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大厦与隔壁电子城合用一个地下车库，老黄常年值守车库出口。他个头矮小，声音嘶哑，每天半斤白酒让他脸膛透红，每天两包白沙烟熏得他小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蜗居的方寸岗亭，永远夹杂着酒和驴肉火烧的味道，桌上、玻璃上永远蒙着一层烟油，像极了路边餐馆。
　　来北京打工前，老黄是个“电信人”。上世纪末是电信辉煌年代，也是老黄人生巅峰時刻。他在湖北老家县城给人装电话，最多时一天装过5部。要是线路超过距离，每超200米别人就得送他一条烟，好酒饭菜更不在话下。老黄说，喝得他爬不动电线杆，烟最多一天拿过10条。我亲历过家家户户装电话的年代，深知爬杆子的多是临时工，乡邻待他们虽客气，但最多也就管顿饭、给包烟。每每我提到“临时工”或质疑“10条烟”，老黄先是一言不发盯着我冷笑，继而拖着沙嗓子比划半天，批评我没见识。
　　我们偶尔也会给老黄烟抽，老黄是个讲究人，散烟他都规制到一个小方盒子里。“最快一周才凑齐一盒。我装电话那会儿，可是一天好几条啊。”说这话时，他通常盯着燃烧着的烟头，先叹气后摇头。我逗他：“你现在去给人装宽带，兴许还能有这待遇。”他眯着眼，似笑非笑，指指面前的停车收费屏，胡乱动两下鼠标，耍赖似地来一句：“这我也懂。”
　　去年底，隔壁电子城倒闭了。开始，老黄跟着我们一起欢欣于难得的清净，说“享了金融危机的福”。但很快，没车去电子城，车库使用不足，物业公司以效益不佳为由降了老黄的工资。在老婆催促下，老黄选择上更长时间的班，但空荡荡的车库、多出来的闲暇让他极不适应，开始抽更多的烟，也开始和更多的人说话。但他动辄重温“10条烟”的辉煌，举手投足也总在暗示他并不是天生的停车场收费员，让大伙儿颇不爽；碰面了，老黄一开腔，我们就来两句热闹话轻轻带过，没等他缓过劲儿来，一脚油走人。
　　冬天去了又来，电子城至今没重新开张，老黄也变得沉寂落寞。有一回，我建议他干脆回湖北养老。他听完后一脸的惊诧：“呆在家里眼界太窄，人还是要到外面闯闯。”我瞟了一眼破落的岗亭，下意识来了句“成天待这儿哪来的眼界？”老黄沉默半天，而后幽幽地说：“每天我看着你们进进出出，就想到我以前。”他狠狠吐一口烟，仍然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但时代变化快啊，一下子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只能在这亭子里混口饭吃了。隔壁那电子城，还不说倒就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