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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能记起第一次偶然间地走到东交民巷是在什么时候了,是不是有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影。
当秋日里夕阳的最后一抹余光照射在圣米厄尔教堂的米厄尔雕像上时,周围的一切也都显得平静、祥和。我想,这不关乎信仰,也许这里原本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曾忘记历史,但是时间似乎又不愿让我们总是回忆过去。每当夕阳西下路过东交民巷的圣米厄尔教堂,我的心中总会涌现出这样的想法。
我已经不能记起第一次偶然间地走到东交民巷是在什么时候了,是不是有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我甚至有些不相信这里就是历史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东交民巷”,可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心中却没有上历史课时那些复杂的情感,眼前只有安静,安静得连行人都很少。
1.5公里长的东交民巷,算是北京胡同里最长的一条了。现在我喜欢从巷子的东口一直走到巷子的西口,带着散步的心情。站在巷子的东口可以闻到“新侨三宝乐”面包房里飘出的香气,虽然“新侨三宝乐”的法餐已经不如它的面包知名了,却也曾是和莫斯科餐厅齐名西餐厅,充满了上一代人的回忆。相隔着崇文门西大街,另一边则是更加高档的“马克西姆”餐厅。转过头,便是同仁医院和北京医院,匆匆出入的人们脸上带着焦急或欣喜,人生如是。往前走,这一段原是德国人的地界。若不是有着样式奇怪的阳台,大概很多人会错过那座不太起眼的德式小楼——原来的阿东照相馆。从孙中山的临终留影,到北平沦陷再光复的影像,许多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照片都出自这里。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系列。1936年风尘仆仆的斯诺带着他从陕甘宁地区采访的资料和胶卷,悄然回到北平。海达·哈默在这里亲手冲洗出了《毛泽东在陕北》,也就是毛泽东42岁那年头戴八角帽的黑白标准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课本几经完善,但是总少不了这张照片。
紫金宾馆——原先的比利时使馆,露出红色和绿色的屋顶。高大的砖墙挡住了漂亮的拱券是窗廊,只露出顶部的弧形。接着是圣米厄尔教堂的哥特式尖顶,其余的大部分身躯都被树枝遮挡。没有弥撒的时候铁门紧闭,却有拍婚纱照的新人推门而入。从围墙外向里张望,地上有飘落的树叶。台基厂大街相对于每日拥堵的车流来说显得窄小了些,教堂身后不远处是以松鼠桂鱼闻名的松鹤楼。
接下来东交民巷中间的一段路——原来的法国地界。旧法国使馆区大门借用了凯旋门的设计思路,视线越过高大的围墙只能扫到几栋建筑的屋顶,看不到的地方依靠想象。上世纪50年代,这里改建为迎宾馆,几乎接待过那一时期访华的所有外国元首,因国内政变而有家难回的西哈努克亲王,就曾前后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钓鱼台新建了国宾馆。我总是找不到机会去已经改成川菜馆的法国邮局里坐坐,虽然从窗口看去,装修简单而且“中国”了些,但是法式折衷主义的小房,青铜的灯盏、精致的插销和门把手总够吸引人了。
在东交民巷和正义路交汇的路口,是一座红白相间、混搭了各式风格的建筑——正金银行的旧址,窗框上拇指粗的铁栅栏至今仍然显眼。曾经出入这里的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不提也罢,可有一个人却不得不说——张恨水。1946年,北平《新民报》在这里正式创刊,张恨水时任北平社的经理和总编,并亲自主管《北海》、《鼓楼》与《天桥》3个副刊。刊载了张恨水长篇小说的《北海》,红到有人欲知后事而不惜跑到报馆贿赂编辑和排字工,《鼓楼》还走出了年少成名的诗人邵燕祥。直到1948年,张恨水从《新民报》辞职,也是结束了自己40年的新闻生涯。此后不久,北平《新民报》也结束了短暂的辉煌,被新成立的《北京晚报》取代。
向西走,还有更多。如今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的原日本使馆;对外友好协会是原意大利使馆;原德国使馆挂着“红都服装店”的招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家领导人订做服装的指定地点;原花旗银行大楼现在是北京警察博物馆,据说里面还能练练枪法。
一直到有着红色穹顶的钟楼出现在视线中,便是东交民巷与天安门广场相交的西口了。钟楼上的钟不算大,但至今依然准时。从旧地图上看来钟楼属于原美国使馆,对面的建筑应该是原法国医院。现在的外墙上呈现出刚刷过涂料的红色,一块醒目的白色砖雕将时间永远锁定在了1918—1919年。时光荏苒,钟楼上的时钟已经走过一百多年,建筑本身却被历史永远定格。我们从来不曾忘记历史,但是时间似乎又不愿让我们总是回忆着过去,我心中又涌出了这样的感觉。尽管街道上车水马龙,周围的一切在我眼中却显的平静、祥和,我走过的永远是这样一条东交民巷。
当秋日里夕阳的最后一抹余光照射在圣米厄尔教堂的米厄尔雕像上时,周围的一切也都显得平静、祥和。我想,这不关乎信仰,也许这里原本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曾忘记历史,但是时间似乎又不愿让我们总是回忆过去。每当夕阳西下路过东交民巷的圣米厄尔教堂,我的心中总会涌现出这样的想法。
我已经不能记起第一次偶然间地走到东交民巷是在什么时候了,是不是有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影。我甚至有些不相信这里就是历史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东交民巷”,可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心中却没有上历史课时那些复杂的情感,眼前只有安静,安静得连行人都很少。
1.5公里长的东交民巷,算是北京胡同里最长的一条了。现在我喜欢从巷子的东口一直走到巷子的西口,带着散步的心情。站在巷子的东口可以闻到“新侨三宝乐”面包房里飘出的香气,虽然“新侨三宝乐”的法餐已经不如它的面包知名了,却也曾是和莫斯科餐厅齐名西餐厅,充满了上一代人的回忆。相隔着崇文门西大街,另一边则是更加高档的“马克西姆”餐厅。转过头,便是同仁医院和北京医院,匆匆出入的人们脸上带着焦急或欣喜,人生如是。往前走,这一段原是德国人的地界。若不是有着样式奇怪的阳台,大概很多人会错过那座不太起眼的德式小楼——原来的阿东照相馆。从孙中山的临终留影,到北平沦陷再光复的影像,许多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照片都出自这里。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系列。1936年风尘仆仆的斯诺带着他从陕甘宁地区采访的资料和胶卷,悄然回到北平。海达·哈默在这里亲手冲洗出了《毛泽东在陕北》,也就是毛泽东42岁那年头戴八角帽的黑白标准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历史课本几经完善,但是总少不了这张照片。
紫金宾馆——原先的比利时使馆,露出红色和绿色的屋顶。高大的砖墙挡住了漂亮的拱券是窗廊,只露出顶部的弧形。接着是圣米厄尔教堂的哥特式尖顶,其余的大部分身躯都被树枝遮挡。没有弥撒的时候铁门紧闭,却有拍婚纱照的新人推门而入。从围墙外向里张望,地上有飘落的树叶。台基厂大街相对于每日拥堵的车流来说显得窄小了些,教堂身后不远处是以松鼠桂鱼闻名的松鹤楼。
接下来东交民巷中间的一段路——原来的法国地界。旧法国使馆区大门借用了凯旋门的设计思路,视线越过高大的围墙只能扫到几栋建筑的屋顶,看不到的地方依靠想象。上世纪50年代,这里改建为迎宾馆,几乎接待过那一时期访华的所有外国元首,因国内政变而有家难回的西哈努克亲王,就曾前后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的岁月。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钓鱼台新建了国宾馆。我总是找不到机会去已经改成川菜馆的法国邮局里坐坐,虽然从窗口看去,装修简单而且“中国”了些,但是法式折衷主义的小房,青铜的灯盏、精致的插销和门把手总够吸引人了。
在东交民巷和正义路交汇的路口,是一座红白相间、混搭了各式风格的建筑——正金银行的旧址,窗框上拇指粗的铁栅栏至今仍然显眼。曾经出入这里的侵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不提也罢,可有一个人却不得不说——张恨水。1946年,北平《新民报》在这里正式创刊,张恨水时任北平社的经理和总编,并亲自主管《北海》、《鼓楼》与《天桥》3个副刊。刊载了张恨水长篇小说的《北海》,红到有人欲知后事而不惜跑到报馆贿赂编辑和排字工,《鼓楼》还走出了年少成名的诗人邵燕祥。直到1948年,张恨水从《新民报》辞职,也是结束了自己40年的新闻生涯。此后不久,北平《新民报》也结束了短暂的辉煌,被新成立的《北京晚报》取代。
向西走,还有更多。如今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的原日本使馆;对外友好协会是原意大利使馆;原德国使馆挂着“红都服装店”的招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家领导人订做服装的指定地点;原花旗银行大楼现在是北京警察博物馆,据说里面还能练练枪法。
一直到有着红色穹顶的钟楼出现在视线中,便是东交民巷与天安门广场相交的西口了。钟楼上的钟不算大,但至今依然准时。从旧地图上看来钟楼属于原美国使馆,对面的建筑应该是原法国医院。现在的外墙上呈现出刚刷过涂料的红色,一块醒目的白色砖雕将时间永远锁定在了1918—1919年。时光荏苒,钟楼上的时钟已经走过一百多年,建筑本身却被历史永远定格。我们从来不曾忘记历史,但是时间似乎又不愿让我们总是回忆着过去,我心中又涌出了这样的感觉。尽管街道上车水马龙,周围的一切在我眼中却显的平静、祥和,我走过的永远是这样一条东交民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