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出版了马幼垣先生《水浒论衡》、《水浒二论》新简体本,对于国内对《水浒》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其中《水浒二论》中谈论《宣和遗事》版本的三篇文章颇为引人注目,但也有疏漏可以补订。
　　马先生《〈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胪列的《宣和遗事》旧本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新编宣和遗事》黄丕烈旧藏前后两集本,有跋。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古本宣和遗事》两卷本,卷首有钱允治序。日本京都大学藏修梗山房《新编宣和遗事》四卷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明金陵王氏洛川所刻《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元亨利贞四集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袁无涯录本。
　　《宣和遗事》旧本中,除黄丕烈旧藏本外,罕见且对了解《宣和遗事》版本系统最有作用者,当推清吴郡修梗山房刊本。据笔者所知,此本除马文所据日本京都大学藏本外,海内仅存三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叶德辉旧藏本,北京周绍良先生藏本,西安黄永年先生藏本。周先生晚年又将自藏本赠归黄先生,这样黄先生就藏有两部修梗山房刊本。这两部原书笔者二○○七年十月曾有幸目睹,纸张墨色近似,巾箱黄纸小本四本,周先生原藏为原装且衬页上盖有“故宫注销”的戳记,可知原系清宫中人所读的通俗读物,大概在民国时期被清理出宫。黄先生原藏一九九五年春购自苏州古籍书店(黄先生一九八五年在该店已访得),已改装为金镶玉衬装,其书影已刊布在《清代版刻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一书中。
　　马文对修梗山房《新编宣和遗事》的掌握最为薄弱。只注意到一九八二年四月,周绍良先生发表于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编《水浒争鸣》第一辑的《修梗山房梓〈宣和遗事〉跋》(言修梗本甚罕见,内证黄跋本非宋刻)。未注意五十年前,张政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十本撰文《讲史与咏史诗》中已据史语所修梗山房本,定《宣和遗事》为平话,而修梗山房本卷四之末尾之“新镌平话”可证其说正确。更未注意到黄永年先生刊于《古籍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的《记修梗山房本〈宣和遗事〉》一文。 此文虽为三千余字的文言跋语,却胜意迭出。
　　黄先生曾获台湾“中央图书馆”惠赠的黄丕烈旧藏、明金陵王氏洛川本复印全本,“取以与修梗本对勘,知黄跋两卷本尚存旧式,修梗四卷本之所从出者次之,而王氏洛川四集本最为晚出”。并列举内证三条:其一,此修梗四卷本、王氏四集本之卷一卷三开端均有“诗曰”云云七律一首,卷二卷四则无,足见《宣和遗事》止两卷本作前后集。四卷四集则后来所再分,复未于分出之卷二卷四开端各补七律耳。其二,修梗本每卷之前均有目录,取与两卷本目录比对亦无甚出入,盖此目录原为正文上方图画中之小标目,如今传元刊《全相平话》诸种之所为,后来刊刻削去图画,画中小标目遂转被抄成卷前之目录有如今式,故其琐屑颇异于明清章回小说之回目,乃王氏四集本并此目录亦从简删去不刻,与前后集两卷初本有图画之关系益为疏远。其三,修梗四卷本以“宣和二年金国遣使”云云,王氏四集本或以如此则卷二叶数过多,乃割“宣和二年”以下至宋江杀阎婆惜事并入元集,初未顾及纪事之割裂与否。凡此皆王氏四集本不及修梗之处。黄先生跋文还断定:“至王氏四集本审其字体,当刊于明嘉靖隆庆之际。前后集两卷本则是元建阳坊刻。又此三本之形成如上推断固有先后,却并非作一线式之递相传刻,故文字自多有异同。校勘之事,当俟诸他日。”如此一来,《宣和遗事》版本流传系统昭然若揭。
　　马文称修梗山房刊本为“清道光吴郡修梗山房刊本”恐非。黄先生有云:“试检书内清帝名讳,宣宗宁之宁尚未缺笔或改写,知必在道光之前惟仁宗琰之琰字无有,是嘉庆抑乾隆未可凿定。兹姑拟在乾嘉之间,与叶跋所云乾隆之末尚不相远。”(叶德辉跋文,见《园读书志》卷六)又马文注释2:“早在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已刊行黎烈民(一九○四—— 一九七二年)整理出来的标点本,以后重印者屡(包括该馆迁台以后)”中的“黎烈民”当做“黎烈文”,黄先生跋文亦指出:“其标点亦多讹误,恐不足用也。”马先生《水浒二论》“三联版”自序亦说:“除了零星题目外,与《水浒》有关之事仅余一项是我全力承担的,即校注《宣和遗事》,此书不仅关系《水浒传》传统的源流,更是企图理解早期讲史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本文补论,如能为《宣和遗事》校注起到一点作用,则欣幸无已。