的如此么？进入无名氏对成名作多次修改后产生的不同文本，作者发现她们相互指涉、缠绕的朦胧意蕴会对上述艺术困境/突破之可能性做出终极预言。
关键词： 《塔里的女人》 修改 同情心 暧昧“塔”
流传至今的艳情小说《塔里的女人》（以下简称《塔》）曾经历过作者的数次“整形”。广州花城出版社于1995年1月刊行的修正定本自序中，无名氏遗憾地指出：“这些出版社所采用的，全是四十多年前上海真善美出版公司的旧版本。新版前后五次修改，现在已属最后定本。”[1]这具体的五次修改在该版结尾处详细附录，即“1944年夏写于西安；1981年春第一次修改于杭州；1982年3月1日第二次修改于杭州；1983年3月14日第三次修改于香港；1986年1月第四次修改于台北；1987年3月5日第五次修改于台北”[1]。进入无名氏对成名作多次修改后生成的不同文本后，笔者发现她们相互指涉、缠绕着的朦胧意蕴似乎指向一个最大的谜团：难以驱散的“塔”状梦魇。笔者认为解谜是一场有趣的旅行，尤其是针对作家艺术心灵困境与可能的追踪，最令人心驰神往。
旅行伊始，版本沿革梳理会为我们提供导游图。考虑到无名氏这一冷门景点的独异性，横跨海峡的视域是我们的必备质素。在扫描所有可查版本后，笔者认为之于分析文本内容修改有价值的仅有三种，即与初版本内容相同的版本（下文论述时取贾植芳主编现代都市小说专辑中包含的真善美公司1948年版影印本）、台北远景出版社1984年所出版本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修正定本。最富革命性的改造被作者赋予这些版本，大刀阔斧背后隐现的是被压抑的激情，还是眼泪虚饰的同情呢？抑或只是一场难以逃离的梦魇罢了。无论如何，行者们确信如下三处密码（最显著的修改）的破解即可被视作“旅行的意义”。
一、“弥合”的可行性——“偷窃”同情心
人气最高的景点总会被要求翻修，男主人公罗圣提（以下简称罗）的心理斗争复杂化即是应需策略。无名氏自述修改初衷源于读者建议，即“全书写得不错，但就是男主角把女朋友让给别人的理由还不够”，要使“悲剧性转变情节较复杂一些”[2]。经过版本比对，笔者发现修改成果主要体现在修正定本第六章中。为弥合叙事“断崖”，无名氏于此大幅增加了罗的心灵搏斗历程。伴随着男主人公割爱之举的复杂化，煽情语言的涌现成功帮助无名氏“窃取”了几滴原本属于女主角黎薇的同情之泪。
此章开头就被华丽丽地扩容为罗的心灵独白。首先，作者强调了“割爱”缘由有三：其一乃“人言可畏”；其二是“薇已29岁”，再让她等待太自私；其三强调罗找不到冲出困境的方法，因为“前进、后退、等待”都不合情理。上述三“难”融合成无名氏为窃取旅行者们同情心而炮制出的首道虐心大菜。
其次，无名氏将罗识人之误刻意外推的行为可谓独具慧眼。作者将罗之情敌方的介绍人“陈院长”形象丰富为“器重扶掖”罗，与罗感情非常好的“前辈”，且增加了方家是陈家世交的细节，又为心灵搏斗增加了一大看点——人情因素。
更重要的是，初版本中罗在与方初次见面后回到家中，即和薇传达了方的爱慕，而中间仅有一小段心理描写：“为了摆脱我的痛苦，我常常想有一位理想男子出现在薇的身边，代替我，比我更能给薇幸福。现在这理想男子果然出现了，我素日怀抱的牺牲决心也可以完成了。”笔者由此归纳出罗让爱于方的缘由：第一，为自我解脱；第二，认为方是比自己更能给薇幸福；第三，为完成自我牺牲。这些理由是在罗几乎没有思想斗争的情况下就得出的，带给旅行者们明显的叙事裂隙感与悖谬感。在修正定本中，无名氏将此段扩充为七百多字，原本几小时的心理描写被扩展为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这样，叙事转换由烂尾楼摇身一变为精巧景致。首先，修改后的文字强调了“流言蜚语”固然“可怖”，但罗不是怕自己痛苦而是怕薇名誉受损才出此下策。渲染“自我牺牲”为“一种极大诱惑力”的“新的生机”，刻意营造一种神秘召唤，转移了旅行者的注意力。其次，罗下决心时“咬紧牙关”忍痛之举、向薇介绍方是“醉醺醺”的嫉妒感与“实在无效，那就作罢”的庆幸感也彰显男主人公的痴情，这些与罗对“武断答应方的要求”之悔恨感一起，共同冲淡了初版本中罗身上的大男子主义色彩。再者，阐明罗口风本是“活络”的，只因不知实际情形是“方急而不是是陈急”，迫于人情才答应赴宴，也帮助了他将责任外推。
这些错综复杂的小径萦绕而成的叙事迷宫，看似给偷窃“同情心”后逃离的无名氏提供了更高成功率，但仍未能迷惑部分聪明的旅行者。叙事断崖在这些旅行者眼中仍未得到弥合，笔者就是其中一员。可以说，此顽疾只能得到缓解，但不可能被弥合。无名氏选取的盘根错节的弥合策略被笔者简括为“神秘感 悔过心 人情味”，纵使他出色完成了任务，叙事顽疾的病灶仍未被祛除。
无名氏惯用的毁灭性技法是古典主义的，但在述说情爱本身时却又太现代。两性交往似乎总能和速食火锅一样迅速升温或冷却，《塔》中的男女也不例外。薇与罗的相互追逐看似迂回酝酿了许久，但一本日记就把他们的心事给卖了的技法未免简陋，之后迅速转入如胶似漆状态的刻画时露骨描写难免沦入艳情小说圈套。这些质素确实是难以被作家彻底舍弃的吸睛之笔，造成了修改后的文本仍未能裹挟来改头换面之感。但凡事讲求匹配，若不是一砖一瓦累积出来的深爱，则如何能渴求一场大殉情呢？无论怎么弥合，怎么填充，怎么引渠，《塔》中被述说的情爱充其量只是一条窄溪，即使盘旋升华只能祈求降下几滴同情眼泪而已。转瞬即逝的煽情效应并一定与技能的炫酷程度成正比，弥合之虚妄性营造出无名氏艺术突围失败后的悲凉感。那么，他还能找到别的出路么？旅行者们为此开始转向一条新线路。 二、暧昧的指涉——叙事者与“犹太少女”
当文本中男主人公偷窃来的同情心无法安抚旅行者们的疲惫时，如同影子般漂浮在他们心灵上空的另一叙事者就开始受到追捧。《塔》引子与尾声中登场的叙事者“我”和罗一样也是情场失意者，只不过“我”不是负心汉而是被辜负者。笔者觉察到，出现在“我”回忆中的爱人形象经历过“装扮”，从初版本到修正定本发生了较显著的衍化。
初版本第一章中，“我”详细叙述与犹太少女的交往的一大段文字在远景版和定本中均被删去，但奇怪的是，初版本中涉及该女孩的一句话“在送那犹太女孩子离开西安的时我曾向她说过”在后两版中却未被完全删除，只是在遭遇了局部“微整形”后得以幸存。远景版将其改为：“我送那混血女孩子上车离西安时，曾对她说过”，定本简化为：“我曾向一个女孩子说过”。笔者认为作者对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的两次“微整形”是耐人寻味的。无名氏既然舍得删去“我”与犹太少女的交往的一大段文字，那么为何不干脆删去这句话，而是只对其进行微调呢？
八卦作者的情史是旅行者们乐意做的，这的确为解惑带来了帮助。笔者对初版本中“我”在送犹太少女及未婚夫离开西安时赠予他们《飘》，并题字祝福他们新婚生活“像小说名字一样，飘，飘，飘”的情节一直很在意。后来在阅读李伟为无名氏所著传记时果然发现了雷同场景——无名氏送爱人塔玛拉及其未婚夫离开西安时也“送给他们一本题了字的《飘》”[3]。赠书给未婚夫妇的情境重现并非巧合，作者在《绿色的回声》[4]及《我心荡漾》[5]中都隐隐指涉这一点，并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塔》是受混血儿塔玛拉与他人订婚刺激后的灵感产物。再结合远景版中经修改后的那句话：“我送那混血女孩子上车离西安时，曾对她说过”，可以推测出该“犹太少女”原型即无名氏创作《塔》前后分别的恋人——中俄混血儿塔玛拉。
然而，个人情感只能是艺术整容的次要考量因素，艺术本身的完善必定是首要缘由。无名氏从远景版开始就删除了“我”与“犹太少女”交往的一大段文字，该段文字详细分析了“友谊很难维持”的原因是两人“处事逻辑”不同，并具体写了女孩的处事逻辑是“凡男人都是害女人骗女人的”，而“我”的处事逻辑是“必须对任何人特别是女子好”。之后又写了我去西安车站送她和未婚夫离开，并“赠给他们《飘》”云云，都与无名氏自传《绿色的回声》中情节[4]高度相近。李伟在为无名氏所作传记中描述《塔》有“无名氏个人经历的大量投影”[3]，此处我与犹太少女的交往失败的原因分析即隐射了我与塔玛拉恋爱失败的真正原因。虽说无名氏能描绘出凄婉爱情正因为期间熔铸了个人恋爱悲剧，但此段对“我”的恋爱经历的详细描述则显得画蛇添足，不仅与故事主体在内容上无关，而且不能作为其旁证或补充。删除反而显得语言精练，逻辑清晰。此外，无名氏在“文革”中已把自己与塔玛拉由恋爱到分手的经历详细记录在《绿色的回声》中，此处再写显得重复。由此看来，这场局部整形是成功的。
当我们重返那句话：“在送那犹太女孩子离开西安的时我曾向她说过：‘凡美丽总是忧郁的，一个人最忧郁的时候，也就是她最美丽的时候’”仅修改而并未完全删去的缘由时，无名氏创作心态之变迁开始显形。远景版中将“犹太女孩”改为“混血女孩”，定本中将“混血女孩”改为“女孩”，从字面意义上看，这种修改是由特指到模糊指代的过程。笔者认为，初版本中“犹太女孩”即远景版中“混血女孩”，但定本中的“女孩”则不一定指“混血女孩”。初版本中“犹太女孩”原型就是混血女孩塔玛拉，年轻的作者刻意写为“犹太女孩”容易造成欲盖弥彰，掩饰失恋的痛苦之感。1984年“远景版”是经历了作者三次（即1981年春于杭州；1982年3月1日于杭州；1983年3月14日于香港。前两次修改本都未出版，第三次修改后才由远景社正式出版[1]）修改后的版本。此时无名氏已年逾花甲，无疑是抱着冷静心态审视成名作的，将“犹太女孩”改为“混血女孩”反而显出不避讳早年“绯闻”的坦诚。
定本中的“混血女孩”被改为“女孩”，此模糊指代再次使旅行者们浮想联翩。据李伟为所作传记记载，在与塔玛拉彻底决裂到1987年第五次修改完成这段时间，无名氏又经历了与赵无华的生死恋，与妻子刘菁十年婚姻的破裂，与西湖女的地下恋和与马福美的黄昏恋[3]。此处的“女孩”到底指谁呢？无名氏精心为叙事者“我”和罗的故事本身所营造的痴情氛围无疑被冲淡了，作者的刻意“坦诚”反而给旅行者们带来了更多遐想，这令笔者喟叹。
三、隐匿的尾声——“塔”的冲破与重筑
上述两节中旅行者们饱尝了“同情”与“暧昧”的滋味，但甜的吃多了总容易发腻。本节中笔者将换个口味，烹饪最后的奇幻大餐，尝试引领他们进入最深层的梦境，满足每个人心中大反转之渴望。
得到旅行者们公认的是，《塔》一文中最玄奥的密码都隐藏在初版本尾声中《牧羊神》故事里。那么，作者对它的遮蔽或隐匿无疑是对文本重要象征物“塔”之意蕴的解剖与重塑。
无名氏对此的大幅删改主要体现在修正定本中，整个《牧羊神》故事被简略为两句话：“书名《塔里的女人》是我的一位好友所写的散文篇名。此文内容，倒是这一故事象征性的旁注。”其实，《塔》一文的书名和尾声都是无名氏受友人罗吟圃启发所作。无名氏曾自述：“《塔》的书名和初版尾声都由吟圃兄提供”[3]，并在另一散文中写下：“黎薇原名瞿侬。近几年才知道她是我那位美国好友罗吟圃妻子陈蕴华的知己。男主角原型是鼓楼医院化验科主任周善同。”[6]这说明无名氏已领悟到罗吟圃当时虽未告诉自己“黎薇”原型是妻子陈蕴华挚友，但那时他所传达暗示的书名和尾声素材无疑是最大的“点睛之笔”——因为吟圃正是这场恋爱悲剧的见证人之一。既然是“点睛之笔”，无名氏为何要在定本中对其进行大幅删改呢？
笔者认为只能从牧羊神故事本身寻找答案。故事讲述了一个痴情女子的悲剧，女子的恋人有了新欢，但仍将其囚禁在塔里。女子在塔里等了几十年都没等到恋人，但她仍念着恋人的好直到老死。由此我们发现，男人的抛弃和女人的自弃被述说为一个关于囚禁/释放的初始情景。 艺术完善为无名氏删改《牧羊神》故事的首要目的。故事初衷是阐释文题“塔里的女人”，但当无名氏1987年最后一次修改时，《塔》早已是经典名作，老读者们对故事情节了如指掌，如果再买新版本，那么大多也是为收藏而并非做版本研究。他们大多关注的是故事情节而不会深究当年让自己痴迷的小说为何叫此名。同时，初读者由于对旧版本的“无知”也不会思索该问题，因此删去说理故事反而避免被诟病结局冗长，或陷入模式化泥淖。若真是有心人，则会从无名氏在定本中增加的话“《塔里的女人》是我的一位好友所写的散文篇名。此文内容倒是这一故事象征性的旁注”中看出些端倪，甚至找寻到底是哪位好友所写的哪篇文章。
另一意图指向文本所要传达的哲理本身。尾声中《牧羊神》的故事是作为小说主体的旁注出现的，然而仔细分辨后旅行者不难发现故事中的女人和黎薇虽有相似性，但悲剧成因并不同。小故事仅仅是恋人薄幸，女子痴情的人类普遍寓言，造成罗圣提与黎薇的恋爱悲剧的因素要复杂得多（据上文分析，这些复杂因素在被增加的罗的大段心灵搏斗过程中已得到充分展现）。此外，尾声前一章结尾处的“四条小鱼”的哲理（三个版本都没有改动），即是无名氏借罗之口阐述自己对这场悲剧的深刻反思。小说主体已是“故事加反思”的模式，此处再引入一个这样的模式就显得重复。无名氏从《牧羊神》故事中得出的哲理是“女人永远在塔里”，“塔”或许由“别人、自己或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此处“人所不知道的力量”本意是为了补充“四条小鱼”的哲理，但不免让人觉得突兀，故弄玄虚。因此，删改故事附带了形式与意蕴的双重飞升。然而，这真的是无名氏最想要的么？他是否真的冲破了“塔”状艺术困境呢？
当旅行者们重返这个具有原型意味的小故事时，或许会生成异见。无名氏曾向他们言明故事的唯一结论是“女人永远在塔里”，“塔”或许由“别人、自己或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并警醒道：“请求你们能真正醒过来！”笔者认为此言不仅提醒热恋中的人们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把爱情当成一切，而且是在安慰失恋者不要自我封闭，从回忆之塔的微笑中走出来找寻新的幸福，更是期望人们把握“四条小鱼”的道理，避免恋爱悲剧。最后一重意蕴则以作者自省为底色。叙事者“无名氏先生”（“我”）已经在“觉空”拳打下醒过来，但此时现实中的无名氏却一次次陷入塔玛拉的温柔陷阱，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作者在运笔时亦祈祷自己能下定决心从爱情美梦中清醒。
正如钱理群所说，文本结束时作者请求“你们能真正醒过来”，但“作者，读者，连同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真正醒的过来么？而且，真正醒过来了，又怎么样呢？”[7]。钱文言下之意即作者、读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不可能真正醒过来。笔者认为作者、读者、旅行者甚至自身，即使领悟了恋爱失败的道理，下次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进入情人所造之“塔”，纵使飞蛾扑火般的奉献只能换来一时眷恋也在所不惜（无名氏一生风流却孤独终老的例子足以证明）。无论是谁，自身多么清醒或反复被旁人敲打，情爱魔障总是冲不破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冲不破，叙事者“我”冲不破，旅行者们甚至笔者自身也无法冲破。毕竟情人的红唇是那么魅惑，爱人的呓语是那样深情款款，太多美好的瞬间是任何第三者都无法打扰的，不管能拥抱多久残留的眷恋也足以回味余生。作者再怎么隐匿删改，改变不了的始终是情爱中的痴缠与哀怨。无论《牧羊神》故事是否被删去，囚禁与释放的缠绕撕扯着的真相都永远萦绕小说本身，幻化为难以冲破的“塔”状梦魇。当然这不仅是男女主人公、叙事者“我”、或旅行者及笔者的梦魇，而且象征作者难以逃离的艺术困境。每一次试图突破的作者或我们，只是陷入另一出更深梦魇的囚禁中。也许，这场兜兜转转的心灵之旅最终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座打不碎冲不破的梦魇之“塔”。
参考文献：
[1]无名氏.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283.
[2]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学林出版社，2005：142.
[3]李伟.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珠海出版社，1999：2-308.
[4]无名氏.绿色的回声.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55.
[5]无名氏.我心荡漾.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148.
[6]无名氏.塔里·塔外·女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16.
[7]钱理群.《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
关键词： 《塔里的女人》 修改 同情心 暧昧“塔”
流传至今的艳情小说《塔里的女人》（以下简称《塔》）曾经历过作者的数次“整形”。广州花城出版社于1995年1月刊行的修正定本自序中，无名氏遗憾地指出：“这些出版社所采用的，全是四十多年前上海真善美出版公司的旧版本。新版前后五次修改，现在已属最后定本。”[1]这具体的五次修改在该版结尾处详细附录，即“1944年夏写于西安；1981年春第一次修改于杭州；1982年3月1日第二次修改于杭州；1983年3月14日第三次修改于香港；1986年1月第四次修改于台北；1987年3月5日第五次修改于台北”[1]。进入无名氏对成名作多次修改后生成的不同文本后，笔者发现她们相互指涉、缠绕着的朦胧意蕴似乎指向一个最大的谜团：难以驱散的“塔”状梦魇。笔者认为解谜是一场有趣的旅行，尤其是针对作家艺术心灵困境与可能的追踪，最令人心驰神往。
旅行伊始，版本沿革梳理会为我们提供导游图。考虑到无名氏这一冷门景点的独异性，横跨海峡的视域是我们的必备质素。在扫描所有可查版本后，笔者认为之于分析文本内容修改有价值的仅有三种，即与初版本内容相同的版本（下文论述时取贾植芳主编现代都市小说专辑中包含的真善美公司1948年版影印本）、台北远景出版社1984年所出版本及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修正定本。最富革命性的改造被作者赋予这些版本，大刀阔斧背后隐现的是被压抑的激情，还是眼泪虚饰的同情呢？抑或只是一场难以逃离的梦魇罢了。无论如何，行者们确信如下三处密码（最显著的修改）的破解即可被视作“旅行的意义”。
一、“弥合”的可行性——“偷窃”同情心
人气最高的景点总会被要求翻修，男主人公罗圣提（以下简称罗）的心理斗争复杂化即是应需策略。无名氏自述修改初衷源于读者建议，即“全书写得不错，但就是男主角把女朋友让给别人的理由还不够”，要使“悲剧性转变情节较复杂一些”[2]。经过版本比对，笔者发现修改成果主要体现在修正定本第六章中。为弥合叙事“断崖”，无名氏于此大幅增加了罗的心灵搏斗历程。伴随着男主人公割爱之举的复杂化，煽情语言的涌现成功帮助无名氏“窃取”了几滴原本属于女主角黎薇的同情之泪。
此章开头就被华丽丽地扩容为罗的心灵独白。首先，作者强调了“割爱”缘由有三：其一乃“人言可畏”；其二是“薇已29岁”，再让她等待太自私；其三强调罗找不到冲出困境的方法，因为“前进、后退、等待”都不合情理。上述三“难”融合成无名氏为窃取旅行者们同情心而炮制出的首道虐心大菜。
其次，无名氏将罗识人之误刻意外推的行为可谓独具慧眼。作者将罗之情敌方的介绍人“陈院长”形象丰富为“器重扶掖”罗，与罗感情非常好的“前辈”，且增加了方家是陈家世交的细节，又为心灵搏斗增加了一大看点——人情因素。
更重要的是，初版本中罗在与方初次见面后回到家中，即和薇传达了方的爱慕，而中间仅有一小段心理描写：“为了摆脱我的痛苦，我常常想有一位理想男子出现在薇的身边，代替我，比我更能给薇幸福。现在这理想男子果然出现了，我素日怀抱的牺牲决心也可以完成了。”笔者由此归纳出罗让爱于方的缘由：第一，为自我解脱；第二，认为方是比自己更能给薇幸福；第三，为完成自我牺牲。这些理由是在罗几乎没有思想斗争的情况下就得出的，带给旅行者们明显的叙事裂隙感与悖谬感。在修正定本中，无名氏将此段扩充为七百多字，原本几小时的心理描写被扩展为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这样，叙事转换由烂尾楼摇身一变为精巧景致。首先，修改后的文字强调了“流言蜚语”固然“可怖”，但罗不是怕自己痛苦而是怕薇名誉受损才出此下策。渲染“自我牺牲”为“一种极大诱惑力”的“新的生机”，刻意营造一种神秘召唤，转移了旅行者的注意力。其次，罗下决心时“咬紧牙关”忍痛之举、向薇介绍方是“醉醺醺”的嫉妒感与“实在无效，那就作罢”的庆幸感也彰显男主人公的痴情，这些与罗对“武断答应方的要求”之悔恨感一起，共同冲淡了初版本中罗身上的大男子主义色彩。再者，阐明罗口风本是“活络”的，只因不知实际情形是“方急而不是是陈急”，迫于人情才答应赴宴，也帮助了他将责任外推。
这些错综复杂的小径萦绕而成的叙事迷宫，看似给偷窃“同情心”后逃离的无名氏提供了更高成功率，但仍未能迷惑部分聪明的旅行者。叙事断崖在这些旅行者眼中仍未得到弥合，笔者就是其中一员。可以说，此顽疾只能得到缓解，但不可能被弥合。无名氏选取的盘根错节的弥合策略被笔者简括为“神秘感 悔过心 人情味”，纵使他出色完成了任务，叙事顽疾的病灶仍未被祛除。
无名氏惯用的毁灭性技法是古典主义的，但在述说情爱本身时却又太现代。两性交往似乎总能和速食火锅一样迅速升温或冷却，《塔》中的男女也不例外。薇与罗的相互追逐看似迂回酝酿了许久，但一本日记就把他们的心事给卖了的技法未免简陋，之后迅速转入如胶似漆状态的刻画时露骨描写难免沦入艳情小说圈套。这些质素确实是难以被作家彻底舍弃的吸睛之笔，造成了修改后的文本仍未能裹挟来改头换面之感。但凡事讲求匹配，若不是一砖一瓦累积出来的深爱，则如何能渴求一场大殉情呢？无论怎么弥合，怎么填充，怎么引渠，《塔》中被述说的情爱充其量只是一条窄溪，即使盘旋升华只能祈求降下几滴同情眼泪而已。转瞬即逝的煽情效应并一定与技能的炫酷程度成正比，弥合之虚妄性营造出无名氏艺术突围失败后的悲凉感。那么，他还能找到别的出路么？旅行者们为此开始转向一条新线路。 二、暧昧的指涉——叙事者与“犹太少女”
当文本中男主人公偷窃来的同情心无法安抚旅行者们的疲惫时，如同影子般漂浮在他们心灵上空的另一叙事者就开始受到追捧。《塔》引子与尾声中登场的叙事者“我”和罗一样也是情场失意者，只不过“我”不是负心汉而是被辜负者。笔者觉察到，出现在“我”回忆中的爱人形象经历过“装扮”，从初版本到修正定本发生了较显著的衍化。
初版本第一章中，“我”详细叙述与犹太少女的交往的一大段文字在远景版和定本中均被删去，但奇怪的是，初版本中涉及该女孩的一句话“在送那犹太女孩子离开西安的时我曾向她说过”在后两版中却未被完全删除，只是在遭遇了局部“微整形”后得以幸存。远景版将其改为：“我送那混血女孩子上车离西安时，曾对她说过”，定本简化为：“我曾向一个女孩子说过”。笔者认为作者对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的两次“微整形”是耐人寻味的。无名氏既然舍得删去“我”与犹太少女的交往的一大段文字，那么为何不干脆删去这句话，而是只对其进行微调呢？
八卦作者的情史是旅行者们乐意做的，这的确为解惑带来了帮助。笔者对初版本中“我”在送犹太少女及未婚夫离开西安时赠予他们《飘》，并题字祝福他们新婚生活“像小说名字一样，飘，飘，飘”的情节一直很在意。后来在阅读李伟为无名氏所著传记时果然发现了雷同场景——无名氏送爱人塔玛拉及其未婚夫离开西安时也“送给他们一本题了字的《飘》”[3]。赠书给未婚夫妇的情境重现并非巧合，作者在《绿色的回声》[4]及《我心荡漾》[5]中都隐隐指涉这一点，并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塔》是受混血儿塔玛拉与他人订婚刺激后的灵感产物。再结合远景版中经修改后的那句话：“我送那混血女孩子上车离西安时，曾对她说过”，可以推测出该“犹太少女”原型即无名氏创作《塔》前后分别的恋人——中俄混血儿塔玛拉。
然而，个人情感只能是艺术整容的次要考量因素，艺术本身的完善必定是首要缘由。无名氏从远景版开始就删除了“我”与“犹太少女”交往的一大段文字，该段文字详细分析了“友谊很难维持”的原因是两人“处事逻辑”不同，并具体写了女孩的处事逻辑是“凡男人都是害女人骗女人的”，而“我”的处事逻辑是“必须对任何人特别是女子好”。之后又写了我去西安车站送她和未婚夫离开，并“赠给他们《飘》”云云，都与无名氏自传《绿色的回声》中情节[4]高度相近。李伟在为无名氏所作传记中描述《塔》有“无名氏个人经历的大量投影”[3]，此处我与犹太少女的交往失败的原因分析即隐射了我与塔玛拉恋爱失败的真正原因。虽说无名氏能描绘出凄婉爱情正因为期间熔铸了个人恋爱悲剧，但此段对“我”的恋爱经历的详细描述则显得画蛇添足，不仅与故事主体在内容上无关，而且不能作为其旁证或补充。删除反而显得语言精练，逻辑清晰。此外，无名氏在“文革”中已把自己与塔玛拉由恋爱到分手的经历详细记录在《绿色的回声》中，此处再写显得重复。由此看来，这场局部整形是成功的。
当我们重返那句话：“在送那犹太女孩子离开西安的时我曾向她说过：‘凡美丽总是忧郁的，一个人最忧郁的时候，也就是她最美丽的时候’”仅修改而并未完全删去的缘由时，无名氏创作心态之变迁开始显形。远景版中将“犹太女孩”改为“混血女孩”，定本中将“混血女孩”改为“女孩”，从字面意义上看，这种修改是由特指到模糊指代的过程。笔者认为，初版本中“犹太女孩”即远景版中“混血女孩”，但定本中的“女孩”则不一定指“混血女孩”。初版本中“犹太女孩”原型就是混血女孩塔玛拉，年轻的作者刻意写为“犹太女孩”容易造成欲盖弥彰，掩饰失恋的痛苦之感。1984年“远景版”是经历了作者三次（即1981年春于杭州；1982年3月1日于杭州；1983年3月14日于香港。前两次修改本都未出版，第三次修改后才由远景社正式出版[1]）修改后的版本。此时无名氏已年逾花甲，无疑是抱着冷静心态审视成名作的，将“犹太女孩”改为“混血女孩”反而显出不避讳早年“绯闻”的坦诚。
定本中的“混血女孩”被改为“女孩”，此模糊指代再次使旅行者们浮想联翩。据李伟为所作传记记载，在与塔玛拉彻底决裂到1987年第五次修改完成这段时间，无名氏又经历了与赵无华的生死恋，与妻子刘菁十年婚姻的破裂，与西湖女的地下恋和与马福美的黄昏恋[3]。此处的“女孩”到底指谁呢？无名氏精心为叙事者“我”和罗的故事本身所营造的痴情氛围无疑被冲淡了，作者的刻意“坦诚”反而给旅行者们带来了更多遐想，这令笔者喟叹。
三、隐匿的尾声——“塔”的冲破与重筑
上述两节中旅行者们饱尝了“同情”与“暧昧”的滋味，但甜的吃多了总容易发腻。本节中笔者将换个口味，烹饪最后的奇幻大餐，尝试引领他们进入最深层的梦境，满足每个人心中大反转之渴望。
得到旅行者们公认的是，《塔》一文中最玄奥的密码都隐藏在初版本尾声中《牧羊神》故事里。那么，作者对它的遮蔽或隐匿无疑是对文本重要象征物“塔”之意蕴的解剖与重塑。
无名氏对此的大幅删改主要体现在修正定本中，整个《牧羊神》故事被简略为两句话：“书名《塔里的女人》是我的一位好友所写的散文篇名。此文内容，倒是这一故事象征性的旁注。”其实，《塔》一文的书名和尾声都是无名氏受友人罗吟圃启发所作。无名氏曾自述：“《塔》的书名和初版尾声都由吟圃兄提供”[3]，并在另一散文中写下：“黎薇原名瞿侬。近几年才知道她是我那位美国好友罗吟圃妻子陈蕴华的知己。男主角原型是鼓楼医院化验科主任周善同。”[6]这说明无名氏已领悟到罗吟圃当时虽未告诉自己“黎薇”原型是妻子陈蕴华挚友，但那时他所传达暗示的书名和尾声素材无疑是最大的“点睛之笔”——因为吟圃正是这场恋爱悲剧的见证人之一。既然是“点睛之笔”，无名氏为何要在定本中对其进行大幅删改呢？
笔者认为只能从牧羊神故事本身寻找答案。故事讲述了一个痴情女子的悲剧，女子的恋人有了新欢，但仍将其囚禁在塔里。女子在塔里等了几十年都没等到恋人，但她仍念着恋人的好直到老死。由此我们发现，男人的抛弃和女人的自弃被述说为一个关于囚禁/释放的初始情景。 艺术完善为无名氏删改《牧羊神》故事的首要目的。故事初衷是阐释文题“塔里的女人”，但当无名氏1987年最后一次修改时，《塔》早已是经典名作，老读者们对故事情节了如指掌，如果再买新版本，那么大多也是为收藏而并非做版本研究。他们大多关注的是故事情节而不会深究当年让自己痴迷的小说为何叫此名。同时，初读者由于对旧版本的“无知”也不会思索该问题，因此删去说理故事反而避免被诟病结局冗长，或陷入模式化泥淖。若真是有心人，则会从无名氏在定本中增加的话“《塔里的女人》是我的一位好友所写的散文篇名。此文内容倒是这一故事象征性的旁注”中看出些端倪，甚至找寻到底是哪位好友所写的哪篇文章。
另一意图指向文本所要传达的哲理本身。尾声中《牧羊神》的故事是作为小说主体的旁注出现的，然而仔细分辨后旅行者不难发现故事中的女人和黎薇虽有相似性，但悲剧成因并不同。小故事仅仅是恋人薄幸，女子痴情的人类普遍寓言，造成罗圣提与黎薇的恋爱悲剧的因素要复杂得多（据上文分析，这些复杂因素在被增加的罗的大段心灵搏斗过程中已得到充分展现）。此外，尾声前一章结尾处的“四条小鱼”的哲理（三个版本都没有改动），即是无名氏借罗之口阐述自己对这场悲剧的深刻反思。小说主体已是“故事加反思”的模式，此处再引入一个这样的模式就显得重复。无名氏从《牧羊神》故事中得出的哲理是“女人永远在塔里”，“塔”或许由“别人、自己或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此处“人所不知道的力量”本意是为了补充“四条小鱼”的哲理，但不免让人觉得突兀，故弄玄虚。因此，删改故事附带了形式与意蕴的双重飞升。然而，这真的是无名氏最想要的么？他是否真的冲破了“塔”状艺术困境呢？
当旅行者们重返这个具有原型意味的小故事时，或许会生成异见。无名氏曾向他们言明故事的唯一结论是“女人永远在塔里”，“塔”或许由“别人、自己或人所不知道的力量”造成，并警醒道：“请求你们能真正醒过来！”笔者认为此言不仅提醒热恋中的人们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把爱情当成一切，而且是在安慰失恋者不要自我封闭，从回忆之塔的微笑中走出来找寻新的幸福，更是期望人们把握“四条小鱼”的道理，避免恋爱悲剧。最后一重意蕴则以作者自省为底色。叙事者“无名氏先生”（“我”）已经在“觉空”拳打下醒过来，但此时现实中的无名氏却一次次陷入塔玛拉的温柔陷阱，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作者在运笔时亦祈祷自己能下定决心从爱情美梦中清醒。
正如钱理群所说，文本结束时作者请求“你们能真正醒过来”，但“作者，读者，连同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真正醒的过来么？而且，真正醒过来了，又怎么样呢？”[7]。钱文言下之意即作者、读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不可能真正醒过来。笔者认为作者、读者、旅行者甚至自身，即使领悟了恋爱失败的道理，下次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进入情人所造之“塔”，纵使飞蛾扑火般的奉献只能换来一时眷恋也在所不惜（无名氏一生风流却孤独终老的例子足以证明）。无论是谁，自身多么清醒或反复被旁人敲打，情爱魔障总是冲不破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冲不破，叙事者“我”冲不破，旅行者们甚至笔者自身也无法冲破。毕竟情人的红唇是那么魅惑，爱人的呓语是那样深情款款，太多美好的瞬间是任何第三者都无法打扰的，不管能拥抱多久残留的眷恋也足以回味余生。作者再怎么隐匿删改，改变不了的始终是情爱中的痴缠与哀怨。无论《牧羊神》故事是否被删去，囚禁与释放的缠绕撕扯着的真相都永远萦绕小说本身，幻化为难以冲破的“塔”状梦魇。当然这不仅是男女主人公、叙事者“我”、或旅行者及笔者的梦魇，而且象征作者难以逃离的艺术困境。每一次试图突破的作者或我们，只是陷入另一出更深梦魇的囚禁中。也许，这场兜兜转转的心灵之旅最终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座打不碎冲不破的梦魇之“塔”。
参考文献：
[1]无名氏.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283.
[2]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学林出版社，2005：142.
[3]李伟.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珠海出版社，1999：2-308.
[4]无名氏.绿色的回声.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55.
[5]无名氏.我心荡漾.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148.
[6]无名氏.塔里·塔外·女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216.
[7]钱理群.《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