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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平时查阅民国报刊时，陆续发现了多篇未被《洪深文集》、《洪深研究专集》、《洪深文抄》、《洪深戏剧论文集》及其他作品集收录或提到的洪深集外佚文，并辑得《洪深年谱长编》失载的一些有关洪深演讲活动的史料。兹将这些佚文与史料择要介绍与整理出来，以供研究界参考。
1926年1月，洪深的《基督教与文学》发表在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于1925年10月在苏州创刊，由中华基督教文社主办编辑，东吴大学出版发行，实际负责人为沈嗣庄，主要撰稿者有赵紫宸、米星如、陈勋、谢颂羔、沈从文、朱维之等人。洪深的这篇文章采用文言的形式，主要论述了基督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层次清晰，观点明确。他首先说明文学为“人生之记录”，而文学之范围极广，主要记录人的思想与情感。接着他将欧西的思想感情分为三个时期，“自希腊之兴至罗马帝国之灭亡为第一期”，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基督教兴起;“基督教起以希腊之人文哲学，此为第二期”，基督教宣扬皈依上帝，给广大受剥削的穷苦人民以心灵的慰藉;十七八世纪至今为第三期，基督教内部分裂，分歧争执不断，人民深受其桎梏，物质的解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掀起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洪深总结道，中古以后的欧西文学深受基督教影响，若“不解基督教之精神”，则无法理解欧西的文学。洪深留学美国多年，对基督教与西欧文学之间关系理解颇深。
1927年夏，何应钦夫人、白崇禧夫人、李宗仁夫人、郭泰祺夫人和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郑毓秀博士等发起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为募集捐款举办游艺会和剧艺会。为确保剧艺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妇女慰劳会专门成立了剧务团队，由洪深负责排演。上海妇女慰劳会与戏剧协社联合公演了《少奶奶的扇子》。在剧艺会开演前夕，《上海画报》记者黄梅生与徐志摩、周瘦鹃、江小鹣等专门策划、编辑了一册《上海妇女慰劳会剧艺特刊》，由上海大东书局印制，1927年8月出版，内收发起人、主要演员便装、戏装照片三十余幅，收录徐志摩、余上沅、周瘦鹃、鄂吕弓等人所撰之文，洪深《戏剧与时代》一文即刊于此。他在文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戏剧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戏剧与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其材料仍是人生，而戏剧是最“写实的艺术，利用了一部分特殊的人事去解释批评普遍的永久的人生”，是“充满了人生的艺术”;二是戏剧与时代紧密相关，它是“特殊环境所发生之思想与情感的结果”，因而“都有时代色彩的”。洪深主张戏剧的思想和情感要切合时代的变化，并举例说明，他反思自己近来重排的《少奶奶的扇子》“有许多思想与情感已经不甚切合时代。虽然主要戏（母女间爱的牺牲）不甚受影响，然而这个剧本总是过时的作品了”。
1928年5月，洪深的《慰劳的心》收入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党军》（“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纪念特刊”）。刊前有题字及发刊词。收录了《什么叫作党军》（何应钦）、《党军的特点》（周佛海）、《党军中之党务问题》（范熙绩）等二十七篇文章，《安慰》（寒霜）、《慰劳的心》（洪深）、《“是，妈妈！”》（赵景深）等三篇小说，《可怜的伤兵》（霁光）等四首诗，以及党军的音乐、编制，特别党部组织、法令、文告等。扉页登有《本刊启事》：“本刊为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各夫人所发起，承各地文武同志纷纷惠寄鸿文，欣感殊深！惟之慰劳会结束以后，各夫人均已星散，负责无人，致将稿件搁置，直至本年二月，始由龚霁光同志担任编辑，交由中华书局代印，旋以校对、印刷、装订各种手续耽延至今，始克出版，未能与爱读诸君早日见面，尚希谅之！”可知，《党军》由何、白、李、郭等夫人发起，因慰劳会结束之后无人负责，耽延出版。虽然《党军》上标明《慰劳的心》为小说体裁，实际上此文是洪深坐兵车前往南京途中的见闻。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记载与他同车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之间的交谈，兵士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乡音，互相谈笑。通过与他们交流，洪深觉得他们“十分和蔼可亲”，不禁感慨道：“我爱他们的乐观的精神，纯洁真挚的精神，自由平等的精神。”第二部分写他自己的感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和宽裕的财力，只能“做做白话戏”，为兵士们讲述了法国作家法朗士所写的小说《神庙中的耍戏法者》中的故事，并以耍戏法者自比，奉献了自己一份真诚的心。
1935年，华北形势愈加严峻，日本侵略者勾结军阀逮捕左翼分子。洪深将妻女送往上海，他只身留在山東大学。12月26日，作新年献词《民国廿五年元旦》，1936年1月1日发表在《青岛时报·增刊》上。照录如下：
我们决不失去民族的自信，
我们的希望，是和别的民族共存。
我们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自存。
我们没有一点悻心：
期望别人来替我们打退敌人;
更不期望少数人的苛免，让大多数人去牺牲！
我们对于已经造成的不幸，可以不必报复，但须觅一条合理的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怀着必死之心，
以求我们应当有的生存！
在民族存亡之关头，洪深呼吁大家“决不失去民族的自信”，“要怀着必死之心，以求我们应当有的生存”！可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之信心与决心。这一期“元旦特刊”上除刊登洪深的献词，还有何应钦、王世杰、于右任、陈绍宽等人的手迹和献词。
1947年9月14日，洪深的《电影的社会学》发表在永安《中央日报·生活》第一百零九期上。这篇文章首先肯定了电影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接着介绍了电影的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认为电影社会学即为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范畴研究电影的理论。主要推荐了道尔的《电影的社会学》，此书是关于英国电影观众的调查报告，总结了电影对观众的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切实地影响了观众的是非爱憎的标准;二是可能影响观众的物质生活方式，观众有意模仿银幕上人物的衣食住行乐各方面;三是于无形中影响了观众的生活理想与生活计划。这些影响刺激有正、反方面之分，正面的可使观众坚强自己而从事于正当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反面的则易使观众只求成功而不择手段，容易在一切“反社会”的诱惑面前屈服。
1934年7月16日起，上海青年会智育部为提倡电影研究，约请电影名家举办暑期电影研究讲演会，周一至周日每日下午五时半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有洪深的《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许幸之的《世界电影概观》、郑天秋的《中国电影发达史》、沈西苓的《电影的ABC》、司徒慧敏的《音响效果研究》、程步高的《最近中国电影之趋势》、吴村的《明日的中国电影及其姿态》等演讲。演讲班完全公开，任何人均可前去参加。7月16日，洪深讲《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同年7月18日，刊登在《新闻报本埠附刊》，题名《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上海青年会电影演讲第一讲题》，署名熊记;7月27日，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8月4日，又载《青岛时报·电影周刊》第四十九期。这篇演讲从科学上的基本知识讲起，先介绍戏剧的两种文化表现，他认为“戏剧是直接的，在视觉上，看一件故事比讲的效力大，在听觉上，对话使观众了解社会和人生”，并举了莎士比亚戏剧和戏剧中张学良与请愿学生对话的例子进行具体说明。接着，介绍电影是用科学方法把看见的听到的都记录下来，并阐释其工作原理。有声电影的产生，先是利用留声机将声音与动作合并起来，因留声机器片转得快，而改用电机马达使影机与唱盘同步，并取得成功，这种有声电影通常被唤作“维太风”。而声音则是通过收音机收在片子上的，并介绍当时所用的两种收音机的方法：Varible Density和Variable Area。有色电影形成的科学方法，最初是利用水调颜色来描画的，很不可取。当时使用的科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Technic Color，一种是Multiple Color，都利用了物理上色之加减原理。虽然有声电影和有色电影的原理讲起来很是复杂，洪深在演讲的过程中举了不少生活中的例子进行说明，做到深入浅出，将电影方面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大众。这篇演讲文末标明：“本文未经讲者修正，如有错误，由记者负责。”1936年5月，洪深的《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发表在《快乐家庭》第一卷第三期;同年8月7日，又刊于《民报·影谭》，与此前演讲内容吻合，并无出入。
1935年10月，我国第一所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成立，余上沅任校长一职，聘请应云卫、田汉、曹禺、马彦祥、章泯、洪深、王家齐等人到校任教。同年12月6日，洪深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发表《戏剧与人生》的演讲。12月21日，《戏剧与人生——十二月六日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讲演》发表在《华北日报·戏剧与电影》第七十六期，署名洪深讲，张之湘记。张之湘，山东泰安人，早期就读于山东省立剧院，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7年6月毕业，为第一届正科毕业生，任职于中华戏剧学会。抗战期间他积极从事电影、戏剧活动，导演了《祖国》，在抗战中逝世。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期间，他还记录田汉的演讲《戏剧与社会》、熊佛西的《中国戏剧运动的两大出路》等。洪深的这篇演讲“从最初的戏剧讲起，逐代地把它与人生的关系加以说明，以确定戏剧在人生中所处的地位”。他首先介绍戏剧起源于跳舞，而舞蹈有战争的和打猎的，都与原始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后来慢慢发展为娱乐活动。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便产生了宗教舞蹈，加入了简单故事，“其目的就在借此把前人的功绩表演出来，以引起后辈的敬仰与努力。这也是以组织生活为目的的”。原始人的跳舞后来就渐渐脱化成了戏剧。接着，他谈到希腊悲剧的初型，即为每年春冬两次祭神会，因对于死去的祖先、英雄的敬仰，在追悼会上演他们的事迹。希腊灭亡后，罗马時代产生了宗教剧。随着民众的加入，戏剧又成为民众的东西。戏剧经历了由流动的车上舞台到固定的舞台剧，以英国戏剧为例，“有四种：一是本地风光的，二是历史的，三是摹仿希腊的，四是外国的”，而最值得注目的是英国土产的作品，许多戏剧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以此说明“戏剧也是不能离开人生的”。随之，又举法国的例子，路易十四时代主张古典主义，摹仿希腊，提倡“三一律”，描写的是当时的生活，如莫里哀的作品内容便是批判当时人生的。当人们过厌了那种严谨虚饰的生活，于是有了求解放的要求，表现在戏剧上便有了所谓浪漫主义，正说明了“戏剧因人生而变迁，同时进而组织人生”。法国有一时期，因剧作家言论自由受限，不敢在作品中发言，戏剧便重技巧而轻内容，如易卜生的戏剧。洪深最后总结道：“戏剧永远是组织人生，批判人生，并领导人生的。”正如“悲剧是造成人们一种感情态度的东西”，感情态度与人生关系密切。并由此而联系现实，在国家局势严峻的情况下，从事戏剧工作者要有自己的社会使命，不要自卑也不要自高，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在洪深看来，“戏剧与人生，犹之军乐与军队，它可以鼓起军队的勇气制胜敌人，它虽不如军士们来得直接有力，可是它也是最需要的”。
相信这些集外遗珠，会得到读者与学界的珍视，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与研究洪深其人其文。
一、洪深集外佚文
1926年1月，洪深的《基督教与文学》发表在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于1925年10月在苏州创刊，由中华基督教文社主办编辑，东吴大学出版发行，实际负责人为沈嗣庄，主要撰稿者有赵紫宸、米星如、陈勋、谢颂羔、沈从文、朱维之等人。洪深的这篇文章采用文言的形式，主要论述了基督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层次清晰，观点明确。他首先说明文学为“人生之记录”，而文学之范围极广，主要记录人的思想与情感。接着他将欧西的思想感情分为三个时期，“自希腊之兴至罗马帝国之灭亡为第一期”，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基督教兴起;“基督教起以希腊之人文哲学，此为第二期”，基督教宣扬皈依上帝，给广大受剥削的穷苦人民以心灵的慰藉;十七八世纪至今为第三期，基督教内部分裂，分歧争执不断，人民深受其桎梏，物质的解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掀起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洪深总结道，中古以后的欧西文学深受基督教影响，若“不解基督教之精神”，则无法理解欧西的文学。洪深留学美国多年，对基督教与西欧文学之间关系理解颇深。
1927年夏，何应钦夫人、白崇禧夫人、李宗仁夫人、郭泰祺夫人和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郑毓秀博士等发起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为募集捐款举办游艺会和剧艺会。为确保剧艺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妇女慰劳会专门成立了剧务团队，由洪深负责排演。上海妇女慰劳会与戏剧协社联合公演了《少奶奶的扇子》。在剧艺会开演前夕，《上海画报》记者黄梅生与徐志摩、周瘦鹃、江小鹣等专门策划、编辑了一册《上海妇女慰劳会剧艺特刊》，由上海大东书局印制，1927年8月出版，内收发起人、主要演员便装、戏装照片三十余幅，收录徐志摩、余上沅、周瘦鹃、鄂吕弓等人所撰之文，洪深《戏剧与时代》一文即刊于此。他在文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戏剧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戏剧与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其材料仍是人生，而戏剧是最“写实的艺术，利用了一部分特殊的人事去解释批评普遍的永久的人生”，是“充满了人生的艺术”;二是戏剧与时代紧密相关，它是“特殊环境所发生之思想与情感的结果”，因而“都有时代色彩的”。洪深主张戏剧的思想和情感要切合时代的变化，并举例说明，他反思自己近来重排的《少奶奶的扇子》“有许多思想与情感已经不甚切合时代。虽然主要戏（母女间爱的牺牲）不甚受影响，然而这个剧本总是过时的作品了”。
1928年5月，洪深的《慰劳的心》收入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党军》（“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纪念特刊”）。刊前有题字及发刊词。收录了《什么叫作党军》（何应钦）、《党军的特点》（周佛海）、《党军中之党务问题》（范熙绩）等二十七篇文章，《安慰》（寒霜）、《慰劳的心》（洪深）、《“是，妈妈！”》（赵景深）等三篇小说，《可怜的伤兵》（霁光）等四首诗，以及党军的音乐、编制，特别党部组织、法令、文告等。扉页登有《本刊启事》：“本刊为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各夫人所发起，承各地文武同志纷纷惠寄鸿文，欣感殊深！惟之慰劳会结束以后，各夫人均已星散，负责无人，致将稿件搁置，直至本年二月，始由龚霁光同志担任编辑，交由中华书局代印，旋以校对、印刷、装订各种手续耽延至今，始克出版，未能与爱读诸君早日见面，尚希谅之！”可知，《党军》由何、白、李、郭等夫人发起，因慰劳会结束之后无人负责，耽延出版。虽然《党军》上标明《慰劳的心》为小说体裁，实际上此文是洪深坐兵车前往南京途中的见闻。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记载与他同车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之间的交谈，兵士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乡音，互相谈笑。通过与他们交流，洪深觉得他们“十分和蔼可亲”，不禁感慨道：“我爱他们的乐观的精神，纯洁真挚的精神，自由平等的精神。”第二部分写他自己的感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和宽裕的财力，只能“做做白话戏”，为兵士们讲述了法国作家法朗士所写的小说《神庙中的耍戏法者》中的故事，并以耍戏法者自比，奉献了自己一份真诚的心。
1935年，华北形势愈加严峻，日本侵略者勾结军阀逮捕左翼分子。洪深将妻女送往上海，他只身留在山東大学。12月26日，作新年献词《民国廿五年元旦》，1936年1月1日发表在《青岛时报·增刊》上。照录如下：
我们决不失去民族的自信，
我们的希望，是和别的民族共存。
我们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自存。
我们没有一点悻心：
期望别人来替我们打退敌人;
更不期望少数人的苛免，让大多数人去牺牲！
我们对于已经造成的不幸，可以不必报复，但须觅一条合理的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怀着必死之心，
以求我们应当有的生存！
在民族存亡之关头，洪深呼吁大家“决不失去民族的自信”，“要怀着必死之心，以求我们应当有的生存”！可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之信心与决心。这一期“元旦特刊”上除刊登洪深的献词，还有何应钦、王世杰、于右任、陈绍宽等人的手迹和献词。
1947年9月14日，洪深的《电影的社会学》发表在永安《中央日报·生活》第一百零九期上。这篇文章首先肯定了电影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接着介绍了电影的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认为电影社会学即为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范畴研究电影的理论。主要推荐了道尔的《电影的社会学》，此书是关于英国电影观众的调查报告，总结了电影对观众的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切实地影响了观众的是非爱憎的标准;二是可能影响观众的物质生活方式，观众有意模仿银幕上人物的衣食住行乐各方面;三是于无形中影响了观众的生活理想与生活计划。这些影响刺激有正、反方面之分，正面的可使观众坚强自己而从事于正当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反面的则易使观众只求成功而不择手段，容易在一切“反社会”的诱惑面前屈服。
二、洪深演讲史料
1934年7月16日起，上海青年会智育部为提倡电影研究，约请电影名家举办暑期电影研究讲演会，周一至周日每日下午五时半在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有洪深的《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许幸之的《世界电影概观》、郑天秋的《中国电影发达史》、沈西苓的《电影的ABC》、司徒慧敏的《音响效果研究》、程步高的《最近中国电影之趋势》、吴村的《明日的中国电影及其姿态》等演讲。演讲班完全公开，任何人均可前去参加。7月16日，洪深讲《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同年7月18日，刊登在《新闻报本埠附刊》，题名《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上海青年会电影演讲第一讲题》，署名熊记;7月27日，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8月4日，又载《青岛时报·电影周刊》第四十九期。这篇演讲从科学上的基本知识讲起，先介绍戏剧的两种文化表现，他认为“戏剧是直接的，在视觉上，看一件故事比讲的效力大，在听觉上，对话使观众了解社会和人生”，并举了莎士比亚戏剧和戏剧中张学良与请愿学生对话的例子进行具体说明。接着，介绍电影是用科学方法把看见的听到的都记录下来，并阐释其工作原理。有声电影的产生，先是利用留声机将声音与动作合并起来，因留声机器片转得快，而改用电机马达使影机与唱盘同步，并取得成功，这种有声电影通常被唤作“维太风”。而声音则是通过收音机收在片子上的，并介绍当时所用的两种收音机的方法：Varible Density和Variable Area。有色电影形成的科学方法，最初是利用水调颜色来描画的，很不可取。当时使用的科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Technic Color，一种是Multiple Color，都利用了物理上色之加减原理。虽然有声电影和有色电影的原理讲起来很是复杂，洪深在演讲的过程中举了不少生活中的例子进行说明，做到深入浅出，将电影方面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大众。这篇演讲文末标明：“本文未经讲者修正，如有错误，由记者负责。”1936年5月，洪深的《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发表在《快乐家庭》第一卷第三期;同年8月7日，又刊于《民报·影谭》，与此前演讲内容吻合，并无出入。
1935年10月，我国第一所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成立，余上沅任校长一职，聘请应云卫、田汉、曹禺、马彦祥、章泯、洪深、王家齐等人到校任教。同年12月6日，洪深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发表《戏剧与人生》的演讲。12月21日，《戏剧与人生——十二月六日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讲演》发表在《华北日报·戏剧与电影》第七十六期，署名洪深讲，张之湘记。张之湘，山东泰安人，早期就读于山东省立剧院，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1937年6月毕业，为第一届正科毕业生，任职于中华戏剧学会。抗战期间他积极从事电影、戏剧活动，导演了《祖国》，在抗战中逝世。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期间，他还记录田汉的演讲《戏剧与社会》、熊佛西的《中国戏剧运动的两大出路》等。洪深的这篇演讲“从最初的戏剧讲起，逐代地把它与人生的关系加以说明，以确定戏剧在人生中所处的地位”。他首先介绍戏剧起源于跳舞，而舞蹈有战争的和打猎的，都与原始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后来慢慢发展为娱乐活动。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便产生了宗教舞蹈，加入了简单故事，“其目的就在借此把前人的功绩表演出来，以引起后辈的敬仰与努力。这也是以组织生活为目的的”。原始人的跳舞后来就渐渐脱化成了戏剧。接着，他谈到希腊悲剧的初型，即为每年春冬两次祭神会，因对于死去的祖先、英雄的敬仰，在追悼会上演他们的事迹。希腊灭亡后，罗马時代产生了宗教剧。随着民众的加入，戏剧又成为民众的东西。戏剧经历了由流动的车上舞台到固定的舞台剧，以英国戏剧为例，“有四种：一是本地风光的，二是历史的，三是摹仿希腊的，四是外国的”，而最值得注目的是英国土产的作品，许多戏剧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以此说明“戏剧也是不能离开人生的”。随之，又举法国的例子，路易十四时代主张古典主义，摹仿希腊，提倡“三一律”，描写的是当时的生活，如莫里哀的作品内容便是批判当时人生的。当人们过厌了那种严谨虚饰的生活，于是有了求解放的要求，表现在戏剧上便有了所谓浪漫主义，正说明了“戏剧因人生而变迁，同时进而组织人生”。法国有一时期，因剧作家言论自由受限，不敢在作品中发言，戏剧便重技巧而轻内容，如易卜生的戏剧。洪深最后总结道：“戏剧永远是组织人生，批判人生，并领导人生的。”正如“悲剧是造成人们一种感情态度的东西”，感情态度与人生关系密切。并由此而联系现实，在国家局势严峻的情况下，从事戏剧工作者要有自己的社会使命，不要自卑也不要自高，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在洪深看来，“戏剧与人生，犹之军乐与军队，它可以鼓起军队的勇气制胜敌人，它虽不如军士们来得直接有力，可是它也是最需要的”。
相信这些集外遗珠，会得到读者与学界的珍视，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与研究洪深其人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