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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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会只需要一个共识,就是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人文理念,就是“基本共识”
  
  这是个没有共识的时代。不是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么?但经济如何发展,没共识;社会进步总得有个方向,方向在何方?没共识;政治改革总得有个路径,路径是什么?没共识。一句话,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共识?没有共识。没有共识,才是被大家认同的共识。这能不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但一个社会需要“这么多”共识吗?我觉得,一个社会只需要一个共识,就是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人文理念,就是“基本共识”。有了基本共识,其他的分歧都不是问题,都是应该存在,也容易妥协的,即便一时达不成共识,也不至于你死我活。一个社会只有缺乏基本共识,才是危险的。
  所有的发达国家,“基本共识”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国家机器对它选择了默认,在公共层面看不到争议了。与此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还在人民是否应该享有宪法权利,是否有权选择他们的政府,是否必须牺牲公正求发展……等基本问题上纠缠,则意味着这个国家还没有找到发展的方向,它不仅在争议中,而且在危险中。
  看起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争议。如果有,多半是“被沉没的声音”,需要下决心去“倾听”才能发现。《人民日报》最近一篇评论就是这个意思。这当然也是基本价值选择带来的。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候,又是一次基本价值选择的机会被“压倒”。“不争论”的口令像战壕里的命令似的紧张地传递,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红线”。
  当然,基本价值之所以基本,就是因为它的无可争议性。如果世上真的有一个大人物掌握的锦囊里,天生藏有一条妙计叫基本价值,那就等他塞给我们就罢了。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不可能。可是,寻找和确认基本价值的过程是不可省略的。没有经过这一课,社会就会自已启动补课程序。封闭了补课的路径,只能增加补课的学费。在一个社会没有确立基本价值之前,就放弃了选择权,就不会有基本共识,社会就可能被抛向不可预测的轨道。
  缺乏基本共识使我们不仅不知道现在的处境,也不相信未来。我们惟一相信的是,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们也不可能构造出令人信服的未来。在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站出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在公众看来也会形迹可疑,如同骗子。
  那么,我们面对一下过去吧。一个民族缺乏面对未来的能力和信心,就会特别纠结于过去。可是,用我们现在的混乱的价值,也无法衡量业已定格的过去。3年前,我一位12岁的外甥在家看古装电视剧,看到“坏人”欺压百姓,他恨恨地说道:看你能得意几时,皇帝马上来了!这就是新时期的文化传递的基本价值:要创造人类的幸福,需要神仙皇帝。
  30年前的历史,在今天的知识精英里,已经被解释得云泥两隔,尖锐对立。6月19日,今年的父亲节,一位“革二代”的“成功人士”,在怀念父亲的帖子里写道:“那一代人的字典中没有贪污与腐败,只有奉献。”这样的话不能不让新生代和稍有现代意识的人们感觉奇怪,因为他们不会要求官员“奉献”,何况“只有”!而是只要求官员“不贪污与腐败”,同时获得法定的报酬。但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实现过吗?这位先生告诉我们,30年前曾经实现过!
  基于这样的认识,今天中国有不少的人们盼望回到“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的因为预感回不去而心生绝望,也有的相信那个时代终于会重新登录而努力不懈。我觉得这一道社会命题,检验了现实价值的混乱。
  从新华书店的出版物来看,那个时代确实“没有贪污与腐败”。到2000年前,《现代汉语词典》对“腐败”的解释,都只是指某种有机物的氧化过程,没有社会政治的含义。也许,“那一代人”中最纯粹的分子,在革命成功之后,“当家做主”,“公私不分”,安享于革命者内部的特权与特供式的共产主义,在论功行赏的革命原则下,确实堪称“没有贪污与腐败”。但是,假如你承认宪政、法治、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好的,值得尊重,你还会那么想吗?
  没有价值共识会派生出无数的混乱,也一定包括对着历史发呆,也一定能从历史的遗产中获取面对现实和创造未来的勇气。我们的“那个年代”在新时代号角中马虎过去了,至今没有受到现代价值观的烛照,而正在现实世界中霉变。
  今天还在现代社会的门槛前进退茫然,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但前进的方向既不明朗,甚至有导致危险的预判,就不如回到“那个年代”。世界上没有一个上进的民族会产生“回到过去”的集体意识,但中国产生了。这是基本价值缺失,和公民意识“被沉没”导致的心理脆弱。
  至于过去“那个年代”到底有多好,不是问题。就算它好得不得了,对一个自信的民族来说,它都不应比未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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