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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后半生的命运坎坷多艰，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福贵最终却以一种超脱、悠然的姿势抒写着自己的劫后余生。原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道路——温柔地忍耐。本文试图从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及叙事艺术这三个方面来解读余华《活着》的魅力。
关键词：《活着》 余华 人物形象 语言特色 叙事艺术
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贵的人生态度及起由
在《活着》中，作者对于主人公福贵的刻画，主要是通过描述他的生平遭遇来侧面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与其说《活着》是福贵的个人传记，倒不如说是他在生活磨难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精神史。“富贵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层面上展开的。”i正如余华本人对福贵这一角色的评价，“世界上对生命最为尊重的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体会到生老病死的无常，如果没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残酷与真实，福贵是无法得出如此真切的体验的。从青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业之后的妻离子散，从妻子被病魔缠身到儿女因意外而离世，最后再到与孙子相依为命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痛苦离开人世。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压在这位老人满目疮痍的脊梁上，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堕落，当发现反抗只是一种无谓的挣扎，福贵最终选择了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承受生命之轻。
纵观《活着》全文，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余华在塑造福贵这个角色时，所暗含的一种黑色幽默意识，即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相继离世，甚至连自己的儿女、孙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还是“活着”，这是何等的无奈和讽刺。此时，“活着”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的现实状态，它更体现了一种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为人的基本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不得不改观自己对于生命与磨难的认识，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于苦难的态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断忍耐，不断追求精神的强大和坚强。《活着》因为福贵这种温柔地忍难而变得沉郁、坚定，变得温情脉脉。
然而，对生命包容态度的形成，这里不得不提及对福贵影响至深的两个人——福贵的母亲和妻子家珍。当福贵败光祖产祖业，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剐了你，阉了你，剁烂你这个乌龟王八蛋”ii。此时此刻，福贵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连自己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单纯地想要去逃避父亲的惩罚，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亲却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诉了怎样好好地活。妻子家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却依然不离不弃，而母亲则告诫他，即使再穷，只要活得问心无愧，活得高高兴兴，就已经十分满足。正是由于这两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撑，才使得福贵能够重拾好好生活的信心。在福贵的一生中，妻子家珍是一个闪光般的人物，她象征着中国传统女性当中最为美好、纯洁的品质。少年福贵在败光家财之后，她不离不弃；与福贵生儿育女之后，她遭遇了连番打击依然没有倒下；即使是在最后弥留之际，她对在福贵表示出了感激与细腻之情。可以说，福贵之所以能够一直“活着”，与他所遇上的这个“贵人”有着莫大的联系。
正是有母亲和妻子这两个伟大的女人，才能够让福贵真正地领悟生命的真谛，让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质，在感悟生命意义的同时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二.语言特色——朴素、口语化的语言及简洁的句子结构
余华《活着》这部小说的语言有简练、质朴的特性。主要表现在民间化的常用语汇、简洁的句子结构这两个方面。这些表象是余华写作观念的转变即消 隐作者声音，让作品中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部几乎全部用民间常用词汇写作而成的小说，消解了所有迂回的表达方式，力图模仿一个农民“福贵”的真实的语气和知识结构。小说中有许多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符合人物所见所闻的，这也让小说在逻辑上达成了一致。如“几十年来我爹一直这样拉屎……那两条腿就和鸟爪一样有劲”（第7页）；“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第9页）；在福贵的讲述中，他将父亲的腿比喻为鸟爪，这与他年青时候纨绔子弟喜好玩鸟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而将嫖和赌的关系比喻为胳膊和肩膀，这也有赖于福贵自身的体验，正是由于自己深谙此道，才能得到如此精准的判断。在修辞上“余华为了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放弃了以往擅长的川端康成式的雕琢”iii。余华放弃了自己的知识水平，模拟福贵应有的词汇量，从中选择合适的比喻进行修饰。
其次是句子结构的简化，从长句到短句的变化是让人物自己发声的第二种需要，因为短句更符合人物日常的语言。例如《活着》中福贵自己的讲述：“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军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算算时间，我离家都快两年了。走的时候是深秋，回来是初秋。我满身泥土走上了家乡的路，后来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一点都没变，我一眼就看到了……”（第66页）
在《活着》中，余华改变了前期对每一个句式的雕琢，语义的完整性己经不再在一个句子中完成，而是分摊给段落甚至篇章。《活着》的句子意思简单明确，余华放弃了表现性的语言，而力图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再现人物。从这个角度，有评论曾指出，余华放弃了以往的先锋性，回归到了现实主义。
三.叙事艺术——叙事的双重性及叙事的节奏感
从叙述学的角度上来看，《活着》当中的叙事艺术也颇值得回味。就全文而言，在整体上作者将整个叙述活动分为了两个层面，即叙述人层面与所叙述故事主人公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中，叙述者“我”是游离于整个福贵一生故事的旁观者，通过赋予“我”一种歌谣采风人的形象，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而第二个层面中，叙述者“我”就是借由采风人之口所讲述故事的主人公——福贵。通过这样一种两层叙述的视角，在对文本进行叙述的时候，福贵这一叙述者自然而然就同时具备了故事主人公与故事叙述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所造成的叙述效果就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定的代入感，甚至对故事中福贵所遭遇到的磨难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活着》这一文本中，余华并非选择第一人称视角，也未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这是由于在讲述福贵一生时，这两种叙述视角都无法单纯地将文本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历史厚重感给很好地呈现出来。余华很巧妙地将两种叙述人称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双重聚焦模式，增强了小说的真实和可信性。正是由于这种独特视角模式的运用，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仿佛能够与福贵进行直面对话，真正聆听他的心灵独白。这种叙述方法事实上有效地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能够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力度，从而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这一基本主题。 因此，在叙述方式上，正是由于余华有意识地采用了双重叙述视角构置的方法，才能够有效规避单一的叙述方式无法全面、深刻呈现文本厚重性与故事可信度的弊病，真正实现了对《活着》生活反映容量的有效扩散。
此外，在本文中，余华还有意识地采用了多种不同的叙述手法，从而使得文本故事在讲诉过程中具有一种别具风格的节奏感。在福贵的一生中，相继有七位亲人离他而去。而作者对于这七位亲人离去时叙述笔调之间是有所差异的。具体来说，首先，对于福贵的父母，余华采用了简化的省略方式，从剧情设置上来看，福贵今后的道路将更为坎坷和艰辛，父母的离去只是一个开始。另外一方面，在父母离去的时候，福贵依然只是一个对生活并未有太多希望的年青人，此时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理解尚显得粗浅；其次，对于福贵儿子的死，作者却予以了必要的拓展性叙述。在叙述的过程中，余华有意地没有选择正面描写的方式，而是借福贵的口和妻子家珍的表现，来侧面烘托出儿子有庆死时的悲凉氛围。在福贵的讲述中，他将儿子的遗体从医院中抱出，往回走的时候，他的心理活动异常激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抱累了就把儿子放到脊背上，一放到脊背上心里就发慌，又把他重新抱到了前面，我不能不看着儿子。”（第207页）而家珍在得知亲生骨肉的死讯之后，她对福贵说了一句话“我夜夜听着你从村西过来。”（第212页）正是这“夜夜听着”四个字，尽管简单，寥寥几笔却充分地体现出了一位母亲悲痛欲绝的心情。儿子有庆本来是两人生活的希望，然而有庆的逝去意味着希望的破灭，这怎能不叫人肝肠寸断，正因如此，福贵也久久不能接受这一现实，家珍在有庆的坟头也只能“一点力气也没有。”（第212页）这几段的节奏都很慢，叙事时间显然比故事时间长了许多。
余华通过解构时间，变化速度与节奏，表达情感的同时，也使得文本充满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余华在《活着》中所采用的多种叙述技巧，其目的不在于具体技巧上的探索与应用，他更为看重的是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叙述技巧选用的适当性及其实际的应用价值。因此，《活着》当中的叙述技巧是为了文本而服务，是为了故事能够更为流畅地讲述所设置的，这就实现了对于叙述技巧运用与叙述节奏把握上的一种有效创新，从而赋予了叙事本身的重要意义价值，显示除了一种独特的的韵味与“有意味的形式”iv。
在《麦田新版自序》中，余华谈到了福贵对自己的影响，他认为，正是福贵这一人物在其精神史中的遭遇和表现，从而让自己得出结论，生活从来都是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感受，别人无从真正感知。这即是我们常说的“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在旁观者看来，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而福贵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苦难的经历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从妻子和母亲那儿学来的人生哲学——温柔地忍耐，成为福贵在艰难地岁月里最好的生活姿态。
注 释
i李娜：《笑着活下去——余华<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生存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
ii参见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第40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引文，仅在正文标注页码。
iii李昂：《论<活着>的语言与作品道家精神的统一》，《珠江论丛》，2014年03期。
iv王林《论余华<活着>的叙事艺术》，《青年文学家》，2009年02期。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传院）
关键词：《活着》 余华 人物形象 语言特色 叙事艺术
一.人物形象——主人公福贵的人生态度及起由
在《活着》中，作者对于主人公福贵的刻画，主要是通过描述他的生平遭遇来侧面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与其说《活着》是福贵的个人传记，倒不如说是他在生活磨难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精神史。“富贵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层面上展开的。”i正如余华本人对福贵这一角色的评价，“世界上对生命最为尊重的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体会到生老病死的无常，如果没有不能直面生命的残酷与真实，福贵是无法得出如此真切的体验的。从青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到成家立业之后的妻离子散，从妻子被病魔缠身到儿女因意外而离世，最后再到与孙子相依为命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痛苦离开人世。这些接踵而至的痛苦恰似一座座厚重的大山一次又一次压在这位老人满目疮痍的脊梁上，没有气馁，没有绝望，没有堕落，当发现反抗只是一种无谓的挣扎，福贵最终选择了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承受生命之轻。
纵观《活着》全文，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余华在塑造福贵这个角色时，所暗含的一种黑色幽默意识，即福贵身边的亲人朋友相继离世，甚至连自己的儿女、孙子也先自己而去，而自己最后依然还是“活着”，这是何等的无奈和讽刺。此时，“活着”已经不仅仅是主人公的现实状态，它更体现了一种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是人生而为人的基本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不得不改观自己对于生命与磨难的认识，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于苦难的态度，不得不在沉重面前不断忍耐，不断追求精神的强大和坚强。《活着》因为福贵这种温柔地忍难而变得沉郁、坚定，变得温情脉脉。
然而，对生命包容态度的形成，这里不得不提及对福贵影响至深的两个人——福贵的母亲和妻子家珍。当福贵败光祖产祖业，失魂落魄地回家后，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剐了你，阉了你，剁烂你这个乌龟王八蛋”ii。此时此刻，福贵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连自己都无法看到自己的希望，只是单纯地想要去逃避父亲的惩罚，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然而他的妻子和母亲却真正地鼓舞了他，告诉了怎样好好地活。妻子家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却依然不离不弃，而母亲则告诫他，即使再穷，只要活得问心无愧，活得高高兴兴，就已经十分满足。正是由于这两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撑，才使得福贵能够重拾好好生活的信心。在福贵的一生中，妻子家珍是一个闪光般的人物，她象征着中国传统女性当中最为美好、纯洁的品质。少年福贵在败光家财之后，她不离不弃；与福贵生儿育女之后，她遭遇了连番打击依然没有倒下；即使是在最后弥留之际，她对在福贵表示出了感激与细腻之情。可以说，福贵之所以能够一直“活着”，与他所遇上的这个“贵人”有着莫大的联系。
正是有母亲和妻子这两个伟大的女人，才能够让福贵真正地领悟生命的真谛，让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质，在感悟生命意义的同时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二.语言特色——朴素、口语化的语言及简洁的句子结构
余华《活着》这部小说的语言有简练、质朴的特性。主要表现在民间化的常用语汇、简洁的句子结构这两个方面。这些表象是余华写作观念的转变即消 隐作者声音，让作品中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部几乎全部用民间常用词汇写作而成的小说，消解了所有迂回的表达方式，力图模仿一个农民“福贵”的真实的语气和知识结构。小说中有许多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符合人物所见所闻的，这也让小说在逻辑上达成了一致。如“几十年来我爹一直这样拉屎……那两条腿就和鸟爪一样有劲”（第7页）；“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第9页）；在福贵的讲述中，他将父亲的腿比喻为鸟爪，这与他年青时候纨绔子弟喜好玩鸟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而将嫖和赌的关系比喻为胳膊和肩膀，这也有赖于福贵自身的体验，正是由于自己深谙此道，才能得到如此精准的判断。在修辞上“余华为了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放弃了以往擅长的川端康成式的雕琢”iii。余华放弃了自己的知识水平，模拟福贵应有的词汇量，从中选择合适的比喻进行修饰。
其次是句子结构的简化，从长句到短句的变化是让人物自己发声的第二种需要，因为短句更符合人物日常的语言。例如《活着》中福贵自己的讲述：“我是跟在往南打去的解放军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的，算算时间，我离家都快两年了。走的时候是深秋，回来是初秋。我满身泥土走上了家乡的路，后来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一点都没变，我一眼就看到了……”（第66页）
在《活着》中，余华改变了前期对每一个句式的雕琢，语义的完整性己经不再在一个句子中完成，而是分摊给段落甚至篇章。《活着》的句子意思简单明确，余华放弃了表现性的语言，而力图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再现人物。从这个角度，有评论曾指出，余华放弃了以往的先锋性，回归到了现实主义。
三.叙事艺术——叙事的双重性及叙事的节奏感
从叙述学的角度上来看，《活着》当中的叙事艺术也颇值得回味。就全文而言，在整体上作者将整个叙述活动分为了两个层面，即叙述人层面与所叙述故事主人公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中，叙述者“我”是游离于整个福贵一生故事的旁观者，通过赋予“我”一种歌谣采风人的形象，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而第二个层面中，叙述者“我”就是借由采风人之口所讲述故事的主人公——福贵。通过这样一种两层叙述的视角，在对文本进行叙述的时候，福贵这一叙述者自然而然就同时具备了故事主人公与故事叙述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所造成的叙述效果就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定的代入感，甚至对故事中福贵所遭遇到的磨难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在《活着》这一文本中，余华并非选择第一人称视角，也未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这是由于在讲述福贵一生时，这两种叙述视角都无法单纯地将文本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历史厚重感给很好地呈现出来。余华很巧妙地将两种叙述人称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双重聚焦模式，增强了小说的真实和可信性。正是由于这种独特视角模式的运用，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时，仿佛能够与福贵进行直面对话，真正聆听他的心灵独白。这种叙述方法事实上有效地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能够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不断地强化了文本的情感渲染力度，从而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活着”这一基本主题。 因此，在叙述方式上，正是由于余华有意识地采用了双重叙述视角构置的方法，才能够有效规避单一的叙述方式无法全面、深刻呈现文本厚重性与故事可信度的弊病，真正实现了对《活着》生活反映容量的有效扩散。
此外，在本文中，余华还有意识地采用了多种不同的叙述手法，从而使得文本故事在讲诉过程中具有一种别具风格的节奏感。在福贵的一生中，相继有七位亲人离他而去。而作者对于这七位亲人离去时叙述笔调之间是有所差异的。具体来说，首先，对于福贵的父母，余华采用了简化的省略方式，从剧情设置上来看，福贵今后的道路将更为坎坷和艰辛，父母的离去只是一个开始。另外一方面，在父母离去的时候，福贵依然只是一个对生活并未有太多希望的年青人，此时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理解尚显得粗浅；其次，对于福贵儿子的死，作者却予以了必要的拓展性叙述。在叙述的过程中，余华有意地没有选择正面描写的方式，而是借福贵的口和妻子家珍的表现，来侧面烘托出儿子有庆死时的悲凉氛围。在福贵的讲述中，他将儿子的遗体从医院中抱出，往回走的时候，他的心理活动异常激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抱累了就把儿子放到脊背上，一放到脊背上心里就发慌，又把他重新抱到了前面，我不能不看着儿子。”（第207页）而家珍在得知亲生骨肉的死讯之后，她对福贵说了一句话“我夜夜听着你从村西过来。”（第212页）正是这“夜夜听着”四个字，尽管简单，寥寥几笔却充分地体现出了一位母亲悲痛欲绝的心情。儿子有庆本来是两人生活的希望，然而有庆的逝去意味着希望的破灭，这怎能不叫人肝肠寸断，正因如此，福贵也久久不能接受这一现实，家珍在有庆的坟头也只能“一点力气也没有。”（第212页）这几段的节奏都很慢，叙事时间显然比故事时间长了许多。
余华通过解构时间，变化速度与节奏，表达情感的同时，也使得文本充满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余华在《活着》中所采用的多种叙述技巧，其目的不在于具体技巧上的探索与应用，他更为看重的是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叙述技巧选用的适当性及其实际的应用价值。因此，《活着》当中的叙述技巧是为了文本而服务，是为了故事能够更为流畅地讲述所设置的，这就实现了对于叙述技巧运用与叙述节奏把握上的一种有效创新，从而赋予了叙事本身的重要意义价值，显示除了一种独特的的韵味与“有意味的形式”iv。
在《麦田新版自序》中，余华谈到了福贵对自己的影响，他认为，正是福贵这一人物在其精神史中的遭遇和表现，从而让自己得出结论，生活从来都是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感受，别人无从真正感知。这即是我们常说的“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在旁观者看来，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而福贵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苦难的经历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从妻子和母亲那儿学来的人生哲学——温柔地忍耐，成为福贵在艰难地岁月里最好的生活姿态。
注 释
i李娜：《笑着活下去——余华<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生存启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
ii参见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第40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引文，仅在正文标注页码。
iii李昂：《论<活着>的语言与作品道家精神的统一》，《珠江论丛》，2014年03期。
iv王林《论余华<活着>的叙事艺术》，《青年文学家》，2009年02期。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传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