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学”多议伦常，而中国伦常的精神内核是什么？陈寅恪将其概括为“三纲六纪”，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
“纲纪”说被视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对各组伦常关系的高标准设计，如遇到李煜这样孱弱的君主，则期之以刘秀那样英明的君主；遇到卖友的郦寄，则期之以鲍叔牙那样忠诚的朋友。
两汉以来的纲常说将“三纲”与“五伦”并列论之（所谓“三纲五常”、“纲常名教”），推尊为中国文化的极境。其说较早的完整表述见之东汉班固撰《白虎通》之“三纲六纪”一目：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谓舅、厂师长、朋友也。……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疆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无论是汉至清对“纲常名教”的推崇，还是近代将其在“旧礼教”名下加以摒弃，都是把“三纲”说与“五伦”说捆绑在一起，以“三纲”为纲，“五伦”为目。然而，此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实际，置之概念生成史考察，“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着相通性，但二者又颇相差异，分别代表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不宜笼统处置，应当予以分梳，加以区别对待。而这种分梳与区别对待，或许正是当下国学教育的关键。
宗法社会的人伦观，并非铁板一块，而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系统，形成两种旨趣不同的传统。一种传统以“三纲”说为代表，最典型的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近人张之洞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足见“三纲”说作为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抵制民主、平权诉求。
另一种表述则是“五伦”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这种“五伦”说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
简言之，民本主义的上下关系论要领有二：
第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
《尚书》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此一精义的著名表述。老子从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立论：“故贵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毂，此非以贱为本耶。”正是从这种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的认识出发，孟子发出千古名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
《尚书》载周武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又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老子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如孟子所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荀子则有警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承袭于此。
至于夫妇一伦，“五伦”说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双向性要求。
在父子一伦上，主张“父慈子孝”，双向要求；
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
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
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之“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他指出：
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地区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也暗合了荀子的名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分，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
此皆为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
“三纲”说与“五伦”说旨趣各异，且其生成机制、成说时代，有性质之差、先后之别。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和封建分权之义，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
“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酿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屈从。
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遗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降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尊者、长者所喜好、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
时至近代，“三纲”说的元典性成为各思想流派别争论的焦点。
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内篇》中亟言“三纲”说来源于圣人之道，肯定其元典性：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三纲”说为扬弃对象，如活动于香港的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在1899年撰写的《〈劝学篇〉书后》批评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宣扬的“三纲”说，指出“三纲”说有悖于人道，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只应服从情理，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何启、胡礼垣特别揭示“三纲”说的非元典性：
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
三纲之说出于《礼纬》，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释之，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夫《礼纬》之书多资谶纬。以谶纬解经，无一是处，为其无实理之可凭也。
三纲者，不通之论也。
何启、胡礼垣在批评“三纲”说的同时，陈述“五伦”说的合理性，称其“通明”、“不偏”，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又进而指出，“五常之道，在孔子二千余年之前而已然”，即源自上古；同时，“凡尚理学如希腊等国，亦莫不以五伦为重”，足见“五伦”说是古今中外之通义。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区分“三纲”与“五伦”，他指出：后世动谓儒家言“三纲”“五伦”，非也，儒家只有“五伦”，并无“三纲”。这里说的“儒家”当然是指先秦原始儒家。梁氏此一辨析，与何启、胡礼垣相类似。
综上可见，古人、近人都不乏对“三纲”说与“五伦”说加以分梳的努力，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在扬弃“三纲”说的同时，用力开掘“五伦”说的宝贵精神资源，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
“五伦”说有别于专制主义政治伦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上与下的双向要求，具有协和性。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礼”与“臣忠”互动，方能达成君臣和谐，同舟共济。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亲、义、别、序、信”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成书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双向互动概括为：
父慈子孝 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 长惠幼顺 君仁臣忠
此后，关于“五伦”的双向性要求，还有多种大同小异的说法，最流行的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谊友信。”
“五伦”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而“各守职分”（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必须各尽义务）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这一思路包含“良性互动”、“双向要求”诸要义，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与救治，有助于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如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民族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以构建和谐社会。
以政府与民众关系为例，片面的单向要求，或者是对下的“专断”，或者是下对上的“民粹”，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丧失稳定祥和。
再以劳资关系为例，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置劳方利益于不顾，必将激化劳资矛盾，劳方如果强索超越企业承受力的要求，均有损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以民族关系而论，大民族的沙文主义与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都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谐共存。
环顾社会的诸种双边关系，“五伦”说阐扬的“互动”与“双向要求”至关紧要。
当然，传统的“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所谓“民享”与“民治”）给予法定性的肯定，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社会主义的本义便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成人际关系的祥和。我们今日创建和谐文化，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如“五伦”说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观照；同时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互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
“纲纪”说被视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是对各组伦常关系的高标准设计，如遇到李煜这样孱弱的君主，则期之以刘秀那样英明的君主；遇到卖友的郦寄，则期之以鲍叔牙那样忠诚的朋友。
两汉以来的纲常说将“三纲”与“五伦”并列论之（所谓“三纲五常”、“纲常名教”），推尊为中国文化的极境。其说较早的完整表述见之东汉班固撰《白虎通》之“三纲六纪”一目：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谓舅、厂师长、朋友也。……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疆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无论是汉至清对“纲常名教”的推崇，还是近代将其在“旧礼教”名下加以摒弃，都是把“三纲”说与“五伦”说捆绑在一起，以“三纲”为纲，“五伦”为目。然而，此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实际，置之概念生成史考察，“三纲”说与“五伦”说虽然都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宗法观念的表现，有着相通性，但二者又颇相差异，分别代表中国伦常观念的两种走势，不宜笼统处置，应当予以分梳，加以区别对待。而这种分梳与区别对待，或许正是当下国学教育的关键。
（一）伦理观的两种旨趣
宗法社会的人伦观，并非铁板一块，而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系统，形成两种旨趣不同的传统。一种传统以“三纲”说为代表，最典型的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近人张之洞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足见“三纲”说作为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抵制民主、平权诉求。
另一种表述则是“五伦”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间包含着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这种“五伦”说集中反映在《尚书》、《左传》、《孟子》、《老子》等先秦典籍的民本主义表述中。
简言之，民本主义的上下关系论要领有二：
第一，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
《尚书》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此一精义的著名表述。老子从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立论：“故贵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毂，此非以贱为本耶。”正是从这种下是上的基础，民众是立国根本的认识出发，孟子发出千古名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
《尚书》载周武王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又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老子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如孟子所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民本主义者的一个经常性论题，是“爱民”、“利民”，反对“虐民”、“残民”。孟子反复劝导国君“保民而王”，荀子则有警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八百载后，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对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论承袭于此。
至于夫妇一伦，“五伦”说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双向性要求。
在父子一伦上，主张“父慈子孝”，双向要求；
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
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济关系。
梁启超慧眼卓识，将“五伦”的精义称之“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他指出：
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言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地区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也暗合了荀子的名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分，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
此皆为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
（二）“五伦”说先于“三纲”说
“三纲”说与“五伦”说旨趣各异，且其生成机制、成说时代，有性质之差、先后之别。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和封建分权之义，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
“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酿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屈从。
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遗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降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尊者、长者所喜好、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
时至近代，“三纲”说的元典性成为各思想流派别争论的焦点。
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内篇》中亟言“三纲”说来源于圣人之道，肯定其元典性：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近代启蒙思想家则以“三纲”说为扬弃对象，如活动于香港的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在1899年撰写的《〈劝学篇〉书后》批评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宣扬的“三纲”说，指出“三纲”说有悖于人道，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只应服从情理，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何启、胡礼垣特别揭示“三纲”说的非元典性：
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
三纲之说出于《礼纬》，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释之，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夫《礼纬》之书多资谶纬。以谶纬解经，无一是处，为其无实理之可凭也。
三纲者，不通之论也。
何启、胡礼垣在批评“三纲”说的同时，陈述“五伦”说的合理性，称其“通明”、“不偏”，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又进而指出，“五常之道，在孔子二千余年之前而已然”，即源自上古；同时，“凡尚理学如希腊等国，亦莫不以五伦为重”，足见“五伦”说是古今中外之通义。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区分“三纲”与“五伦”，他指出：后世动谓儒家言“三纲”“五伦”，非也，儒家只有“五伦”，并无“三纲”。这里说的“儒家”当然是指先秦原始儒家。梁氏此一辨析，与何启、胡礼垣相类似。
综上可见，古人、近人都不乏对“三纲”说与“五伦”说加以分梳的努力，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在扬弃“三纲”说的同时，用力开掘“五伦”说的宝贵精神资源，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
（三）“五伦”说指示双向协和的社会秩序
“五伦”说有别于专制主义政治伦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上与下的双向要求，具有协和性。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礼”与“臣忠”互动，方能达成君臣和谐，同舟共济。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亲、义、别、序、信”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成书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双向互动概括为：
父慈子孝 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 长惠幼顺 君仁臣忠
此后，关于“五伦”的双向性要求，还有多种大同小异的说法，最流行的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朋谊友信。”
“五伦”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而“各守职分”（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必须各尽义务）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这一思路包含“良性互动”、“双向要求”诸要义，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与救治，有助于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如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民族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以构建和谐社会。
以政府与民众关系为例，片面的单向要求，或者是对下的“专断”，或者是下对上的“民粹”，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丧失稳定祥和。
再以劳资关系为例，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置劳方利益于不顾，必将激化劳资矛盾，劳方如果强索超越企业承受力的要求，均有损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以民族关系而论，大民族的沙文主义与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都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谐共存。
环顾社会的诸种双边关系，“五伦”说阐扬的“互动”与“双向要求”至关紧要。
当然，传统的“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所谓“民享”与“民治”）给予法定性的肯定，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下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社会主义的本义便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成人际关系的祥和。我们今日创建和谐文化，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如“五伦”说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观照；同时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互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