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多年前，原本庞大的照相机变得小巧，方便的赛璐璐胶片开始应用，普通人也能玩摄影了。
　　那时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就有不少业余的摄影者。美国人西德尼·甘博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摄影者，大多只关心建筑或者植物，但西德尼·甘博却在前后25年里，先后四次访华，走遍了十几个省份和无数的城镇村落，用4654张照片，记录下那个变革中的中国。
　　在杭州，摄影爱好者们有个约定
　　13岁那年，西德尼·甘博的父亲，送给儿子一台5×7大画幅相机。那是1903年，父亲并非是勉励儿子以后要成为摄影师，而是——相机，这种精密的机械产品，其实是父亲的个人爱好。3年前，他还送给儿子一个望远镜。
　　甘博很喜欢相机这种新奇的玩意，从初中到高中，他就摆弄着这台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闻名校园。
　　照片记录的，只有校园生活，未见更广阔的世界。但机会很快来临。甘博一高中毕业，父母就带上他和他的弟弟，前往日本、朝鲜以及中国旅游。
　　甘博的祖父，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甘博的父亲，原本也在宝洁公司任职，但因为健康原因，他决定提前退休。那是1908年，恰好日本、朝鲜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来邀请，便有了甘博这次远东之行。
　　那时还是清朝。在杭州，一面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面则是城里的阿Q和村里的闰土，还过着几千年不变的生活。但是，当年的甘博见到了什么，现在不得而知——照片没有保存下来。
　　在杭州，摄影爱好者们聚到了一起。邀请甘博一家访华的传教士罗伯特·费奇爱好摄影，还有一位在四川成都教书的奈特教授过来，带来了他在四川拍摄的照片。年轻人对照片里的四川发生了兴趣，费奇便许诺说，如果你有机会再来，我就带你去深入内地去。
　　旅行很快结束，甘博回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自然地理。当其他新生还茫茫不知所措，抑或是纵情玩乐之时，甘博已经开始为校刊拍照挣钱了。到了大学二年级，甘博用挣到的114美元的巨款，买一台Graflex半自动相机。
　　这台相机，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就是一个“大黑匣子”，并不出奇。但对甘博而言，意义重大。甘博后来感慨到，这部相机是他人生的一部分，拍下了普林斯顿、克什米尔诸峰、富士山、伏尔加河上的游船，还有中国的长江三峡，以及北京的紫禁城……
　　1912年，甘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又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社会经济学。1916年，甘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第二年，他便带着相机，第二次来到中国。
　　初识成都，满目疮痍
　　费奇果不食言，便同甘博，还有另一位杭州的基督教牧师一起，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一路向西，目的地是深处内陆的四川。
　　三个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走在一起，一路都要引起围观。甘博泰然自若，戏称自己和同伴是“美国三人大马戏团”。
　　但来到成都，甘博所见，却非一片祥和景象，而是满目疮痍。1911年以后的四川，内乱不停，各路军阀多次在成都大打出手。在1917年，先有刘罗之战，川军将领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扎在皇城的滇军罗佩金部，罗佩金将煤油喷射在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则用大炮、地雷进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上，死伤无数。之后，又有刘戴之战，将繁华的成都毁于一旦。
　　在陕西街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顶楼，甘博拍下了当时成都的鸟瞰图。照片中的皇城城墙、明远楼等清晰可见，但皇城边鳞次栉比的民居，却只剩断壁残垣。原建于公元16世纪成都皇城坝旁的永靖街皇城清真寺也受到严重破坏。
　　上翔街的法国领事馆，也在军阀混战中遭了殃。在甘博拍下的照片里，领事馆的房屋被炸开，在西式的壁炉边，木檩和瓦砾散落一地。
　　皇城的城墙，也被炸开了。开口子的地方，站满了看热闹的成都居民。妇女们则很高兴，她们终于有机会参观这个有些神秘的皇城了，随便进。
　　不过，甘博的兴趣，更多在田野上那些没有鞋子穿的人。在遂宁，他遇到一个盲眼乞丐，这个乞丐撑着一把奇怪的伞，伞同时又是他的拐杖。夏天大太阳，穷人们还是要劳作，双手不得空，只能随便找些树枝编成帽子。小孩没衣服穿，裸身背着草筐，大人则背着比人还高的稻谷，在路上，与搬家具的大车、抬棺材的人一起，缓缓而行。甘博呢，就坐在轿子上，且行且拍照。照片还要配上说明文字，便用支在三脚架上的打字机完成。
　　比甘博更悠闲的人，其实也不少。青城山有道士，船上有水手，二郎庙有人烧纸，乞丐忙着抽烟。
　　拍照，并非他的“本职工作”
　　结束四川之行，甘博赶往北京，又赶上了1917年天津那场大水灾。那时天津大半个城区被淹，数十万居民流离失所。在甘博的照片里，教堂倒映在洪水中，街道成了河道，房屋只剩了木架子。为了躲避洪水，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挑在担子上。

　　等甘博到了北京，已是1918年底，一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紫禁城就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庆祝。甘博的目光，则落在了一个贵妇人身上。贵妇人身穿丝绸，站得久了有点累，就坐在紫禁城里的大铜香炉台上小歇。她嘴上叼着一根长烟嘴，鼻子上挂着圆形无框的眼镜，斜眼观看着庆典仪式。她的女仆身穿布衣站在一旁，为主人拿着一个暖手的炭炉。
　　到了1919年，甘博又拍下了“五四运动”。照片里，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组成“救国十人团”，又在街头演讲山东问题的细节，号召人们购买国货、抵制日货。警察将学生逮捕，并将他们关押在临时监狱。
　　在这之后，甘博回到美国。5年之后他又回来了。不凑巧，这次他赶上了“五卅”惨案、孙中山葬礼。
　　不过，拍照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他作为一名志愿者，先后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负责城镇和乡村调查。在一群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他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跟踪了北京283个家庭的每日收支状况，完成了《北京的社会调查》《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等著作。
　　后来他回到美国，又对当时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办人晏阳初所作的“定县实验”产生兴趣，便于1931年第四次来华。他前往定县展开社会调查，之后写出《定县——华北农村社会》，这本书也成为西方史学界研究20世纪中国乡村的必读课本。而他在定县拍的照片，则被制成书中的插图，作为佐证。
　　甘博并不知道到他“玩票”拍摄的那些照片有多少价值，这些见证变革中的中国的照片，便被遗忘在他家的阁楼中。他的女儿于1984年偶然发现了照片，如获至宝。照片便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的城市进行巡回展览。现在，这些照片保存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网站上，便可以浏览到这些关于中国的4674张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