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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十一”购物节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其成交额从最初的5 200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191亿元，到2016年的1 207亿元，再到2018年的2 135亿元。这些数据背后存在什么样的资本逻辑，又是利用了什么原理？以资本的角度看，双十一就像是每年一度的排位赛，可以给每位消费者的智商和阶级定序，从而让资本可以从消费者手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双十一也是一种形式的成本欺诈和社会福利倒退。
关键词：“双十一”购物节;经济原理;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F7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6-0104-0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资本的全部存在意义就是逐利，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中国的零售平台以及各家电商背后的资本也是一样。但是，他们怎么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也就是如何从我们手中赚取最多的利润呢？资本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要完善产品线布局，既卖便宜的又卖贵的，但都是以价换量，压榨消费者剩余。
一、“双十一”购物节表现出“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可以理解成相同的东西卖给不同人的价格不一样，总之就是想尽办法把东西多卖多赚钱。这些零售行业的幕后资本想实现“从富人手里多赚钱，从穷人手里少赚点钱，但要卖得更多”的终极目的，首先要解决的最大困难就是区分谁是富人、谁是穷人，才能区别定价，赚取更多消费者剩余。于是资本探索出了一条效率和准确性极高的方法，用来了解消费者所属的阶级和智商排位，并给每个人定序，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双十一购物节。
最开始几年的双十一确实是可以省到钱。当时市场也相对单纯，双十一只是一个以价换量的节日，就是双十一销量会暴增，作为商家虽然降了一点价，但吸引来了更多流量，最终还是获取了更多利润。但之后几年的双十一套路就变了。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的双十一规则越来越复杂，流程设计越来越烦琐，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和对比才能弄懂，这就用到了价格歧视原理。比如，买一款β耳机，平常的市场价稳定在5 000元，双十一来了，A类消费者的预算小于等于4 500元，他们从十月份就开始抢双十一购物红包和津贴，并且收集各種代金券，而且这段时间里为了完成平台红包要求，疯狂拉好友，在群里发链接求大家点击或注册，等到双十一那天，点进标着原价5 000元的β耳机页面，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代金券、津贴满减和引流奖励，以4500元买下。B类消费者的预算在4 500—5 000元之间，比如有4 800元，虽然想买β耳机，但是没有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计算，只想趁双十一购物的节点便宜点，于是他花了1个小时对比和研究各大平台双十一购物规则，以4 8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款平常5 000元的β耳机。C类消费者，预算6 000元以上，根本不在乎这样的优惠活动，也不会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想买耳机的时候就直接搜索。点进第一个搜索结果，他也没想着第一个结果是推广竞价排名，5 000元的β耳机卖6 000元，也没多想就下单了。D类消费者，没有预算这个概念，只不过已经有了α、γ、Δ一直到Ω等23个耳机，就缺个β集齐24个，他或许都不知道有双十一购物节这么个活动，直接经朋友介绍从零售商手中以15 000元买下。
由此看来，A类消费者，愿意用自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平台规则，制定计划、拉人攒积分、抢红包、换津贴等等，他愿意用大量时间去做这件事儿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时间价值比较低，经济水平也不高，愿意提前花一个月的时间去省这一点钱。由此可以看出，A类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非常高，如果没有双十一购物节，他们仅有的4 500元预算平时大概率是不会买5 000元β耳机的，那商家就永远赚不到A类消费者的钱。但是，经过双十一活动的筛选，资本通过这个排位赛以精力和时间价值为尺度定序到了这些经济水平比较低的群体，虽然对他们少赚了500元钱，但是也把他们的钱赚了，完成了以价换量。
同理，B类消费者也只不过预算可能稍微好一点，而资本也能利用双十一购物节这个排位赛精确区分A类和B类，虽然都是预算不多的群体，但根据他们研究优惠条款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不同，资本还是从B类消费者那里精准地多赚了那300多元钱，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而C类和D类消费者，他们虽然没参与双十一活动，但没参与和不关心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帮资本给他们定了序，你不给他们优惠券，他们也会买，甚至还会出高价买。至此，资本完成了两头赚钱。
二、“双十一”购物节体现了“消费者剩余”和“福利损失”
前文说的C类和D类高收入者，他们用高价买了β耳机，比5 000元多花出去那部分钱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剩余，资本就是用这种方式赚取了他们的消费者剩余。而A类和B类低收入者，少花的那部分钱就是福利损失的减少。因为如果定价5 000元不变，A类B类就觉得贵而不会下单，他们也就享受不到这款耳机，这个β耳机被生产出来但想用β耳机的人却用不上（A和B人群），这就是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过价格歧视，让这些原本用不上的人用上了，就减少了社会福利损失。
除了双十一购物节，还有在某连锁餐厅学生证可以打折、某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以及大数据也都是利用了价格歧视原理。价格歧视本来只是一个经济现象，但由于大数据的曝光，造成价格歧视这个经济学原理也好像成为了一种贬义。之前有新闻爆出在某电商平台不同人显示机票价格不一样、酒店价格不一样，还有某电商平台对会员显示的价格反而比非会员要贵，甚至外卖和电影票也出现了疑似情况，这些其实都是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做出的努力。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虽然它的名字叫歧视，但价格歧视对整个社会还是有积极一面的。如前文所说，一方面，它帮助了商家将产品卖给更多群体增加了盈利，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让低收入者也可以买到相同商品，只不过付出了时间、精力和人情，间接减少了社会整体福利损失。说到价格歧视和社会福利，以拼多多为例。拼多多的消费主力前几年在二三四线城市，虽然充斥着假冒、高仿和低质产品，但是它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在我国是肉眼可见的。第一，拼多多让本用不上某种商品的人因为某种形式的价格下降而能用上了。举个例子，拼多多上有几十块的VR设备，这个就是以补贴和低质作为代价，这种超低价使低收入者也可以接触到VR。第二，在我国的扶贫工作中，扶贫办非常重视贫困地区的交通，这是因为没有路，物资进不来，特产也卖不出去。但是后来修了路，发现还是卖不出去，于是找到京东和淘宝这些电商下乡轰轰烈烈搞了好久，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还是拼多多真正把东西卖出去了。第三，相对于双十一购物节，拼多多更多的是简单粗暴的补贴，从iPhone、Sony，到五粮液、茅台，拼多多好像赔本赚吆喝，换来了很多人对他们的免费宣传。拼多多总市值自2020年1月以来再超京东，成为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仅次于阿里、腾讯和美团。从资本角度上看，拼多多不但是优质资产，还间接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 三、“双十一”购物节背后的“比较成本”提高
如果说双十一活动利用价格歧视给大家定序并且获取更多消费者剩余的行为有利有弊，那么双十一活动的另一个特性就不是这样了——它大大提高了比较成本，或者叫搜寻成本。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比较成本降低，最大受益的是消费者。比如，淘宝有一个搜同款功能，假设还是买β耳机，相同型号全新耳机，用搜同款功能，整个市场上的β耳机的价格直接罗列在你眼前，你只要价格排序就可以找到最便宜的那个。但这个过程就变相加剧了商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价格上，经常出现5 000元的东西隔壁标个4 990元，我再标个4 980元，就为了获得在价格排名上的优势。这样的竞争就会促使资本最终发现这个商品的利润下限，消费者就可以最大程度渔翁得利。但是，现在有了双十一购物节就不一样了，商家们都采用了不同的且复杂的优惠算法，或是代金券，或是定金膨胀，或是阶梯型返现，或是满减，或是参加平台津贴，或是买三赠一，或是第二件半价，五花八门，普通人光对比两家就得算半天，更别说全网对比了，他可能确实让出了一些利润，但消费者的比较成本就大幅上升了。
本来电商是人类消费行为上的一次效率跃进，互联网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的时候，人们须得东一趟西一趟去打听才能获取价格信息进行比较。但是人类普及互联网应用后，就可以利用技术大幅降低比较成本。不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比较成本的下降，现在又被资本换了个方法给抵消了，商家会通过设置更加复杂的最终价格计算机制，来人为地增加商品和商家间的比较成本，对资本来说，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的原价格。这样大家不用再赤裸裸地打价格战了，不但减少了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比较成本下降而带来的强竞争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并且还高举着给大家发福利的大旗。
本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应该让商家比价更简单，让消费者得利，但双十一购物节这一套操作下来，又把消费者给绕进去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阿里上架了上万套特价房，覆盖全国多地热门学区，这些都可归为智商排位赛的复活赛。所谓的1元特价房，就是拍卖房。其实大家对“法拍房”并不陌生，在“房住不炒”的形式政策下，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房地产商、地方政府、机构和个人敢触碰。这里用特价“学区房”这种敏感词就是为了引流。但是“法拍房”有着很多负面特点。这些房子的上家不明，房子的所属权及背后产权不明、出让金、物业、取暖、水、电、煤气等各种费用的拖欠问题，税率远高于商品房，收房时候很容易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出售时并不会告知消费者，可以说又是一个消费陷阱。
四、结论
面对双十一购物节的套路和价格歧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反套路其实很简单，就是别贪便宜，不该买的别买。具体判定如下，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以下动作，包括且不限于：（1）收集大量优惠券;（2）拉好友点链接或者注册;（3）仔细研究了你要下单目标的优惠规则并已经有了策略;（4）按照商家或平台的规则积累了大量积分;（5）已经付了定金。如果你完成了这些，那就继续研究、继续买，因为你已经付出了你的时间、精力甚至人情了，这时你已经被资本用沉没成本锁定了。但对于想参加并没研究这么细的，或者只是关注双十一购物节凑热闹的，这时可以冷静考虑一下，你的时间、精力、人情，和这省下来的那点钱相比，哪个更贵？我们不要低估了自己的时间价值，双十一所屯的大量食品、日用品和消耗品最后都会成为家里仓库各种霉菌的营养来源。而且人的时间、精力和人情价值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高得多。资本是冷酷无情的，你节省下来的那点钱，它都会从别的方面以其他形式索要回来。面对消费狂欢，我们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了解其背后的经济原理。
参考文献：
[1] 贾尧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初探——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J].神州，2018，（22）.
[2] 丁德敏，论《金钱不能买什么》中的市场文化理念[J].汉字文化，2020，（21）.
[3] 申长富.社會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刍议[J].汉字文化，2019，（8）.
[4] 董梦佳，杨萍.物流融资模式与法律风险防范分析[J].物流科技，2018，（12）.
[5] 杨萍.基于物流企业的动产流动质押设立风险识别[J].物流科技2020，（7）.
[6] 高迪.金钱与市场的道德局限[J].文学教育（中），2018，（9）.
[7] 郭佳.基于功利主义视角的数字鸿沟问题探究[J].神州，2018，（36）.
[8] 莫艺祯.我国现代绿色物流发展浅探[J].物流科技，2018，（8）.
[9] 魏晓宇，魏嘉敏.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影视文化表达现状与问题[J].汉字文化，2020，（11）.
[10] 董梦佳.物流融资模式与法律风险防范分析[J].物流科技，2018，（12）.
[11] 马焕兰.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J].戏剧之家，2018，（29）.
[12] 韦璇.大数据背景下的物流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以顺丰为例[J].经营与管理，2021，（6）.
[13] 农春仕.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理论本质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9，（11）.
[14] 左丽丽.外卖企业配送模式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探究——以美团为例[J].经营与管理，2021，（3）.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Behind the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ZHU De-yi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turnover of the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increased from 52 million yuan in the first place to 19.1 billion yuan in 2012， 120.7 billion yuan in 2016 and 213.5 billion yuan in 2018. What kind of capital logic exists behind these data and what principles are u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double eleven is like an annual qualifying competition， which can give each consumer’s IQ and class order， so that capital can make more profits from consumers; at the same time， double 11 is also a form of cost fraud and social welfare retrogression.
Key words：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economic principles; data analysis
[责任编辑 柯 黎]
收稿日期：2021-07-13
作者简介：朱德熠（1996-），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关键词：“双十一”购物节;经济原理;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F7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6-0104-0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资本的全部存在意义就是逐利，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中国的零售平台以及各家电商背后的资本也是一样。但是，他们怎么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也就是如何从我们手中赚取最多的利润呢？资本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要完善产品线布局，既卖便宜的又卖贵的，但都是以价换量，压榨消费者剩余。
一、“双十一”购物节表现出“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可以理解成相同的东西卖给不同人的价格不一样，总之就是想尽办法把东西多卖多赚钱。这些零售行业的幕后资本想实现“从富人手里多赚钱，从穷人手里少赚点钱，但要卖得更多”的终极目的，首先要解决的最大困难就是区分谁是富人、谁是穷人，才能区别定价，赚取更多消费者剩余。于是资本探索出了一条效率和准确性极高的方法，用来了解消费者所属的阶级和智商排位，并给每个人定序，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双十一购物节。
最开始几年的双十一确实是可以省到钱。当时市场也相对单纯，双十一只是一个以价换量的节日，就是双十一销量会暴增，作为商家虽然降了一点价，但吸引来了更多流量，最终还是获取了更多利润。但之后几年的双十一套路就变了。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的双十一规则越来越复杂，流程设计越来越烦琐，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和对比才能弄懂，这就用到了价格歧视原理。比如，买一款β耳机，平常的市场价稳定在5 000元，双十一来了，A类消费者的预算小于等于4 500元，他们从十月份就开始抢双十一购物红包和津贴，并且收集各種代金券，而且这段时间里为了完成平台红包要求，疯狂拉好友，在群里发链接求大家点击或注册，等到双十一那天，点进标着原价5 000元的β耳机页面，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代金券、津贴满减和引流奖励，以4500元买下。B类消费者的预算在4 500—5 000元之间，比如有4 800元，虽然想买β耳机，但是没有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计算，只想趁双十一购物的节点便宜点，于是他花了1个小时对比和研究各大平台双十一购物规则，以4 8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款平常5 000元的β耳机。C类消费者，预算6 000元以上，根本不在乎这样的优惠活动，也不会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想买耳机的时候就直接搜索。点进第一个搜索结果，他也没想着第一个结果是推广竞价排名，5 000元的β耳机卖6 000元，也没多想就下单了。D类消费者，没有预算这个概念，只不过已经有了α、γ、Δ一直到Ω等23个耳机，就缺个β集齐24个，他或许都不知道有双十一购物节这么个活动，直接经朋友介绍从零售商手中以15 000元买下。
由此看来，A类消费者，愿意用自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平台规则，制定计划、拉人攒积分、抢红包、换津贴等等，他愿意用大量时间去做这件事儿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时间价值比较低，经济水平也不高，愿意提前花一个月的时间去省这一点钱。由此可以看出，A类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非常高，如果没有双十一购物节，他们仅有的4 500元预算平时大概率是不会买5 000元β耳机的，那商家就永远赚不到A类消费者的钱。但是，经过双十一活动的筛选，资本通过这个排位赛以精力和时间价值为尺度定序到了这些经济水平比较低的群体，虽然对他们少赚了500元钱，但是也把他们的钱赚了，完成了以价换量。
同理，B类消费者也只不过预算可能稍微好一点，而资本也能利用双十一购物节这个排位赛精确区分A类和B类，虽然都是预算不多的群体，但根据他们研究优惠条款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不同，资本还是从B类消费者那里精准地多赚了那300多元钱，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而C类和D类消费者，他们虽然没参与双十一活动，但没参与和不关心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帮资本给他们定了序，你不给他们优惠券，他们也会买，甚至还会出高价买。至此，资本完成了两头赚钱。
二、“双十一”购物节体现了“消费者剩余”和“福利损失”
前文说的C类和D类高收入者，他们用高价买了β耳机，比5 000元多花出去那部分钱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剩余，资本就是用这种方式赚取了他们的消费者剩余。而A类和B类低收入者，少花的那部分钱就是福利损失的减少。因为如果定价5 000元不变，A类B类就觉得贵而不会下单，他们也就享受不到这款耳机，这个β耳机被生产出来但想用β耳机的人却用不上（A和B人群），这就是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过价格歧视，让这些原本用不上的人用上了，就减少了社会福利损失。
除了双十一购物节，还有在某连锁餐厅学生证可以打折、某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以及大数据也都是利用了价格歧视原理。价格歧视本来只是一个经济现象，但由于大数据的曝光，造成价格歧视这个经济学原理也好像成为了一种贬义。之前有新闻爆出在某电商平台不同人显示机票价格不一样、酒店价格不一样，还有某电商平台对会员显示的价格反而比非会员要贵，甚至外卖和电影票也出现了疑似情况，这些其实都是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做出的努力。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虽然它的名字叫歧视，但价格歧视对整个社会还是有积极一面的。如前文所说，一方面，它帮助了商家将产品卖给更多群体增加了盈利，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让低收入者也可以买到相同商品，只不过付出了时间、精力和人情，间接减少了社会整体福利损失。说到价格歧视和社会福利，以拼多多为例。拼多多的消费主力前几年在二三四线城市，虽然充斥着假冒、高仿和低质产品，但是它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在我国是肉眼可见的。第一，拼多多让本用不上某种商品的人因为某种形式的价格下降而能用上了。举个例子，拼多多上有几十块的VR设备，这个就是以补贴和低质作为代价，这种超低价使低收入者也可以接触到VR。第二，在我国的扶贫工作中，扶贫办非常重视贫困地区的交通，这是因为没有路，物资进不来，特产也卖不出去。但是后来修了路，发现还是卖不出去，于是找到京东和淘宝这些电商下乡轰轰烈烈搞了好久，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还是拼多多真正把东西卖出去了。第三，相对于双十一购物节，拼多多更多的是简单粗暴的补贴，从iPhone、Sony，到五粮液、茅台，拼多多好像赔本赚吆喝，换来了很多人对他们的免费宣传。拼多多总市值自2020年1月以来再超京东，成为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仅次于阿里、腾讯和美团。从资本角度上看，拼多多不但是优质资产，还间接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 三、“双十一”购物节背后的“比较成本”提高
如果说双十一活动利用价格歧视给大家定序并且获取更多消费者剩余的行为有利有弊，那么双十一活动的另一个特性就不是这样了——它大大提高了比较成本，或者叫搜寻成本。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比较成本降低，最大受益的是消费者。比如，淘宝有一个搜同款功能，假设还是买β耳机，相同型号全新耳机，用搜同款功能，整个市场上的β耳机的价格直接罗列在你眼前，你只要价格排序就可以找到最便宜的那个。但这个过程就变相加剧了商家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价格上，经常出现5 000元的东西隔壁标个4 990元，我再标个4 980元，就为了获得在价格排名上的优势。这样的竞争就会促使资本最终发现这个商品的利润下限，消费者就可以最大程度渔翁得利。但是，现在有了双十一购物节就不一样了，商家们都采用了不同的且复杂的优惠算法，或是代金券，或是定金膨胀，或是阶梯型返现，或是满减，或是参加平台津贴，或是买三赠一，或是第二件半价，五花八门，普通人光对比两家就得算半天，更别说全网对比了，他可能确实让出了一些利润，但消费者的比较成本就大幅上升了。
本来电商是人类消费行为上的一次效率跃进，互联网没有现在这样普及的时候，人们须得东一趟西一趟去打听才能获取价格信息进行比较。但是人类普及互联网应用后，就可以利用技术大幅降低比较成本。不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比较成本的下降，现在又被资本换了个方法给抵消了，商家会通过设置更加复杂的最终价格计算机制，来人为地增加商品和商家间的比较成本，对资本来说，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的原价格。这样大家不用再赤裸裸地打价格战了，不但减少了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比较成本下降而带来的强竞争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并且还高举着给大家发福利的大旗。
本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应该让商家比价更简单，让消费者得利，但双十一购物节这一套操作下来，又把消费者给绕进去了。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阿里上架了上万套特价房，覆盖全国多地热门学区，这些都可归为智商排位赛的复活赛。所谓的1元特价房，就是拍卖房。其实大家对“法拍房”并不陌生，在“房住不炒”的形式政策下，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房地产商、地方政府、机构和个人敢触碰。这里用特价“学区房”这种敏感词就是为了引流。但是“法拍房”有着很多负面特点。这些房子的上家不明，房子的所属权及背后产权不明、出让金、物业、取暖、水、电、煤气等各种费用的拖欠问题，税率远高于商品房，收房时候很容易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出售时并不会告知消费者，可以说又是一个消费陷阱。
四、结论
面对双十一购物节的套路和价格歧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反套路其实很简单，就是别贪便宜，不该买的别买。具体判定如下，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以下动作，包括且不限于：（1）收集大量优惠券;（2）拉好友点链接或者注册;（3）仔细研究了你要下单目标的优惠规则并已经有了策略;（4）按照商家或平台的规则积累了大量积分;（5）已经付了定金。如果你完成了这些，那就继续研究、继续买，因为你已经付出了你的时间、精力甚至人情了，这时你已经被资本用沉没成本锁定了。但对于想参加并没研究这么细的，或者只是关注双十一购物节凑热闹的，这时可以冷静考虑一下，你的时间、精力、人情，和这省下来的那点钱相比，哪个更贵？我们不要低估了自己的时间价值，双十一所屯的大量食品、日用品和消耗品最后都会成为家里仓库各种霉菌的营养来源。而且人的时间、精力和人情价值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高得多。资本是冷酷无情的，你节省下来的那点钱，它都会从别的方面以其他形式索要回来。面对消费狂欢，我们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了解其背后的经济原理。
参考文献：
[1] 贾尧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初探——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J].神州，2018，（22）.
[2] 丁德敏，论《金钱不能买什么》中的市场文化理念[J].汉字文化，2020，（21）.
[3] 申长富.社會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刍议[J].汉字文化，2019，（8）.
[4] 董梦佳，杨萍.物流融资模式与法律风险防范分析[J].物流科技，2018，（12）.
[5] 杨萍.基于物流企业的动产流动质押设立风险识别[J].物流科技2020，（7）.
[6] 高迪.金钱与市场的道德局限[J].文学教育（中），2018，（9）.
[7] 郭佳.基于功利主义视角的数字鸿沟问题探究[J].神州，2018，（36）.
[8] 莫艺祯.我国现代绿色物流发展浅探[J].物流科技，2018，（8）.
[9] 魏晓宇，魏嘉敏.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影视文化表达现状与问题[J].汉字文化，2020，（11）.
[10] 董梦佳.物流融资模式与法律风险防范分析[J].物流科技，2018，（12）.
[11] 马焕兰.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J].戏剧之家，2018，（29）.
[12] 韦璇.大数据背景下的物流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以顺丰为例[J].经营与管理，2021，（6）.
[13] 农春仕.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理论本质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9，（11）.
[14] 左丽丽.外卖企业配送模式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探究——以美团为例[J].经营与管理，2021，（3）.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Behind the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ZHU De-yi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turnover of the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increased from 52 million yuan in the first place to 19.1 billion yuan in 2012， 120.7 billion yuan in 2016 and 213.5 billion yuan in 2018. What kind of capital logic exists behind these data and what principles are u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double eleven is like an annual qualifying competition， which can give each consumer’s IQ and class order， so that capital can make more profits from consumers; at the same time， double 11 is also a form of cost fraud and social welfare retrogression.
Key words： “Double 11” Shopping Festival; economic principles; data analysis
[责任编辑 柯 黎]
收稿日期：2021-07-13
作者简介：朱德熠（1996-），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