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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歌站在古今、中外交汇的十字路口，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因而也具备多维阐释的基础。西方诗歌带来的影响巨大，差不多使中国诗歌改头换面，因而欧化痕迹很重。辨识这种脉络，需要一种通透的历史观和恰当的评价，如洪子诚所言：“一般来说，我们总是从现实的关注点上去把握和梳理‘过去的记忆’的。历史叙述从事实上是现在和过去的相遇，是它们之间展开的对话。如果‘过去’不能转化为‘现在’的问题，它们就很可能不会成为我们的‘记忆’，不会成为‘历史事实’，可能会在时间之流中遗漏、消失。”目的决定途径。新文化运动旨在通过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启蒙，与传统断裂的力度前所未有，这是主流；但我们不能忽视文化保守主义的潜流，它们自有魅力。
当现实的关注点发生转移，历史记忆的边界也会得到重新拓展。如今开始逐步寻求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重塑文化自信，就无法回避对新文化运动的正确评价，以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当时的选择同情之理解。不然，前后失据，无从谈起。尤其，现代诗的焦点也从变革诗体形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向寻求自身的突破转变，从更大程度上的“载道之诗”向更纯粹、更感性的“求艺之诗”回归。中国传统诗歌资源得到再次开发，新旧诗之间贯通、传承的一面本应受到更多重视。
潘建伟也正看到了这一点，“新诗的发展需要继承中国古典传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要承接起传统，至少得了解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近年来，他致力于考证新旧诗坛的互动情形，发掘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全面呈现了民国前二十五年新旧诗坛对立、互通的复杂关系。翻译感发创作，创作影响翻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旧体译诗研究》一书是他这方面研究的心得，也是他对新旧诗体关系探索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旧体”、“译诗”，书名所传递的是此书写作的宏大学术背景。核心议题在于，在古今、中西的译学视野中，西方诗引入汉语世界后如何处理与固有诗歌传统的关系。
这与钱锺书所关注的译诗问题不谋而合。书的“下编”部分，选取姚茫父、章士钊、吴宓、陈铨、郁达夫、朱光潜、朱自清和钱锺书作为个案，分别阐释他们的译诗实践与翻译理念。其中，作者对钱锺书着墨最多，该章也是全书最具理论深度、最为出彩的部分。可以见出，作者思路的开展是追随着钱氏的步伐，力图从古今、中西的广阔视野中，证明中国固有诗体的独特价值，丰富译诗的可能性。
古代文学考据式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反义理论在书中实现结合。对“异化—归化”概念的再解读，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保障，翔實的材料则是全书丰满的血肉。“不薄新诗爱旧诗”，通过将外文诗、对应的旧体译诗与新体译诗并举，潘建伟贴近文本肌理，逐词逐行地分析了每首诗的新、旧译诗之高下，其理论视野广阔，而起论证心思细腻。
“影响不创造任何事物，它只是唤醒。”中国现代诗歌征途之初的丰富图景，来源于优秀的诗人对西方的好东西的内化，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历史叙述是从现实关注点出发，对过去的把握，而当下的事实又与历史事实遥相呼应。过去既存在于当下的理念中，也存在于当下的事实中。今天的文学史在称许新体诗的活力、指责旧体诗的腐朽时，不自觉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诗发生的前三十年里，诗人们费力继承着旧诗传统，他们几乎是浸淫在这个传统之中。对于他们而言，否定旧诗传统，用西诗改造中国诗，既是时代需求，也并非奢侈之举。但当代中国诗歌过于执着于形式的欧化，却是积重难返的痼疾。潘建伟在“结论”部分作出如是假设：“如果在一个中、西交融的时代而又没有‘启蒙’与‘救亡’的压逼，中国文人的才华一方面在诗、词、曲等传统诗歌样式去伸展，另一方面在新的诗体中去发挥，我们或许可以预想得到：旧体译诗的成绩肯定大得多，而新体译诗也不会受到如是广泛的质疑。”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这或许值得骄傲，但留下的种种隐患却不能不引起深思。只有在足够深厚的土壤中，外来影响才能够真正激发多重可能性，而在浅薄的土层之上，只会引起转瞬即逝的风沙。“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则不乏，变则其久”，变与通始终相伴。
译诗史应当从不同角度去打量，译诗实践也应当具有更多元化的尝试与批评标准。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艺术的发展决不会在路上抛弃什么东西，也不会把莎士比亚、荷马或‘马格达林宁’时期的石画家都变成老朽。这种发展也许是精炼化，当然是复杂化。”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厚重的传统或是一种负担，但文化的发展绝不可能建立在对传统的无知之上。历史记忆是前行之路必需的行囊，回归之途必然的方向。当然，由于学科划分的精细化，人们掌握知识的整体性已不复从前，外语系缺乏国文根基，中文系外语素养不足，加之旧体诗创作式微，优秀的旧体译诗在当代更难觅踪迹。
1917年至1949年间的旧体译诗，是译诗史上被忽略已久的风景，对它们的整理弥合了学术谱系的断裂，丰富了二十世纪译诗史的空间。对当下，这段历史为译诗实践提供了可能，以旧体译诗资源，正可以周济当代译诗，使其逐渐摆脱“现代焦虑症”的阴影。
（潘建伟：《中国现代旧体译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当现实的关注点发生转移，历史记忆的边界也会得到重新拓展。如今开始逐步寻求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重塑文化自信，就无法回避对新文化运动的正确评价，以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当时的选择同情之理解。不然，前后失据，无从谈起。尤其，现代诗的焦点也从变革诗体形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向寻求自身的突破转变，从更大程度上的“载道之诗”向更纯粹、更感性的“求艺之诗”回归。中国传统诗歌资源得到再次开发，新旧诗之间贯通、传承的一面本应受到更多重视。
潘建伟也正看到了这一点，“新诗的发展需要继承中国古典传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要承接起传统，至少得了解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近年来，他致力于考证新旧诗坛的互动情形，发掘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全面呈现了民国前二十五年新旧诗坛对立、互通的复杂关系。翻译感发创作，创作影响翻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旧体译诗研究》一书是他这方面研究的心得，也是他对新旧诗体关系探索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旧体”、“译诗”，书名所传递的是此书写作的宏大学术背景。核心议题在于，在古今、中西的译学视野中，西方诗引入汉语世界后如何处理与固有诗歌传统的关系。
这与钱锺书所关注的译诗问题不谋而合。书的“下编”部分，选取姚茫父、章士钊、吴宓、陈铨、郁达夫、朱光潜、朱自清和钱锺书作为个案，分别阐释他们的译诗实践与翻译理念。其中，作者对钱锺书着墨最多，该章也是全书最具理论深度、最为出彩的部分。可以见出，作者思路的开展是追随着钱氏的步伐，力图从古今、中西的广阔视野中，证明中国固有诗体的独特价值，丰富译诗的可能性。
古代文学考据式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反义理论在书中实现结合。对“异化—归化”概念的再解读，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保障，翔實的材料则是全书丰满的血肉。“不薄新诗爱旧诗”，通过将外文诗、对应的旧体译诗与新体译诗并举，潘建伟贴近文本肌理，逐词逐行地分析了每首诗的新、旧译诗之高下，其理论视野广阔，而起论证心思细腻。
“影响不创造任何事物，它只是唤醒。”中国现代诗歌征途之初的丰富图景，来源于优秀的诗人对西方的好东西的内化，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历史叙述是从现实关注点出发，对过去的把握，而当下的事实又与历史事实遥相呼应。过去既存在于当下的理念中，也存在于当下的事实中。今天的文学史在称许新体诗的活力、指责旧体诗的腐朽时，不自觉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诗发生的前三十年里，诗人们费力继承着旧诗传统，他们几乎是浸淫在这个传统之中。对于他们而言，否定旧诗传统，用西诗改造中国诗，既是时代需求，也并非奢侈之举。但当代中国诗歌过于执着于形式的欧化，却是积重难返的痼疾。潘建伟在“结论”部分作出如是假设：“如果在一个中、西交融的时代而又没有‘启蒙’与‘救亡’的压逼，中国文人的才华一方面在诗、词、曲等传统诗歌样式去伸展，另一方面在新的诗体中去发挥，我们或许可以预想得到：旧体译诗的成绩肯定大得多，而新体译诗也不会受到如是广泛的质疑。”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这或许值得骄傲，但留下的种种隐患却不能不引起深思。只有在足够深厚的土壤中，外来影响才能够真正激发多重可能性，而在浅薄的土层之上，只会引起转瞬即逝的风沙。“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则不乏，变则其久”，变与通始终相伴。
译诗史应当从不同角度去打量，译诗实践也应当具有更多元化的尝试与批评标准。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艺术的发展决不会在路上抛弃什么东西，也不会把莎士比亚、荷马或‘马格达林宁’时期的石画家都变成老朽。这种发展也许是精炼化，当然是复杂化。”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厚重的传统或是一种负担，但文化的发展绝不可能建立在对传统的无知之上。历史记忆是前行之路必需的行囊，回归之途必然的方向。当然，由于学科划分的精细化，人们掌握知识的整体性已不复从前，外语系缺乏国文根基，中文系外语素养不足，加之旧体诗创作式微，优秀的旧体译诗在当代更难觅踪迹。
1917年至1949年间的旧体译诗，是译诗史上被忽略已久的风景，对它们的整理弥合了学术谱系的断裂，丰富了二十世纪译诗史的空间。对当下，这段历史为译诗实践提供了可能，以旧体译诗资源，正可以周济当代译诗，使其逐渐摆脱“现代焦虑症”的阴影。
（潘建伟：《中国现代旧体译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