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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一支笔”李曰垓
艾思奇故居的大门上写着毛泽东给艾思奇的评价“学者、战士、真诚的人”,这八个字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
李曰垓,1881年3月4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性格沉静、聪敏、好思。11岁即通读《资治通鉴》,并对这本史学巨著做出如下评价:此书阐述兴衰之迹、治乱之数,简而详尽,深解其意。1903年,23岁的李曰垓和同乡李根源、张德溶、张德泽、张德洋一起,带着七两纹银,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走了七天,到昆明参加省乡试,未中。他和李根源考取了新开办的云南高等学堂,成为云南高等学堂的第一期学生。来到昆明,李曰垓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开阔。在这里,他师从云南著名学者陈荣昌(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司,即校长),主修陈先生主讲的经史策论,辅修辞章,深得陈的赏识。陈先生说曰垓“能励学”,并对他寄予厚望。这期间,李曰垓还接触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等进步书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并和同学罗佩金等人组织秘密小组,宣传革命思想,树立了匡世救国的民主革命理想。1905年,因成绩优异被校长陈荣昌推荐到京师大学堂深造。当年云南被推荐的考生,只有李曰垓一人被录取,成为京师大学堂这年新开设的经济特科的学生。在京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黄兴、居正、胡汉民等人,阅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倾心于孙中山的论著,接受民主共和的思想,成为留日滇籍学生创办的滇话报社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为柳亚子创立的文学团体“南社”撰写宣传民主思想、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文章,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他的文章势如江河奔腾,气挟风雷。他的书法刚劲俊秀,如剑扫大地。1908年,他从京师大学堂毕业,授举人。1909年,李曰垓被滇督委任为总理永(昌)顺(宁)普(洱)镇沿边学务中书科中书。他取道香港、缅甸回云南。在缅甸仰光遇见了黄兴、吕志伊等人,在黄兴的鼓励下,由族叔李德贤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先后任云南省土民学堂总办、省立蒙自中学监督,在今保山、腾冲等沿边地区开设学堂,兴办边地教育,创办土民学校128所,招收各民族学生近4000人,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人才,启发民智,宣传革命,为沿边地区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曰垓倡导教育平等。他的一副著名书法哲理名联:“除尽无明无等等 观深自在自如如”,至今仍镶嵌在滇西名校腾冲一中的碑廊里。这幅作品不仅体现了他的书法造诣,更体现了他的文学、哲学、佛学修养,还表达了他追求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他参与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并在护国运动中担任护国军秘书长,后任云南军政部次长、民政厅长、第一殖边督办。大学者章太炎曾赠赞誉联:“曾经作色犯大帅,还是昂藏一丈夫”。在云南军政界,李曰垓是一位难得的通才,在文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诗文书法俱佳,著有《天地一庵诗文集》五卷、《汗漫录》三卷、《梓畅书牍》五卷。被章太炎称为“天南一支笔”。
李曰垓对云南建树颇多,护国战争中以掷地有声的言辞和文章而名垂青史。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2月23日,蔡锷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曰垓起草讨袁檄文,并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25日誓师,为出师有名,蔡锷主张用“讨逆”或“讨贼”,李曰垓不同意,他陈述道:“讨袁关系国家存亡,已非一般叛逆可比,而是护卫国家之义举,应以护国立名。”蔡锷听后也赞成此意,于是定“护国”之名,这就是护国军的来历。全国爱国志士对此纷纷响应。
云南护国首义前后所发通告,多由李曰垓撰写。尤其是云南独立后,文函繁多,有关宣告独立的通电、敦促各省举义的通电、声讨袁逆及檄告其罪状的通电、致华侨特述举义情形的通电、致驻外国各公使支持举义的通电、致驻华各外国使领馆的通电,以及各种对内对外通电及文告等,多出自李曰垓的手中。

艾思奇故居展室的墙上题有这样一首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又题注“1949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75年,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的思想威力”。题赠这首诗的马璧教授曾是蒋介石高级顾问,曾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干校系主任。1981年马璧从台湾回到大陆,并于1984年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谈道:“蒋介石的统治在大陆崩溃退至台湾以后,曾不止一次在台湾高层人士会议上总结过经验教训。他曾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说,蒋介石曾将《大众哲学》放在案头常常翻阅,他还推荐蒋经国也要读这本书,在理论总结方面曾经特别地提出让大家学习《大众哲学》。蒋曾经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大众哲学》这块“干烧大饼”在发挥了“雄兵百万”的威力。在学术界,大家把艾思奇称为中国“哲学大众化第一人,思想方法论第一人,哲学教科书编写第一人,大师长期从教第一人”。这“四个第一人”,是对艾思奇对中国哲学大众化的贡献的肯定。
从“天南一支笔”李曰垓到艾思奇的“一卷书雄百万兵”,从中可以找到一种精神的向度,一种绵长而又坚韧的民族精神,一种责任与担当的文脉传承和爱国爱乡、追求进步的精神之光!(责编:王 兵)
(作者是腾冲一中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