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父亲张友鸾的《古典编余录》竟然有了重见天日的一天。说这话，是因为二十年前父亲还在世时，我就替他把书稿编好了。父亲去世后书稿却不翼而飞。现在我早已年过古稀，在朋友鼓励下，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重新编就，文化艺术出版社给了它出版机会，这使我产生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古典编余录》是我父亲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集。舒芜先生在序言中说我父亲是中国第一部加注释的新版古典白话小说《水浒》的注释校点者，是新中国整理出版文学古籍历史上作出了开辟性贡献的人物，他的经验和心得，后来者应该知道，应该研究。舒芜先生指出：这部《古典编余录》“的确全是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之余的产品，既不同于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也不同于编辑工作的正式全面总结”，自有其独立的价值。舒芜先生在序言中对于古典白话小说的注释作了具体的阐述，对我父亲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也作了介绍。这些无须我赘言。我要说的是这部《古典编余录》从编辑到出版很值得思索回味的经过。
　　父亲大半生以办报为业，虽然年轻时立下终生办报的宏愿，但年及半百却改了行，当了“古典编”。父亲的老友、学者、诗人聂绀弩赠诗中有“昔日新闻记，今朝古典编”又有“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的句子，说的是父亲的“改行”与他有关，而且这次“改行”还导致父亲被打成“右派”，语中颇有自责之意。父亲当“古典编”确是应聂的邀请，但这并不是聂的错。那是1952年，聂绀弩为准备新中国出版第一部古典小说《水浒》到江苏调查搜集施耐庵的资料，路过南京探望我父亲。他谈到他不仅准备重新整理《水浒》，还想把许多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逐步整理出版。父亲对他的想法极表赞赏，对整理《水浒》提出了许多自已的见解。于是聂便力邀父亲到北京和他一起工作。聂的赠诗中“明时耻为闲公仆，古典应须老稗官”就是由此而来。想当初父亲立下终生办报的宏愿，是因为他师从邵飘萍学新闻，办报就是为老百姓说话，故虽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但后来他萌生了退意。就我的了解，父亲很有自知之明，1957年那次著名的新闻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办同人报的想法，他力阻说不可；不过，后来他并未逃脱“参与阴谋办同人报”的罪名。这是关于办报的闲话，不必多说。父亲原本有相当的古典文学造诣，二十多岁时就以研究《西厢记》的长篇论文引起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的高度评价。以后几十年的办报生涯中，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很高兴地接受了聂的邀请，决定以“古典编”终其一生。父亲于1953年开始当古典文学编辑，一直到1963年退休。
　　父亲晚年中风失语。看到卧病在床的父亲，我经常想到他解放前在新闻界拼搏大半生，其经历或恐怖惊险，或生动有趣，或令人感叹，或催人奋进。可惜我没有能力把它们都写下来，留给后人。但当年他办过的报，他的作品，白纸黑字都还在；岁月并未湮没他当年困境中的辉煌，在现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著名新闻工作者”、“老报人”张友鸾的名字。然而他“改行”以后，虽埋头耕耘多年，却未留下一部反映他“古典编”工作、属于他自己的作品。
　　我的叔父张友鹤与我父亲不仅手足情深，而且志趣一致，解放前同为报人，年轻时都酷爱古典文学。1952年叔父因严重高血压，辞去工作在家养病。当时出版社有请社外人员校注古典文学作品的作法，于是父亲便邀请他为一些作品校注。我没有统计叔父整理校注过多少作品，只知道他完成的《聊斋志异》“三会”本受到极高的评价，他选注的《唐宋传奇选》直到2007年11月还在再版，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署有他的名字。
　　按规定，父亲在出版社工作，许多他亲手写的文字，是以出版社的名义发表或出版，如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典白话小说七十一回本《水浒》，是他整理校注的，其中光是注释就写了约五百条，但这部《水浒》，不论注释，不论前言，不论封底封面都没有个人的署名，几十年来多次重印，读者千千万万，又有几人知道这些文字出自何人之手?
　　在随何病榻左右的同时，我开始查找、抄录反映他这一阶段“古典编”工作的文章，要为他编一本《古典编余录》。查找很费时间，抄录更费事，当时复印尚不普及，电脑还没见过，全靠一支笔一字一句的抄写。到了1987年，我终于完成了近二十万字。父亲虽病重失语，但思维仍很清晰，他不忍拂逆我的一片孝心，打断我的兴头，但3L’怕我“胡编乱造”，就让我请舒芜先生帮我把把关，并请他写篇序言。
　　舒芜先生多年与我父亲同作“古典编”，对我父亲的工作极其熟悉和了解，他序言中所说绝非虚话。我想，有此序言为证，这部书稿出版当非难事，因为它不仅反映了父亲“古典编”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社整理出版古典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平和要求，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不需付版税、稿酬，白白地赚古人的钱。岂知事与愿违，到了1990年父亲去世，书稿仍在我手上。1993年上海《书城》杂志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先生为《古典编余录》作的序，并说“我一直觉得它是大有出版价值的”，“希望能够引起出版界的朋友的兴趣”。
　　父亲是1990年在南京去世的，出版社领导亲赴南京参加了追悼会。趁此机会，我返回北京后即向社领导提出了出版《古典编余录》的要求，并将书稿送了去。过了半年，我去电话询问，岂料得到的回答是：“书稿呢?”
　　对于这一桩“无头案”，我只能怪自己，为什么交稿不要收条?为什么书稿不留复印件?当年整理、抄录的原件没有保存，重新再编不是短时期能办得到的，而且当时手头正有工作，也不是三两年可以结束。再说即使重新编出来，哪家出版社愿意出这部不赚钱的书呢?虽说父亲原在的出版社领导点了头，事隔多年，领导换了又换，有谁买你的账?事实正是这样，2005年当我开始重新编辑这部书稿时，托人与出版社领导沟通，却得不到一点反应。
　　200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总编辑查振科知道了这部书稿的命运，对我极表同情，鼓励我抓紧时间重新编好。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舒芜，请他老人家对二十年前写的序言补充修改。随即我又发动我家人一起动手，将查找出的文章录入电脑。正当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时，一个晴天霹雳：我被发现得了食道癌，大夫说只能维持三个月的时间，要求我尽快手术，或可挽回生命。很快，舒芜发来序言补充稿，《古典编余录》全部编完发给文化艺术出版社，我踏踏实实住进了肿瘤医院。
　　我的手术效果很好，食道完全切除，癌细胞没有扩散转移。我终于战胜了死亡，又迎来了2007年的春天。当我能下地活动时，喜事接踵而至：5月23日，文化艺术出版社送来了《古典编余录》的校样。我竟然能活着看校样了!
　　现在这部书出版在即时，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舒芜先生病危，正在医院抢救!
　　想想这部书稿的命运，我感慨，但更多的是感恩之心：衷心感谢为让我圆满地完成了这部书出了力的所有人。对于为这部书的出版呼吁、等待了二十年的舒芜先生，感激的话不足以表达的我心情，我祈祷他老人家转危为安，能亲眼看到这部书的出版。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