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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5日，
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
王光祈骄傲地宣称，
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
他说，倘若这个实验获得成功、逐步推广，
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将渐渐实现；
通过和平、互助的方式，
人类也能通往天下大同。
此时，
工读互助团仅仅拥有两个小组、二十余名成员，
但它声势之壮、影响之大，被称为“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在它的感召下，
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湖南平江……
各地青年纷纷发起工读互助小组。
他们脱离家庭、解除婚约、退出学校、步入市井；
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试图以此通往“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
然而，
仅仅两个多月后，
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
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
又一年，
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
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
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
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计划里，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
工读互助运动的发起，可以追溯到少中南京会员左舜生。
1919年7月，在《时事新报》上，左舜生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叹荒凉、“极不自然”的现代生活：人格堕落、缺乏友爱、家庭苦恼、“生活方法不良”、人沦为机械、欲望和社会的奴隶……一句话，当代人缺少三大立足地，精神的、社群的与生计的。
那么，该怎样获得“自家的立足地”呢？左舜生因此提出了“小组织的营造”。
他说，应该建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里，全体成员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同财产”；成员与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已经结婚的可以与妻子一同加入，但原有的“关系和责任”一概解除；除维持成员“极淡泊的生活”外，多余收入一概捐献社会，用于公益事业；最后，为“改良人种”计，集合体负责成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
文章发表后，众多读者纷纷来信，他们热烈讨论着小组织的可能。不久，《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辟专栏，刊载各种各样的观点、质疑和争论。一时之间，“小组织”成为众多知识青年的新话题。
“菜园子”
几天后，王光祈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在这封信里，他以澎湃的激情，挥洒着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和追求。
“舜生！我昨天读了你的文章，《小组织的提倡》，知道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我欢喜得连吃饭都忘了！……”
如果说，左舜生勾勒了一个粗糙、模糊的公社生活架构，那么，在这封信里，王光祈则以激动、欢快的节奏，描述了一个恍若田园诗篇的生活图景：“我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
租菜园做什么呢？王光祈回答：种菜。“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种菜易于学习；种菜收效最快……”
所谓“收效最快”，指的是种菜利润大，足以支持十几个友人的生活。而在丰衣足食之外，菜园生活是那样清新，那样美好！
“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如此自然、悠远而又具体，它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篇。如果说，个体栖息在田园中，人与天地、自然向彼此无限开放，不断融合，是陶渊明的情境的话，那么，作为大时代的青年，王光祈念念在兹的，还是那个社会、那个天下：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和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不仅如此。只要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菜园生活，那个灿烂、光华、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就不会是遥远的梦。“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
最后，王光祈以一种亟不可待的口吻写道：“舜生！我现在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然而，无论左舜生的《小组织的提倡》，还是王光祈的《与左舜生书》，都不能让宗白华感到满意。几天后，宗白华写出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如果说，左舜生的构想仅仅是一个公社雏形，而王光祈为之涂抹色彩、增添乡野气息，使之成为一幅田园画卷的话，那么，宗白华的个人抒发，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浪漫、最清新的山林乐章之一。
“创造完满良善的新社会”
作为后来的诗人、美学大师，在文章的开篇，宗白华肯定了左舜生、王光祈“意思极为高尚”。但他笔锋一转，认为“两君所说的……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
在宗白华看来，左、王两人构想无论如何美好，都更多地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方式。它不完整、不彻底，对于旧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产生，它的影响更是零碎的、局部的、缓慢的。他说，不应该是一个小组织，也不仅是一个菜园子，“应该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
那么，这个新社会该如何创造呢？
宗白华认为，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圈；可是，为什么要把目光局限在这污浊、丑恶的旧世界呢？中国地大物博，“未开垦的山林与土地尚多”，为什么不集合一群同志，寻找一片处女地，“创造森林、耕种平地”，造个新社会呢？这个旧世界，“我们情愿让了他们”……
不仅如此。宗白华随即以磅礴的想象，计划着“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创造。他说，先在那“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不用多久，这个新团体必将生计充裕、资力有余，“不仰求于旧社会”。
在“根据地已得”后，我们的教育家将建立各种学校，“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我们的工程师将发展各种事业：工艺、交通、厂矿和企业；我们的学者将专心研究一种“最良好的社会组织”，以此实验团体的行政；在实验成功后，我们的舆论家将作书印报，宣扬我们组织的办法、生活的美好、前途的远大，“发行到旧社会中，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自己的缺憾，欣羡我们的完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指导、“赞助”旧社会了。团体成员将“分散各地”、单行组织，“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这么一来，“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的可以渐渐达到了”……
宗白华最后说：“但是我们还要前进，用我们的余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于无疆之休。那时我们人生的责任，才可以勉强算是尽了”……
“菜园生活”破灭
然而，“菜园生活”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8月15日，《少年中国》月刊以《讨论小组织问题》的标题，选登了十一篇文章、通信与评论。其中，王光祈的《与夏汝诚先生书》，隐约折射了菜园设想夭折的原因。
夏汝诚是上海市民，生平、职业无考。读过左舜生、王光祈的文字后，他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进行如下质疑：以种菜维持生计，“生活能否支持”？种菜之外，“每日读书三钟（三个小时）”，又有多少闲余与农夫接近、改造中国呢？
事实上，这不仅是众多青年关心的问题，它也是菜园设想得以实施的关键。为此，王光祈极其详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光祈坦承，种菜利息再大，“每日只种两钟，当然不敷生活之用”；况且北京冬天也不能种菜。但他已经设计了一个“补救办法”：翻译图书。
译书局需要印刷设备。王光祈表示，“这个印刷所的计划，我已有了头绪，一二年内必定办好”；至于译书所得，“每日译书三钟，包管你能够生活，我敢保险”。而在印刷所成立之前，可以依靠有产成员的“乐捐”。他说，“每月每人帮补三四元，帮补一两年，本是很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北京郊区的田地极为便宜，“每亩每年不过三四元而已”；若无合适的房子，住宅与菜园也可以“暂时分为两处”；此外，菜园计划是将单独生活变成共同生活，“照经济学说起来要俭省得多”……总而言之，新生活处处方便，处处“很容易”、“敢保险”。
但，仅仅一个多月后，王光祈发现，他所有的设想都不能成立。
正值夏天，蔬菜的生长极为旺盛。他走访了菜市场、乃至几个菜农家庭，他发现菜农的生活如此艰难，一家老小起早贪黑，所得勉强可以糊口；他发现种菜之外，菜农还种植庄稼、畜养牲口，以此贴补家计；他发现，倘若真租下一个菜园子，不要说“读书三钟”、创办平民学校、举行演说会，就是他们的生计也无法维持……
那么，翻译书籍呢？
翻译图书更是一个笑话。以少中成员为例，外文能达到阅读水平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学生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难道菜园小组只能招募外语系毕业生吗？这么做的话，旨在让大多数青年参与，实践新生活、通往新社会的菜园设想，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要命的是，书报市场的经营，是如此惨淡！大多数报纸依靠政党、社会贤达捐助之外，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个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主要盈利来自教科书的发行；它每年出版的几十种翻译书籍，绝大多数是赔本买卖……
菜园设想的破灭，让王光祈痛心疾首。他后来写道，“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而几个月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开始设想“城市中的新生活”。
中国式工读互助主义
1919年12月4日，在北京《晨报》，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在这篇文章里，王光祈呼吁青年男女行动起来，参加“工读互助团”实践。
早在这一年初夏，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就表达了借鉴西方思想、进行新社会实验的决心。他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如果说，他的“菜园子”更多古代隐士的情怀、有着挥之不去的田园色彩的话，那么，设想破灭后，他开始关注理论、步入市井。他很快拿出了一份答卷：中国式工读互助主义。
工读互助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理论基础，以盛行美国的“工读生活”为样板，并糅合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思想。王光祈说，现在中产子弟都依靠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依赖习惯……为社会之蠹”，而平民子弟生计艰难，“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倘若有一个工读组织，让青年们人人作工、互助读书，不是可以培植出新型的中国人格么？
不仅如此。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供给学费，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实践更有意义，只要有一双手，人人都可以参与……
因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它将“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王光祈说，“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践运动……（它）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他进一步宣称，“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
《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前后，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城市中的新生活”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计划里，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
显而易见，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团员充分就业、收入稳定。
如果说，在《致夏汝诚先生书》中，王光祈还设想，毫无财产、不懂外文的成员，“不妨在外兼任一样轻松的工作，如学校、报馆的劳心工作，送报、卖物的劳力工作……每日费去一二钟的工夫，每月赚上四五元”，那么，在菜园之梦破灭后，就业的艰难已经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决定自谋出路，设立食堂（饭馆）、贩卖杂货、印制信笺、生产墨水……在《工读互助团简章》中，他说，“工作种类暂分九种，一石印、二素菜食堂、三洗衣服、四制浆糊、五印信笺”……
这一切连同房租、家具、机器乃至外聘厨师的薪水，样样都需要垫付资本。王光祈计划，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经过活动、游说，募款工作之顺利，甚至出乎王光祈自己的意料。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改造旧社会、通往新国家与天下大同，已成为新文化界的普遍梦想；然而，该如何改造旧社会？通往“少年中国”的路途在哪里？所谓“少年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人说得清（详见前文《“第三代人”》）。正因此，“工读互助团”萌芽后，它迅速赢得了众多文化界大人物的支持。
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王光祈就透露说，“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而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罗家伦……纷纷列名发起。蔡元培甚至认为，“（少中）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他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工读互助团的大希望》）……
在这样的期许中，17名发起人分担了一千元开办费的募集，“限本月月底缴齐”；与此同时，发起人陈独秀捐洋三十元、发起人胡适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李大钊，也捐洋十元……仅仅一个星期，募款就大大逾额，“共收入现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后来回顾，“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
而在游说、募款期间，各地青年闻风而动。他们有的来信报名，有的直赴北京。他们的年轻身影，渐渐汇成工读互助运动的初潮。
千里来奔
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一文，王光祈回顾说，“……《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短短半个月时间，报名者已多达几百人。
何止是来信报名？几十年后，在《忆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彬然回顾了自己出走浙江、远赴北京的情形。
傅彬然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他与同学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了《浙江潮》杂志。这一天，在《时事新报》上，他读到了工读互助团征募成员的消息，“引起极大兴趣”。他当即写信给王光祈，“结果居然获得了同意”。
当年年底，轰动一时的“《非孝》事件”发生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令浙江官吏、议员大为震惊，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不久后，北京政府更亲发电文，勒令查禁《浙江新潮》；甚至有传闻说，编辑部27人已全部上了警察厅的黑名单，“就要动手逮捕”。在满城风雨之中，傅彬然与三位同学，施存统、俞秀松以及周伯棣出走浙江，来到北京。
在北京，他们被编入第一小组，“团员十余人”。与此同时，以工读互助团成员的名义，他们开始在北大旁听课程……
又何止傅彬然、施存统？时为上海洋纸行伙计、后来的小说家王鲁彦，贴标语反对老板贩卖日货，“大概被老板发觉了”，就此投奔而来；著名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易群先，因为不满父母的干涉婚姻，“脱离了家庭来参加”；而一个女学生甚至先报名、随即跋涉几千里而来，其路途之曲折辗转，以至第三组联络人冰如极为担心，“一个从来没出过门小姐式的女子……不知道遇了危险没有”（冰如，《第三组的经过》）……
在这样的身影与人流中，1920年年初，工读互助团的两个小组先后成立了。王光祈为此激情满怀，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他说，“不到一个月……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他说，“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他并且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若是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将渐渐实现”……
工读互助运动兴起了。
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
王光祈骄傲地宣称，
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
他说，倘若这个实验获得成功、逐步推广，
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将渐渐实现；
通过和平、互助的方式，
人类也能通往天下大同。
此时，
工读互助团仅仅拥有两个小组、二十余名成员，
但它声势之壮、影响之大，被称为“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在它的感召下，
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湖南平江……
各地青年纷纷发起工读互助小组。
他们脱离家庭、解除婚约、退出学校、步入市井；
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试图以此通往“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
然而，
仅仅两个多月后，
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
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
又一年，
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
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
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
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计划里，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
工读互助运动的发起，可以追溯到少中南京会员左舜生。
1919年7月，在《时事新报》上，左舜生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左舜生哀叹荒凉、“极不自然”的现代生活：人格堕落、缺乏友爱、家庭苦恼、“生活方法不良”、人沦为机械、欲望和社会的奴隶……一句话，当代人缺少三大立足地，精神的、社群的与生计的。
那么，该怎样获得“自家的立足地”呢？左舜生因此提出了“小组织的营造”。
他说，应该建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里，全体成员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同财产”；成员与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并且绝对不得承受家庭的遗产”；已经结婚的可以与妻子一同加入，但原有的“关系和责任”一概解除；除维持成员“极淡泊的生活”外，多余收入一概捐献社会，用于公益事业；最后，为“改良人种”计，集合体负责成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
文章发表后，众多读者纷纷来信，他们热烈讨论着小组织的可能。不久，《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辟专栏，刊载各种各样的观点、质疑和争论。一时之间，“小组织”成为众多知识青年的新话题。
“菜园子”
几天后，王光祈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在这封信里，他以澎湃的激情，挥洒着自己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和追求。
“舜生！我昨天读了你的文章，《小组织的提倡》，知道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我欢喜得连吃饭都忘了！……”
如果说，左舜生勾勒了一个粗糙、模糊的公社生活架构，那么，在这封信里，王光祈则以激动、欢快的节奏，描述了一个恍若田园诗篇的生活图景：“我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
租菜园做什么呢？王光祈回答：种菜。“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种菜易于学习；种菜收效最快……”
所谓“收效最快”，指的是种菜利润大，足以支持十几个友人的生活。而在丰衣足食之外，菜园生活是那样清新，那样美好！
“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如此自然、悠远而又具体，它让人想起陶渊明的诗篇。如果说，个体栖息在田园中，人与天地、自然向彼此无限开放，不断融合，是陶渊明的情境的话，那么，作为大时代的青年，王光祈念念在兹的，还是那个社会、那个天下：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和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不仅如此。只要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菜园生活，那个灿烂、光华、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就不会是遥远的梦。“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
最后，王光祈以一种亟不可待的口吻写道：“舜生！我现在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然而，无论左舜生的《小组织的提倡》，还是王光祈的《与左舜生书》，都不能让宗白华感到满意。几天后，宗白华写出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如果说，左舜生的构想仅仅是一个公社雏形，而王光祈为之涂抹色彩、增添乡野气息，使之成为一幅田园画卷的话，那么，宗白华的个人抒发，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浪漫、最清新的山林乐章之一。
“创造完满良善的新社会”
作为后来的诗人、美学大师，在文章的开篇，宗白华肯定了左舜生、王光祈“意思极为高尚”。但他笔锋一转，认为“两君所说的……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
在宗白华看来，左、王两人构想无论如何美好，都更多地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方式。它不完整、不彻底，对于旧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产生，它的影响更是零碎的、局部的、缓慢的。他说，不应该是一个小组织，也不仅是一个菜园子，“应该跳出这腐败的旧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良善的新社会”。
那么，这个新社会该如何创造呢？
宗白华认为，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圈；可是，为什么要把目光局限在这污浊、丑恶的旧世界呢？中国地大物博，“未开垦的山林与土地尚多”，为什么不集合一群同志，寻找一片处女地，“创造森林、耕种平地”，造个新社会呢？这个旧世界，“我们情愿让了他们”……
不仅如此。宗白华随即以磅礴的想象，计划着“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创造。他说，先在那“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不用多久，这个新团体必将生计充裕、资力有余，“不仰求于旧社会”。
在“根据地已得”后，我们的教育家将建立各种学校，“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感情、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我们的工程师将发展各种事业：工艺、交通、厂矿和企业；我们的学者将专心研究一种“最良好的社会组织”，以此实验团体的行政；在实验成功后，我们的舆论家将作书印报，宣扬我们组织的办法、生活的美好、前途的远大，“发行到旧社会中，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自己的缺憾，欣羡我们的完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指导、“赞助”旧社会了。团体成员将“分散各地”、单行组织，“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这么一来，“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的可以渐渐达到了”……
宗白华最后说：“但是我们还要前进，用我们的余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以至于无疆之休。那时我们人生的责任，才可以勉强算是尽了”……
“菜园生活”破灭
然而，“菜园生活”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8月15日，《少年中国》月刊以《讨论小组织问题》的标题，选登了十一篇文章、通信与评论。其中，王光祈的《与夏汝诚先生书》，隐约折射了菜园设想夭折的原因。
夏汝诚是上海市民，生平、职业无考。读过左舜生、王光祈的文字后，他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进行如下质疑：以种菜维持生计，“生活能否支持”？种菜之外，“每日读书三钟（三个小时）”，又有多少闲余与农夫接近、改造中国呢？
事实上，这不仅是众多青年关心的问题，它也是菜园设想得以实施的关键。为此，王光祈极其详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王光祈坦承，种菜利息再大，“每日只种两钟，当然不敷生活之用”；况且北京冬天也不能种菜。但他已经设计了一个“补救办法”：翻译图书。
译书局需要印刷设备。王光祈表示，“这个印刷所的计划，我已有了头绪，一二年内必定办好”；至于译书所得，“每日译书三钟，包管你能够生活，我敢保险”。而在印刷所成立之前，可以依靠有产成员的“乐捐”。他说，“每月每人帮补三四元，帮补一两年，本是很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北京郊区的田地极为便宜，“每亩每年不过三四元而已”；若无合适的房子，住宅与菜园也可以“暂时分为两处”；此外，菜园计划是将单独生活变成共同生活，“照经济学说起来要俭省得多”……总而言之，新生活处处方便，处处“很容易”、“敢保险”。
但，仅仅一个多月后，王光祈发现，他所有的设想都不能成立。
正值夏天，蔬菜的生长极为旺盛。他走访了菜市场、乃至几个菜农家庭，他发现菜农的生活如此艰难，一家老小起早贪黑，所得勉强可以糊口；他发现种菜之外，菜农还种植庄稼、畜养牲口，以此贴补家计；他发现，倘若真租下一个菜园子，不要说“读书三钟”、创办平民学校、举行演说会，就是他们的生计也无法维持……
那么，翻译书籍呢？
翻译图书更是一个笑话。以少中成员为例，外文能达到阅读水平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学生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难道菜园小组只能招募外语系毕业生吗？这么做的话，旨在让大多数青年参与，实践新生活、通往新社会的菜园设想，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要命的是，书报市场的经营，是如此惨淡！大多数报纸依靠政党、社会贤达捐助之外，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这个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主要盈利来自教科书的发行；它每年出版的几十种翻译书籍，绝大多数是赔本买卖……
菜园设想的破灭，让王光祈痛心疾首。他后来写道，“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而几个月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开始设想“城市中的新生活”。
中国式工读互助主义
1919年12月4日，在北京《晨报》，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在这篇文章里，王光祈呼吁青年男女行动起来，参加“工读互助团”实践。
早在这一年初夏，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中，王光祈就表达了借鉴西方思想、进行新社会实验的决心。他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如果说，他的“菜园子”更多古代隐士的情怀、有着挥之不去的田园色彩的话，那么，设想破灭后，他开始关注理论、步入市井。他很快拿出了一份答卷：中国式工读互助主义。
工读互助主义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理论基础，以盛行美国的“工读生活”为样板，并糅合了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思想。王光祈说，现在中产子弟都依靠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依赖习惯……为社会之蠹”，而平民子弟生计艰难，“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倘若有一个工读组织，让青年们人人作工、互助读书，不是可以培植出新型的中国人格么？
不仅如此。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供给学费，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实践更有意义，只要有一双手，人人都可以参与……
因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它将“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王光祈说，“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践运动……（它）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他进一步宣称，“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
《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前后，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城市中的新生活”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在王光祈的计划里，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
显而易见，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团员充分就业、收入稳定。
如果说，在《致夏汝诚先生书》中，王光祈还设想，毫无财产、不懂外文的成员，“不妨在外兼任一样轻松的工作，如学校、报馆的劳心工作，送报、卖物的劳力工作……每日费去一二钟的工夫，每月赚上四五元”，那么，在菜园之梦破灭后，就业的艰难已经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决定自谋出路，设立食堂（饭馆）、贩卖杂货、印制信笺、生产墨水……在《工读互助团简章》中，他说，“工作种类暂分九种，一石印、二素菜食堂、三洗衣服、四制浆糊、五印信笺”……
这一切连同房租、家具、机器乃至外聘厨师的薪水，样样都需要垫付资本。王光祈计划，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
经过活动、游说，募款工作之顺利，甚至出乎王光祈自己的意料。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改造旧社会、通往新国家与天下大同，已成为新文化界的普遍梦想；然而，该如何改造旧社会？通往“少年中国”的路途在哪里？所谓“少年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人说得清（详见前文《“第三代人”》）。正因此，“工读互助团”萌芽后，它迅速赢得了众多文化界大人物的支持。
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王光祈就透露说，“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而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罗家伦……纷纷列名发起。蔡元培甚至认为，“（少中）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他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工读互助团的大希望》）……
在这样的期许中，17名发起人分担了一千元开办费的募集，“限本月月底缴齐”；与此同时，发起人陈独秀捐洋三十元、发起人胡适捐洋二十元，即使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李大钊，也捐洋十元……仅仅一个星期，募款就大大逾额，“共收入现洋1041元，票洋254元”。王光祈后来回顾，“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
而在游说、募款期间，各地青年闻风而动。他们有的来信报名，有的直赴北京。他们的年轻身影，渐渐汇成工读互助运动的初潮。
千里来奔
后来，在《工读互助团》一文，王光祈回顾说，“……《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短短半个月时间，报名者已多达几百人。
何止是来信报名？几十年后，在《忆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彬然回顾了自己出走浙江、远赴北京的情形。
傅彬然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他与同学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了《浙江潮》杂志。这一天，在《时事新报》上，他读到了工读互助团征募成员的消息，“引起极大兴趣”。他当即写信给王光祈，“结果居然获得了同意”。
当年年底，轰动一时的“《非孝》事件”发生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令浙江官吏、议员大为震惊，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不久后，北京政府更亲发电文，勒令查禁《浙江新潮》；甚至有传闻说，编辑部27人已全部上了警察厅的黑名单，“就要动手逮捕”。在满城风雨之中，傅彬然与三位同学，施存统、俞秀松以及周伯棣出走浙江，来到北京。
在北京，他们被编入第一小组，“团员十余人”。与此同时，以工读互助团成员的名义，他们开始在北大旁听课程……
又何止傅彬然、施存统？时为上海洋纸行伙计、后来的小说家王鲁彦，贴标语反对老板贩卖日货，“大概被老板发觉了”，就此投奔而来；著名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易群先，因为不满父母的干涉婚姻，“脱离了家庭来参加”；而一个女学生甚至先报名、随即跋涉几千里而来，其路途之曲折辗转，以至第三组联络人冰如极为担心，“一个从来没出过门小姐式的女子……不知道遇了危险没有”（冰如，《第三组的经过》）……
在这样的身影与人流中，1920年年初，工读互助团的两个小组先后成立了。王光祈为此激情满怀，在《工读互助团》一文中，他说，“不到一个月……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他说，“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他并且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若是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将渐渐实现”……
工读互助运动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